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2017年9月18日《明報》
由著名投資者索羅斯創辦、位於匈牙利的中歐大學，在約半年前因為總統推動、國會通過的高等教育法案，或將在下年初停辦。儘管當時在布達佩斯有8萬人遊行指斥總統侵犯學術自由，反對中歐大學「被殺校」，但仍無阻政府以加強規管外資院校為由而立新法。民間反對的理由，是認為政府法案條文刻意針對中歐大學；針對中歐大學的原因，除了因大學學風自由，與愈加封閉的政權產生張力之外，更重要是其創辦人擁有的「開放社會基金」持續資助批判匈國政府的非政府組織，故惹來「殺校之禍」（註1）。
「崇尚自由的知識論」
上星期中歐大學舉行開學禮。在此陰霾底下校長Michael Ignatieff的致辭卻未見消極，反而振奮人心（註2）。面對官方、輿論批評大學靠攏反對派「搞政治」，大學校長如是說：
「儘管我們（大學）鼓勵師生校友做活躍的公民和自由地發表其政治信念，但大學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反對運動或一個非政府組織。我們是一所大學，它是一個自由自主、獨立於政府和捐款者的組織。它由學者和學生組成，旨在尋求真理，增加屬於全世界的寶貴知識……一個開放的社會，不會只有一種視野，否則它只會侵犯『開放』的原則；可是，在開放社會中的不同視野及觀點，總有共同關鍵的元素，就是承載着『崇尚自由的知識論』（epistemology of freedom）：我們所有所需的觀念，既來自批判的辯論，也來自拋棄實驗失敗品的勇氣。」
這「崇尚自由的知識論」，就是深信建立知識需要肯定思想自由，鼓勵兼容並蓄，挑戰既有觀念和前人成果所得。如果社會愈趨一元，等於逐漸自我封閉，消去有勇氣批判和犯錯的能力。對反對中歐大學因「違法」而可能關門的人而言，政府以法律手段間接迫使中歐大學關閉，不單嚴重損害大學學術自由，也削弱高等教育作為促進匈國以至世界思想自由之根基。
校長並無直接回應中歐大學可能關閉的殘酷事實，反而態度從容地點出中歐大學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一個開放的社會，承載着時刻保持懷疑警覺，又充滿熱情的公民：他們懂得區分知識與觀點、事實與謠言、（網絡）『推文』（tweet）與研究結果，以及熱情與合理的判斷。大學每日的工作，就是教曉人們分辨、區分上述事理，將不論是自由或保守的意識形態，透過批判審視，考掘出現實生活的知識……我們是一所持續被審查和承受外在壓力的機構。但這絕不會阻止我們自我批判。我們每天都重新檢視使命，自問是否做到最好。」
對中歐大學來說，它的使命就是培養出能明辨事理的公民，不會盲目接受主流觀點，而會透過嚴謹思辨和研究考據，向社會呈現真相。而中歐大學面對外間壓力的態度，並非「即刻跪低」，而是不卑不亢地三省吾身。畢竟它財政獨立，資源上不受政府限制，只是政府另有籌謀，以法律作為強大武器，逼令中歐大學關閉。
社會進步的主體
一所大學能夠維持其自由自主的學風，固然有「外因」例如政府態度左右；但「內因」也相當重要。大學財政是否獨立？大學領導是否真誠肯定和支持大學教育和知識生產的社會意義？大學領導是否有清晰的優次，堅持思想自由和兼容並蓄的態度面對外間壓力？從Ignatieff的致辭可見，他們辦學的其一要旨，就是培養出能夠批判時弊而非唯唯諾諾的公民，他們才是社會進步的主體。
香港的大學也面對不少外在的審查和輿論壓力。上星期10名大學校長發出聯合聲明，譴責「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強調不支持港獨。誠然，參與聯合聲明者，不少是受政府資助的大學，先天受政治威權制約，學校發展要隨着政府制定的大學撥款遊戲規則而起舞；但這亦解釋不了香港諸大學校長更早時對學生發表政治異見的態度並非如此。例如中大校長沈祖堯高調表態反對港獨，要求學生移除校內相關宣傳品，但他在一年前（2016年9月5日）回應港獨爭議時表明「中大一直堅決捍衛言論和學術自由……大學成員絕對有自由就不同課題進行學術討論」。一年之間的「變念」，究竟是來自「強力部門」壓力，抑或是從來如此，抑或是「真誠悔改」，我們目前不得而知。但香港高等教育界近年受到的政治干預和壓力，其實顯而易見。
面對干預等於要放棄區分事理？
面對政治干預，就等於要放棄區分事理，以不過百字的聲明混淆個別政治立場和保障普遍自由而草草了事嗎？即使反對港獨，難道只能以「違法」作唯一理據，不能以真誠公允的態度去討論、回應校內不同的政治主張？難道大學校長們面對校園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受壓的根本問題，就只能魚目混珠，以「反對港獨」作擋箭牌？承受外間壓力和面臨「殺校」的中歐大學校長作出了捍衛思想自由、大學自主和大學社會使命的論述示範，不知道一直崇尚大學國際地位的香港諸位大學校長會如何想？
註1：可參閱李敏剛〈中歐大學的學術自由之戰〉，2017年4月16日《明報》
註2：www.ceu.edu/node/19557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生、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