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佔領中環──談談民主說說暴力

論佔領中環──談談民主說說暴力

文︰雞

前言
近月,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各媒體數次提出佔領中環的構想,希望在有足夠討論和事前準備下,包括學者提出普選方案、討論會、方案投票和堵路演習等,繼而動員一萬人持續堵路,逼使政府履行2017普選的承諾。戴提出的抗爭圖譜跳出了慣常泛民抗爭的框架,構思和闡述所花的心力必不少。其精神值得嘉許的同時,佔領中環的視野存在不少侷限,礙於篇幅,這裡只能處理較重要的幾點。主要來說,我們支持普選,但無法認同對其過份憧憬,使背後的矛盾和問題隱沒,另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信條亦不足以令運動持續,細節將於下文交代。

先於一切的真普選
戴強調,佔領中環的目標是單一的──逼使政府落實合符國際社會準則的普選,包括選民享有相同票數、票值和合理的參選限制。何謂合理,甚麼樣的普選才是「真普選」還未在有關論述裡詳細闡明。[1]雖沒有明言,但戴將眼光聚焦在普選一點上,我們不難推想,在戴心目中,普選先於其他民生社會問題──若普選得到落實,其他問題將能妥善處理──若非迎刃而解。

(一)自由主義框架的限制
戴的想法路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套路──政治民主,體現在議會和特首的雙普選,統攝其他社會問題。有了雙普選、一人一票政治平等的機制,大眾便可透過選票選出代表,進入議會代表自己發聲,藉以表達自己對政策的意見和立場;再不然便行動升級,遊行示威讓意見傳到議會。在香港的處境,地產霸權、領匯問題以至中港矛盾,似乎都可望由普選劃上句號。

無可否認,政治平等有其價值。比起獨裁國家,政治平等得到保障的地方的元首,絕不敢公然拂逆國民的意願,基本的政治權利也受保護。但在高舉普選的價值時,容我們強調,普選有不少致命的侷限,只能為社會帶來小修小補,難以真正解決上述社會問題。

在左翼的分析,經濟和政治緊密扣連,即使有普選,仍不能繞過經濟差距談真正的平等(起碼在制訂政策上)。在通過政策時,議會代表和特首並不全然代表民眾,因為在競選時,資本家往往鉅額支助競選,政黨或地方元首不得不看他們的面色;遇上與資本有極大沖突的政策,左右政策制訂就更明顯。可見資本家如李嘉誠的影響力遠非受一張選票所限──經濟上的不平等也意味誠哥有更多資源和土壤發表意見,發揮影響力,如媒體大篇幅報導,甚至直接買斷媒體擁有權,以宣傳工具操控輿論。在議會外,利貧抒困、不利資本的政策將通過時,更可透過資本外流,威脅政黨放棄政策。凡此種種,皆非手持一票的普羅大眾可以企及。

看看外國的例子,代議民主的侷限便昭然若揭。

民主發展在英美兩國成熟,但經濟格局沒有重大改變,民生問題仍沒保證。在美國,國家醫療保險長期牟利,保險公司扭盡六壬拒受保人於門外。克林頓時代,曾推動醫療改革,希望全民受保障,減低就醫成本,惟既得利益者勢力龐大,醫改方案被議會否決,胎死腹中。又如英國,倫敦舊區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透過重建打造市區豪宅,令低下階層無法承擔租金,變相被逼遷,與香港景況相似。

由是觀之,缺少較均等的財富分配,代議民主只徒具形式。資本主義代議民主仍受大資本約束。把經濟問題如地產霸權,簡化為單單對小圈子選舉、功能組別,甚至個別官或商的責難,是見樹不見林,漠視更宏觀的結構性問題。戴自由主義的分析框架無法回應問題的根源,可以預期普選的政治改革不會為傾斜商界的大格局帶來震盪,貧窮懸殊依舊嚴重。

讀者或許會覺得,既然左翼認同普選將扭轉多年政治不平等的局面,帶來哪怕再少的改變,那麼直接參與佔領中環不就行嗎?其他問題等爭取到普選後再算吧。但事實是,群眾對運動的認受性以及連帶的群眾動員能力,將因錯誤的分析框架而受限制,詳見下節。

(二)伴隨的動員問題
缺乏上述的政經分析,易於鐵板一塊地理解群眾,掩蓋群眾和運動的差距,限制連結的可能。

佔領中環對參與者的要求很高:需撥出時間參加討論會,選出最佳的普選方案,最重要的是持續堵路。倘若無意針對普選解決貧富差距來動員,就觸及不了基層民眾日常生活養家餬口最急切的需要和壓逼,運動與他們便距離十分遙遠──即使他們真的認同普選的價值,也很可能因覺得不太切身,不願意付出參與的代價。更差的情況是覺得事不關己。

再進一步,佔領中環需要持續性,要一般打工仔如戴所言──各自申請假期,行輪換制,你在一三五當值,我在二四六──無疑是妄想。[2]對大部分人,一星期可以請三日假的職業根本不存在。面對生活的壓逼,要參與者為了民主運動豁出去,冒犧牲工作的險,似乎不太現實。動員能力受限,一萬人的目標不可期。

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多單日進行,與工作不衝突。佔領中環對持續性的要求,或曰難處,引伸出來的,恰是工作場所作為參與運動單位的可能。運動牽頭者可考慮連結不同公司或組織的員工。與經濟罷工一樣,佔領中環般的大型政治罷工直接損害資本的利益,後者更直面工作纏身問題。但透過足夠多的人和工會支持,公司秋後算帳機會減低,參與運動的門檻亦相對降低。[3]

和平理性非暴力
對戴而言,香港民主運動看不到曙光,北京兌現普選承諾機會渺。為港人爭取普選,必需行動升級,以一定人數參與堵路,佔領中環,以獲取談判桌上的籌碼。以法律為專業的戴對堵路作為違法行為予以肯定,認為以違反不義的法律達到公義,絕對符合法治,相反守法只會淪為不公義的幫兇。[4]

行動升級同時,佔領中環仍高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幟──認為堵路者也好,警方也好,一旦採取暴力手段,將得失大眾,無法感召人們為自己站台。為此,參與者事前需參加會議,簽同意和平抗爭的誓言書,保證不生事;堵路前知會車輛有關佔領行動,讓它們繞道而行;警方拘捕需乖乖合作;行動完結便集體到警署自首,承認和負起公民抗命的罪行及代價。[5]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討論往往具爭議性。因現實的複雜,我們很難單純地提出一套原則,然後放諸天下皆準,故必需回到行使暴力的脈絡和實際場景,才能談論暴力的正當性,甚至必要性。

(一)暴力在佔領中環的必要
基於佔領中環的性質,戴心目中對暴力的想像遠不足以達成目標。反國教行動佔領政府總部時,只在劃定的示威區聚集,該處搖身一變成為公民廣場,供人討論,載歌載舞而不會有車輛熙來攘往。反觀佔領中環,堵塞交通要道,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直接阻礙社會和資本的正常運作,是對現行秩序和資本更直接的對抗。可以預想,因對抗性提高,警方的警戒程度也相應提高。在堵路確實影響社會運作的情形,警方大可以維持香港和諧繁榮穩定的說辭,先清場,令中環交通回歸「正常」,後決定是否起訴,或起訴誰。戴的想像中,一萬人足使警方退縮,放棄清場,但若警方真的清場,簽過誓言書的群眾仍需乖乖就範和配合,大家只得默然接受運動的落幕。清場牽涉的人力物力未必太大,只是所花時間稍長,難以想像警方會不稍作嘗試,籌備多時的運動就此壽終正寢也未免兒戲。

也許反國教運動給予戴美麗的幻想,覺得警察會袖手旁觀,任由示威者堵路而不阻撓。由古到今,警察機關總為當權者服務,絕非中立。雖說法律保障了最基本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只要到了緊要關頭,如長期堵路般,撼動了特權階級的利益,警察將冒失去(警察和政府的)正當性的險,想盡方法阻礙,哪管你示威抗爭的原因,哪管你有多和平,當然原因會包裝成中立的維持社會秩序。法治對抗爭者的壓逼也不容忽視。回想以往人數不多的堵路行動,警方秋後算帳起訴示威者時,法律對威嚇示威者的作用和實際的制裁,也時刻鞏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地位。

弄清警察的角色後,便需重估該行使何等程度的暴力,令堵路得以持續。除了人數多寡的籌碼外,難道沒有令我方勝算増加的方法?承接清場的討論,如果場都被清掉,感召再多人的作用是甚麼?清場的博奕中,警方清場代價不大情況下,堅守非暴力、接受拘捕,實看不到運動的出路。在佔領中環的實際操作上,起碼需要有組織的拒捕來抵抗警方清場,才能持續堵路,發揮向政府施壓的作用。至於警察出動催淚彈和防暴隊該如何應對,都離戴的抗爭想像太遠,統統是後話。

(二)和平抗爭背後的暴力
即使耳熟能詳的成功大規模和平抗爭,如甘地和印度獨立運動、跟馬丁路德金和美國民權運動,都不如大家所想和平。

印度獨立運動中,甘地只代表其中一個面向,其他抗爭,如罷工,使火車脫軌,武裝攻擊警察局等常在和平的論述中被消音。二次大戰時,英屬皇家印度海軍兵變,企圖站在日本一方,攻擊英國,激起另一波抗爭的漣漪,包括暴動和三十萬人的大罷工。最後,兵變規模擴展至20000個船員,78艘船和20個岸上設施。兵變翌年,印度成功爭取獨立。雖然甘地譴責此等抗爭方式,但它們對戰時內憂外患的英國施予極大壓力,在印度獨立運動起重要、甚至關鍵作用。[6]

美國民權運動的情況有點不同。面對南方的白人反種族融勢力和三K黨,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主張,主要為了說服美國聯邦政府以具組織性的暴力介入,而非單純的道德訴求。惜1964年美國禁止歧視的《民權法案》通過後,聯邦政府保護仍不足,黑人深受殘暴的種族主義者威脅。當非暴力無法推進運動和逼使政府干預更多,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on Committee,SNCC)──民權運動中心組織──便決定武裝自衛。事實上,民權分子在武裝自衛的城鎮,往往安全得多。[7]

這裡無意渲染暴力,也不是說為了對抗警方,群眾要武裝或勇武反抗云云。我們想重申的是,為了達到運動的目的,面對來自警方不同程度的打壓和阻撓,參與者必需考慮警方的部署,行必要之暴力令運動繼續前進。追溯過往十多年的抗爭史,對「暴力」的界線正逐漸擴大──推鐵馬在以前根本不能被想像,到現在,戴又肯定堵路作為抗爭手段,實在無必要於此際作繭自縛。退一步,撇開擴闊在特定情況下對非暴力的想像,兩個運動與香港有天淵之別。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之所以擁有極強號召力,發起大規模的和平抗爭,不能跳離上百年的殖民地史和奴隸制脈絡空談。因此,抽空地將當中和平的概念跟和平抗爭的影響力放到香港的處境,並不公允。

結語
作為創新的抗爭想像,佔領中環值得斟酌的地方很多。選取討論單一目標和暴力作評論主軸的原因是,我們與戴的想法在這裡分歧最大──缺少了適當的政經分析,繼續下去將鞏固大眾政治民主至上的想法,忽視經濟因素對運動的走向,乃至社會運作上的影響力;反過來說,佔領中環現在難以透過工作場所連結大眾,擴大群眾基礎,跟以往單一目標的政治抗爭、沒有紮實的工運根基有極大關係。所以我們不能同意繼續以單一議題作招徠,固步自封。起碼,在追求普選時,應同時處理重要的民生問題,如増加福利。至於暴力,堅持現有的界線,堵路無法持續也幾可肯定。

抗爭失敗不是「跌低左就起返身」那麼簡單,伴隨而來的士氣低沉,很可能打擊進一步的行動。

最後,左翼學會雖無法同意佔領中環的基本取態,但若佔領中環──作為有價值的、非反動的群眾運動──真的成事,我們仍會儘量參與運動的。

[1]<「佔領中環」行動的目標與時機>,《明報》,2013年2月23日
[2]<佔領中環對談系列﹕激情回歸理性重整人心的社運>,《明報》,2013年2月17日
[3]在工會勢力強的地方,設有罷工基金,讓手停口停的工種都得到照顧,但這不是崇尚「自由市場」的香港所能夠比擬的。
[4]<以法達義:公民抗命的炸彈——專訪戴耀廷>,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347
[5]<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2013年1月16日
[6]Robert Bohm, Notes on India, South End Press, 1999, p213
[7]Umoja, 1964: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Nonviolence in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Movement,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