新年伊始，人們總愛談新變化。
兩星期前，在學校的學生飯堂遇到馬國明老師。由街頭巷尾看出香港天地眾生的他，慨嘆如今「捍衛香港」盛行，抵抗外敵的族群情緒高漲，可是，香港本身有甚麼值得捍衛，該保存甚麼，去除甚麼，似乎沒有甚麼爭論，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這可不是搞點港英神話或中華文化想像便可以解決的。
我同情這種情緒，因為，它源於我們還沒有看清楚想清楚身邊的世界，便已消失，換來的是「無明」的變動與感覺。這就好像年底結業的銅鑼灣利苑，許多人把懷緬之情投往這家粥粉麵店。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父親完全不明所以，何以市民有如此激情，不就是一家尋常且食物並不出眾的店嗎？本土之情激越，在內地旅客與本土消費主義狂颷的銅鑼灣裡，我們又有何空間去認真思索本土呢？許多人覺得，只好暫借此店的最後時光，寄託頓失所依之情。認真思索的確困難，也逆當今高舉旗幟的潮流。但是，只要是腳踏實地經營本土生活與文化的人，從來都知道旗幟不是靈丹，需要的是認真思索眼前一切再作行動。困難又怎會都是外人帶來？敵人又怎會都在家門之外？
農曆年期間，寫了一篇關於香港紀錄片的報導。香港獨立紀錄片雖為產業中人看不起，但仍然生生不息，而且，往往是青年人表達實踐之道，更是許多本土得很卻又不被重視的關懷所在。不幸的是，香港的官方政策不只提供不了良好環境，讓有心人細心審視我們四周，化成影像跟公眾分享，相反，還設起重重障礙。例如，香港莫名奇妙地出現不少三級紀錄片。許多這類紀錄片的公映，雖不算是城中盛事，卻是打破陳規陋習的公眾教育事業，也是年青創作人跟公眾交流、辯論及傳承的地方。可是，三級標誌卻把青少年觀眾拒諸門外。革除本土文化制度中的官僚習氣與保守文化，實在路遙漫漫。
至於環境問題，單是玻璃器皿一個環節，已是千瘡百孔。整個城市的垃圾分類、循環回收系統，簡直千瘡百孔，百廢待興。香港環境問題其實可以放在一個較大的脈絡去理解。香港人抱怨旅遊太旺，超量內地遊客及消費者湧港，造成城市各種問題。問題的根本不是族群問題，而是同時發生在中國大陸及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它除了造成階級剝削及不平等之外，也破壞人文及自然生態。除了政治，經濟上兩地也是命運共同體，只是表現不一。中國的消費力及需求（或國內稱之為內需）急速膨脹，制度及法規遠遠追不上，越出國境；同時，香港在服務及金融業上的定位及就業結構（不要忘記賺得盤滿缽滿的也是港商），加上兩地簽證放寬，除了內地資本湧港外，也吸引大陸的消費活動湧入小城。這兩大因素是近日不少亂象的基本因素，前者我們有心無力，但後者我們絕不能說無能為力。
何以種種怨氣無法導往改變香港經濟及就業結構的訴求？何以本地的環保需求（社會需求）沒有化為環保產業及就業的發展（目前只佔1%左右的就業人口）？這些都值得我們思考。牽一髮動全身，香港經濟結構若能變，當然需要觸動既得利益，包括所謂「地產霸權」。削弱地產資本利益的獨霸，也是香港長遠社會改革的目標。
要讓進步的政策及實踐發生，當然需要民主政治改革，抵抗北京的無理干擾。社會改革、政治改革與實踐自治，都是長遠而持續的工作，需要細水長流的公民社會運動與建設，而不能單靠急風驟雨，一刀切式的防堵。例如，「零雙非」之後，我們是否便不需要討論香港人口問題？奶粉荒後，我們更需討論政府在支援幼兒、母親及家庭的角色。一個本土社會的發展，需要更多年青人，不管是本地出生還是外來的。同時，他們也需要更好的生活，包括良好的自然及人文環境。
立根香港，不必然排外，而應導向更深的思索與耕耘。有人說，蛇年主變。香港本土意識不是太多或太少，關鍵是能否由本土出發，變出一股具自我更新及改革力量的力量，而非沉溺於族群情緒與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