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

二十五歲,為二十五年後作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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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歲,為二十五年後作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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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的確是人生、一個機構、又或一件事件紀念的里程碑;銀禧、金禧、鑽禧、百周年的標誌,之所以為人所重視,就是二十五年作為倍數,一代又一代地層遞上去。或許今天筆者剛滿二十五歲,是個紀錄的機會。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寫過:『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在歷史和記憶之間都有一塊不很明確的過渡區…對個人來說,這塊過渡區係由家庭傳統,一直到嬰兒時代結束,由最老的家解說最早的一幀照片,到(自己的)公共和私人命運互相決定為止。』

碰巧,由長輩對我講述三年零八個月,再到自己懂事並對公共生活產生印象之前的過渡期,剛好有大約五十年分屬兩代香港人的時段。而且,還應強調這是第一次屬於『香港人』的時段。第一段,是祖執輩逃避日軍或內戰戰火南來、石硤尾大火流離失所的年代,他們也就在此定居了;第二段,是父母執輩成長的故事,是香港經濟起飛、本土文化興起的年代,不只在地域上,連生活方式也自成香港人一格。

在『不變』和『轉變』之間

接下來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在預備一次轉變。八四年簽訂聯合聲明,前途在不明朗的氣氛下確定,香港在一兩代中積累經驗和生活方式成為『五十年不變』的對象,但『不變』口號回應着的卻是『轉變』的伏筆。

隨着面臨主權移交,代議政制民主化被放進社會的日程。一九八八年,爭取引入直選的目標年份。在同年底出生的我,半年不久後便被因為八九民運而被家人抱上街頭。對普羅市民來說,六四不只震撼人心,也在改變了整個城市的前途;上街遊行不再是初始的經驗,『民主化』、『立法局直選』、『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成為了我耳聞目染的新聞詞語。此後,代議政制民主化,與及八九六四,就成了現今兩條影響香港人公共生活的主線。我想,這是父執輩從前未曾感受的政治環境。

回想當時,『毋忘六四』下一句是希望能跨越『九七』、有種說法叫『民主抗共』、身邊總有幾個親朋戚友要在啟德機場送別、留下來的也很少對收返香港有全盤信任。最經典是電視《女人四十》蕭芳芳一句對白:『遲下啲解放軍落嚟捉你去黑龍江勞改啊』

我的公共事務的啟蒙,在於放學後的某天。記得電視畫面中瘦削的衛奕信被肥彭取代,『點解港督肥咗變咗?』成了我第一條問的政治問題。情況轉變,不只是港督變了樣子,也不是數年以後『換了支旗』。

與舊日漸行漸遠

當然,距離八十年代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知道香港變了,而且是痛苦的衰落過程。《表姐你好野》鄭裕玲那對對白:『聯合聲明完喇!一國兩制完喇!基本法完喇!』成了網路恥笑現況的連環截圖。零三年七一遊行以後,西環持續干預香港事務;近十年以來接連不斷,原來某位不知那裏來的欽差大臣的所謂基本法原意是如此法力無邊。我長大的時候,為求欺騙港人信任,為求香港人落疊,從沒有一個大陸官員講過,原來『一國兩制、港人自港、高度自治』,是這樣荒樣走板,是這樣卑躬屈膝。

被承諾『五十年不變』的生活方式,似乎大出差錯。應當改變的照樣原封不動,希望留下的卻一去不回。九八年金融風暴,令香港經濟神話破滅,當日仍是小孩的我們這一輩人,或許都不用成人說明,也能夠感到經濟環境和生活條件衝擊。零三年沙士到臨,令安全社會的觀念,不再理所當然。不只是因為對停課而留下深刻印象,而且難以想像,在自以為這樣安全的香港竟然成為疫區。零六年天星碼頭、零七年皇后碼頭被拆、零九一零年反高鐵事件、舊區一個又一個被重建夷平。我們幾乎在觸摸到上一代香港的皮毛後,便被急速換畫;肌理紋路不是修復延續,而是急速切除。

一二年的反國民教育抗爭,更揭示人們的觀念在教育制度之中,是這樣容易被上下其手,被容易清洗轉移。當我輩乃至再年輕一點的朋友參與六四晚會 - 一個曾被視作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是否保有自由的指標。不再只有明目張膽的聲音告訴我們:『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更可以是暗渡陳倉,讓承繼記憶和保持批判都變得後繼無人。

擺脫輾轉困惑的嘗試

然而,在這個轉變的二三十年間,把『不變』的賞望『變好』的祈盼通通消磨掉的似乎是香港自己。人人企盼香港經濟重振,但側重金融的產業、高地價的結構照樣原封不動;人人都不想疫症重臨,但高密度生活環境的隱憂卻越變越厲,揮之不去。

『愛在舊城窄巷』可算是政府一則最可笑的宣傳文字,在發展至上的怪手之下,商場豪宅應該環伺着我們苟延殘喘,談愛奢侈是因為連呼吸都難有位置;赤紅色的國民教育雖被阻擋,但過去至今依然著重應試競逐的教育系統,在未來還是可以輕鬆利用考評把思想導向。甚至,原來這個城市的某種性格,一種沉迷經濟而從中不甚精明的特徵,會成為部分人給自己放棄二十五年燃點燭光的理由。

今時今日,主權移交後的香港面臨第三次政治改革,我們也逐漸明白到,民主除了對抗專政,同時也是爭取一個多元進步社會的途徑,雖不是萬試萬靈,卻是一個開放的渠道嘗試處理現今社會問題,讓這個城市擺脫『不變』的執念,擺脫衰退過程而重獲新生的一個開步。我們不應當把民主當中只有競爭入閘的過程,而當中有社會未來理想的付託。

社會糾結於往日既有的結構,由經濟發展到空間規劃,由大人的生活環境到小孩的學習環境,問題正是我們的城市在形同自殺的過程中造成,像一個執迷不悔的人,在執念於某種單一而落伍方式,又沒有新的想法能夠帶入,結果在牛角尖困局中緣木求魚。

原本,由過渡期到主權移交後,這個轉變應當開展另一個新的時期,超越歷史性的關口。但香港不單無法跨越這個轉變,更比預期有着更長更久的折騰輾轉。直到二十五歲的我,在可見的將來,似乎仍在公共生活中面對這種狀態,民主化如是,社會問題如是。

畢竟,這種輾轉不只痛苦,讓無數市民在時代轉變的生活困頓中過活,也讓香港在空洞再也不知道有甚麼留給以後。想像二零一三年以後再一個二十五年的時間點,二零三八年,應該與二零四七年的日子相去不遠,一國兩制終結抑或延長又應有所定奪。究竟該自信有一個甚麼樣的香港,讓這一輩人承擔,再讓下一代人存續下去,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在二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這個城市最終被要求相信別人開出的期票永遠兌現,之後承諾破產,而又困惑不已;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個城市又一次入直路的民主嘗試,關係未來這個城市能否不再猶豫,這裏的人們能夠如何生活。的確是一個艱難而值得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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