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美國高等法院通過全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七十年代三藩市議員Harvey Milk在議會上就同性戀議題與保守派對疊。
那條Castro Street是同志街頭抗爭、遊行的根據地。當時該區聚居不少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而且他們大多是有學識、懂一技之長、勇於用行動發聲、爭取權利。在藝術界，同性戀者絕非少數，他們不如一般大眾所想的「小眾」，相反，不少同性戀藝術家的作品名留於世，影響過很多後來者，他們甚至老早就看懂世情，敢於表達所想所感。
十六歲的時候，你在做什麼？
十六歲那年，他寫了一個電影劇本，作為同志、單親家庭長大的獨身子，一個關於自己成長的藍本。
十八歲那年，他帶着敏銳的眼睛挑釁觀者的神經，將每段成長織成的糾結幻化成光影故事，鏡頭猶如界刀不經意溜在手割開表皮，血緩緩流淌，痛慢慢入骨。
那陣痛，持續到十九歲，他動手自編自導自演首部自傳式長片——《殺死媽媽》（I killed my mother，2009），不只片名嚇人，他的才華倒也嚇呆了康城，評審們開始將眼尾投向這個年僅二十的o靚仔薩維杜蘭（Dolan Xavier），瞄了一瞄。
接著三年，杜蘭完成了兩部作品《Heartbeats》（2010）和《愈傷愈愛》（Laurence Anyways， 2012），《愈傷愈愛》跳出同志的主題，由法國演員Melvil Poupaud化身為一個愛女人的男人，也是一個愛女人的易服男人，題材更偏鋒探討更多元，杜蘭御用女演員Suzanne Clment演活Fred一角，發揮得淋漓盡致。Fred與Laurence熱戀，性愛和思想交流也合拍，男友Laurence在生日那天忽然對女友Fred公開自己有易服癖好，他有穿女裝的癖好，Laurence希望做自己，做女人。然而Fred繼續愛他，十年各自生活，聚頭時Fred對他的愛依然無減，想到美國作家J.D. Salinger曾寫道：「即使求不得愛，人生還是有意義的。」這句話說穿了是Fred的感受，三小時感覺到愛與痛的邊緣，一段動人、傷心、又剪不斷的愛，無分同性、異性或雙性。電影入圍了康城「一種注目」競賽。
Tom at the Farm
二十四歲那年，杜蘭拍了被影評人視為很具希治閣風格的懸疑片《基密農場》（Tom at the Farm，2013），之前，他只看過希治閣的一部電影《迷魂記》（Vertigo）。是不是有緊張大師的影子，倒不是重點，反見的是導演刻劃人物心理性格一次較一次深邃，將人與人複雜的情感和情慾關係透過物件、無對白的場景，以及一兩句對話透視出來，角色的心理狀況能夠完全轉變。「人的性格對了、對事件的反應對了，劇情自然就開展。」由一個俯瞰鏡頭開始，我們追隨Tom(杜蘭飾演）來到這農莊，那是蒙特利爾（Montral）的偏遠農莊——是他已離世的男友Guillaume久未歸返的家鄉，準備故作其致友跟男友的家人見面，並出席男友的葬禮，事情就發生在這間屋和農場內，男友一家，住有年老情緒不穩的寡婦母親Agathe，還有一位戀母情意結又極度恐同（同時很可能是想抑壓自己有同性戀傾向）的哥哥Francis，看來應當親密的人，卻因為要緊守這段親密關係的秘密，而顯得極其陌生，杜蘭將整間屋調校到零度以下，負溫度令他們更顯疏離。十月，厚衣出籠，荒涼地帶，連電話訊號也收不到，只有收割過的粟米田、沼澤泥路和空廣的乳牛飼養欄，性格孤僻的母子相依為命，Tom不知自己身在險境，漸漸習慣這種農飼生活，也慢慢發現可怕的秘密，逃不出那座粟米田。情感上的傷痛不是都能「走出來」，Tom、Francis和母親Agathe，大概是他們的共同方式與苦痛共存。
整個故事充滿懸念，導演運用符號和象徵的東西巧妙說出Tom 和Francis的曖昧關係，由原來兩張分隔的單人床拼成一張大床，有天兩人在農舍跳起舞來，相當合拍，兩人的情感關係不言而喻。這份愛因何而生？從恐懼一個人到愛上這個人，或者從第一眼的討厭變成緊握着對方而形影不離，這種變化在《基密農場》中展示得相當精彩。
愛，從來都是杜蘭電影的母題——如何愛？在複雜的愛之中，做回自己再愛到底，愛你的母親，愛你已離異的父親、愛你的伴侶、朋友。那麼面對厭惡的又如何？不愛討厭蠻權的學校、被人歧視唾棄辱罵，要忍受？抑或，相信自由意志，自己條路自己揀。在近作《慈母多兇兒》（Mommy，2014），杜蘭似乎看通看透了，君子不器，它呼應五年前的《殺死母親》，傷痛之後，怎樣呢？傷心不一定獨自承受，有時身邊的人可以助一把，五年前杜蘭御用演員Suzanne Clment化身那位困惑少年的老師、救贖少年的聆聽者，她寫給少年的那封信，是慰藉孤獨的人的最佳示範；五年後，Suzanne再次成為杜蘭電影的拯救者，她飾演患有後天患有語言障礙的母親，偶然之下闖進了患有過度活躍症（ADHA）少年Steve和他單親媽媽Diane（Anne Dorval）的生活，他們仨互相依存在苦中度過短暫的快樂時光。「有時愛做不到什麼。」Diane點起菸說。愛之中，Diane說自己從不打仔，而那天她用相框敲兒子的頭又是如何後悔？那幕醫護人員用拳頭制服Steve，Diane阻止他們彷彿要跟他們「死過」，Steve住院期間，他給母親的留言中，可聽見他的成長，最後少年依舊奔向自由。
Diane只管愛，盡力保護兒子，也無力去質疑究竟愛是什麼回事？愛，除了荷爾蒙作祟令人感覺良好之外，哪是怎樣一回事？不光是一句誰都說到的「我愛你」般簡單，當她問自己究竟能夠為對方做到的事，她認為送兒子到醫院是對雙方都是好，「在這些不安定的日子裏還有誰呢？／不隨風擺動，不討好的瓜沉默面對／這個蜂蝶亂飛，花草雜生的世界」她的愛包含着犧牲和忍受，對兒子壓下了「希望」的一注。
KILLED MY MOTHER
杜蘭的電影帶有深深的沉溺，尤其對母親的愛恨猶如陷進淤泥般。「如果有人打我媽，我一定殺死他。但是我又能說出一百個我更愛的人的名字。」少年Hubert說。 《殺死媽媽》嚇壞人的片名吸引到觀眾的眼球，劇終，最後一幕，以超8米厘拍下，Hubert童年跟媽媽追逐嬉戲的溫暖場面，最後一鏡，母子肩並肩望海，和解。靠嚇的片目，其實包裹著母子怨懟愛恨復和解之情，母子關係有時猶如微細玻璃碎，撿不清，理還亂。誰對誰錯誰抱恨，導演釀藏心底的三恨，一恨對同性戀的狹隘理解、二恨光愛不行要行動、三恨人與人之間隔閡，與張愛玲提說的「三恨」異曲同工。
二十五歲時，你在想什麼？
二十五歲，薩維杜蘭憑《慈母多兇兒》摘下2014年康城影展評審獎，成為最年輕獲此獎的導演，他站在台上說了這番話：「I guess these are the notes from all the years in this crazy business.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despite people who are entitled to their own taste and will dislike what you do, and some who will dislike who you are, let’s hold on to our dreams because together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needs to be changed. Touching people, making them cry, making them laugh, can change their minds. And changing minds, changes lives slowly, and changing lives means changing the world. Not only politicians and scientists can change it, but artists as well. They’ve been doing it forever. There is no limits to our ambition except the one we build for ourselves and the one people will build for us.」大概意思：「我想為屬於我們這一代的人說幾句話。每個人都擁有捍衛自身品味的權利，一定會有某些堅持己見的人討厭你的本質、否定你的所作所為，但請堅持住夢想，只要我們團結，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而這世界是需要改變。只要我們勇敢作夢和努力實踐、永不放棄，任何事都有可能。」
Laurence Anyways
不怕被人討厭，做導演或多或少要附帶這種DNA，你無法贏得所有觀眾的認同，如果拍的題材敏感，觸動到不少人的神經，無可避免要承受被人指罵抨擊的後果，所以我欣賞導演Gus Van Sant的勇氣，他拍自己成長的地方，對準那群活在邊緣的人，又從自身同性戀身分出發，拍成《Milk》，關於七十年代三藩市帶領同志運動的傳奇人物Harvey Milk，導演這種心志和勇氣很不簡單，透過電影檢視歷史，表達「小眾」的聲音，對一位同志導演而言意義深長。看見杜蘭的作品，教人想起Gus Van Sant，不是指他們電影的風格，而是那份精神，一種電影哲學。杜蘭作品某些鏡頭運用慢鏡（slow-motion）、超大特寫，音樂與場面調度漸漸構成了杜蘭式的美學，慢鏡拍攝人物背著鏡頭行走，背景音樂有時是簡單鋼琴，有時是強勁的搖滾和電子音樂；有時是兩人激辯，有時對鏡獨白。相信藝術有改變世界的功能，所以兩位導演專注拍關於同性戀、成長教育、社區等題材，藉電影帶出某些信息，「現況不應如此，現實是可以改變的。」
杜蘭喜歡引用文學作家的話語置放在作品裏，有時他會用上自己寫的句子，角色以書信形式來傳達，那份美感和優雅令人以為他是從經典文學借來的。他未有上大學更沒報過文學寫作班，頂多可能像他電影中的男生作文被老師偷偷送去參加比賽，杜蘭中學畢業後，報讀電影課程卻上了一個月便逃學，沒有人能阻撓他做他喜歡的事，就如他自己飾演的角色Hubert。他豐富的文學根底大概是從書本和個人不斷寫作煉就而成。觀察看來不難，難就難在寫下，並轉化到另一個媒介——電影。
五十年代，奇才導演Orson Welles二十六歲那年完成了影響深遠的處女作《大國民》（Citizen Kane）。今天，這位才氣颯颯的年輕作者夠膽當住鏡頭說：「Orson Welles是懶惰。」沒錯，他能夠大嘴巴，才十九歲的他，較Welles年輕幾歲便拍下首作，六年後再憑第五部作品《慈母多惡兒》（Mommy）成為康城影展史上最年輕的得獎導演。
如此年輕已經能這樣表達自己，二十五歲時，你在幹什麼？呆望空白的牆壁？帶著紙筆寫下身邊的所見所想？在某些人眼中杜蘭可能被標籤為廢青、死基佬，但我看到的杜蘭是個萬能青年。做自己，「我係我」，喜歡一事，專注那事，破繭而出，那份力量，無懈可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