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權力與自由的界限

在香港回歸十年的時候,大概沒有人能預期一宗私房親蜜 /密照的網上傳播,竟成為這城市超過半個月的頭條報道。正如一些分析如獨立媒體阿藹的觀察,這件事的一個簡單發展方向是當事人承認遺失了相片,並以民事途徑如私隱條例對相片的流通作出禁制。唯現實的發展卻是以指控相片偽造開始,繼而警方以淫褻 條例將相片從網上清除,並對圖片的上載或懷疑上載者作出拘控。至此,事件成了公共事件。

對今次事件的一個思考方向,是警方有沒有越權或濫權。然而,在此我想提出另一個同樣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公共權力跟市民生活自由的界限在那裡?當中的原則或理據是甚麼?而這些原則或理據的合法性又是否無可非議?為此,柏林的 “積極自由” 與 “消極自由” 說將作為主要參考,選取原因是柏林的兩個自由說是針對 “政治自由” 的,並且關切的正是以上問題。

兩個背景:不被干涉與政府介入
今次事件之引起激烈社會討論,一個背景是網上色情照片的流通從來是普遍的,若把所有色情照片下載,大概可塞滿整個圖書館。照片的下載的一個潛規則是,這屬於私人領域,即使對這些照片不屑的人們,也大多只是以個人道德問題看待。這亦反映了香港市民文化價值的一面,即個人生活是不應被干涉的。艷照門的發生,卻打破了這社會平衡,由於 “疑似” 藝人是萬千青少年甚至兒童的偶像,社會霎時爆發道德恐慌,警方亦從而一再以公眾關注為由高調介人,並一再以非常手段 (替代淫審署的仲裁角色) ,當上 “法官” 宣稱這些是淫照並全力遏止其公開傳播 (以回應社會遏止 “淫風” 的訴求) 。警方的手法,隱含了今次事件的另一個重要背景,就是香港政府自回歸後對市民生活的不斷介入:告訴市民不該吸煙;告訴市民均衡飲食;告訴市民在家中要互相忍讓;告訴市民緊握扶手…

一種法哲學反省
相信大家還記得葉劉淑儀在推銷廿三條立法時,曾以德國的希特勒政權為例,指出即使是民主制的政府,也可以推行很專制的法律,從而對市民要求民主便能限制惡法的言論嗤之以鼻。大概葉劉不知的,是她對西方民主嗤之以鼻早四五十年,西方思想界便對民主為何出現專制的問題提出了各種思考,當中柏林的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說便甚具啟發性。

自由和平等一樣,從來是西方民主發展的核心概念,民主制的一個共同口號,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可是西方民主的實踐,卻一再產生壓制人民自由的專制政權,法國大革命後是更嚴苛的法律;社會主義共產政權違背了追求每個人自由與解放的理想;而納粹作為民選政府更以專制手段把全國人民捲進戰爭機器。當中問題在何處?柏林嘗試從自由的思想史尋找答案。自由的一個重要內涵,是來自穆勒的 “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 即 “liberty from” ,柏林稱之為消極自由。然而穆勒的自由觀不是唯一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 “自我主宰 (或導向) 的自由” “liberty to” ,柏林稱之為積極自由。自我主宰好像是很清楚明白的概念,然而當這個概念是以 “政治自由” 的形式表現,當中意涵便變得豐富與複雜,尤其經過啟蒙運動理性主義思潮的洗禮。一個很能表達啟蒙理性主義的,是孔德的社會科學觀。對孔德而言,只要透過理性知識,我們便能拳握各事物 (包括自然和社會現象) 的定理,就像物理或化學,當中重要的是定律,而不是自由。同理,只要我們知道人的 “本性” ,發現 “政治真理” ,便能理性地規劃人生和社會。在此,自由似是被否定了,但實際,卻是以另一種形式被理解。據此理解,我們大多數人都是無知的,經常被自己的激情、愚昧、偏見、非理性所蒙敝,我們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奴隸。我們若要自由,便要掙脫這些枷鎖,實現 “真我” 。能幫助我們重獲自主的,就是那些擁有理性知識的啟蒙思想家,或用上另一種我們更熟悉的語彙就是專家。

當然,專家不是理性邏輯的唯一形式,另一種同樣重要的形式是法律。尤其經過康德對法律和理性兩者的融匯結合,法律的合法性不再是自然或神授,而是人民向自己發出必須服從的命令。那麼,若你無法自律,法律便必須幫你。可以看到貫穿兩者的,是立法者為了人民的 “自我主宰” 為開端,結果卻是對人民進行強制,把不服從的人說成是不理性的並強迫進行 “教育”。柏林稱之為 “理性專制”。

如何抗衡這種以理性為名的專制?柏林提出多元主義和與之相關對消極自由的保障。就是一方面強調價值的多元,不能把某套價值凌駕於其他價值;另一方面共同思考公共權力的界限,為個人自由劃出一片不容侵犯的空間。若依自由主義傳統,則消極自由的準則應是在不傷害他人自由的情況下,個人不應受限制;還有你享有的自由 (尤其當權者),別人也應該享有。

在此要多說一次,柏林對積極自由的批評著眼點是政治自由,不同於只影響個人“自我主宰” 的自由 ;還有柏林對積極自由亦不是全盤否定,例如他不明言地提及積極自由造就了其時一場偉大的運動 (我懷疑是民族解放運動) ,當中體現的正是價值的相對性。

回到本土思考
從柏林兩個自由說回看香港,可看到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香港警察對艷照門的處理手法,是把相片定為淫褻並進而對其發佈進行禁制。這手法背後是甚麼?就是假設香港市民是無知的,政府才是理性的仲裁者,為了遏止邪惡激情的漫延,政府要以囚禁、懲罰方式 “教導” 市民甚麼才是美好生活,即使網民只是下載,沒有對其他人造成傷害,也要扣押,縱使控以 “懷疑上載” 是多麼荒謬,也要籍此對市民作出教導。而這套家長教小孩的管治思維,基本已成了特區回歸十年的一大特色。不斷以專家名義,大家長姿態告訴 / 誡市民應該怎樣,不應怎樣。

香港政府,你可知何謂尊重市民的自由?吸煙危害健康?只要把患病的風險告訴市民,讓不想吸二手煙的市民有權選擇無煙區或食肆就是了,為何要一刀切式強迫所有食肆遵守?為何要花過千萬絮絮不休叫煙民戒煙?搭小巴若不戴安全帶,若遇上交通意外受傷更嚴重?告訴市民意外風險有多大,告訴大家若真遇上交通意外時保險對兩者保障的分別便夠了,配戴與否由市民決定吧!為何非要罰款不可?專家的職責應是讓市民認識風險,而不是強迫市民怎樣過生活。

相片淫褻嗎?中國先賢孔子有云食色性也,西方先哲盧梭也有問,上帝既然給了人性的能力,為何卻不准使用呢?性既作為人生一部份,政府為何要把性污名化?告誡社會這是不雅,這是淫褻?何不讓道德問題留給社會討論?若不想相片流播,何不加強市民對私隱的尊重?尊重私隱跟淫褻告誡的分別,是讓市民在享有自身自由的同時要學會尊重他人的自由!

回看香港社會,從柏林兩個自由論的思考可看到香港社會對自由的討論深有不足。正如龍應台兒子安德烈的一個簡單提問:在德國,禁煙可是要經過多年討論的,為何香港能這麼快實行?而不經過深入的社會討論?是的,香港市民雖總自覺享有高度自由,可是對自由的討論相對西歐國家卻是遠遠落後的,以至在很多關乎香港市民自由被干涉的問題時,社會總是無力招架,在零星的吶喊後又歸於沉寂。歸根究柢,是香港社會欠缺了共同建構一道市民生活不能被干涉的防火牆,未有對公共權力與自由的界限作出足夠的討論和思考。結果是大多數香港人的自由感覺,更大程度是正如柏林所描述的退到 “內心堡壘” ,把 “我不能做的”說成是 “我不想做的” ,從而抹去不自由的挫敗,把無理規範看作和諧。

當然,柏林的兩種自由說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他把貧窮視作限制自由的條件而不是限制自由本身,便曾引起很激烈的討論。只是,作為對自由討論的切入,柏林的兩種自由說是甚有啟發性的,尤其當香港還有十年便有望實行普選特首與立法會,可政府卻又不斷作出拙劣的 “身教” ,如何避免出現 “大多數人的暴政” ?(例如在沒有足夠托兒服務下,將獨留子女於家中刑事化) 有關自由的討論已是非常迫切!

***小記:寫這篇文章的中途,看了電影 “孩子要回家” ,講述澳洲政府如何透過法律手段,從土著媽媽手中強搶混種小孩,送進兒童營,強迫小孩只講英語,學白人禮儀,進行 “同化”。在白人官員,修女眼中,這是為了混種土著小孩的將來。
這就是理性專制很好的說明。專家、法律全披上理性外衣,官員、修女各自做好 “本份”。看時感到鼻酸。

還有一點題外話:

看評論柏林的文章中,劉小楓曾以略帶譏諷口吻說柏林是狐狸(相對於剌蝟),層次上不及施特勞斯那蘇格拉底式,承認我甚麼都不知道,唯對真理作出 “永恆追問” 的哲學深沉。並以價值多元論也不過是一種價值信念而從邏輯上貶低其價值。
我想為柏林說句話。縱使多元論在思辨上及不上施特勞斯說的 “圓潤” ,可是從實踐角度,蘇格拉底式追問更易導向一種否定所有意義而回到只求自在自足的犬儒狀態 (除了少數擁有極堅強信念者如蘇格拉底) ,相對柏林多元說倒能把價值衝突問題,導向一種講求寬容的磨合過程。對此實踐價值是應予重視的。

公共權力的合理性

香港政府就禁煙立法有其合理性.
如果J.S.Mill對自由的定義是正確的(那是Berlin說的消極自由), 那個人在社會中的自由必須要滿足不傷害別人這要求. 在公共地方吸煙的話,吸煙者放出的二手煙是一種傷害別人健康的行為.由於一個人吸煙這行為能影響其他不願吸煙的人,因此立法禁止就是要保障每個人選擇健康的自由(包括吸煙及非吸煙者). 為什麼立法禁煙會是不合理?在香港的社會環境而言,靠非執法者的勸告來讓二手煙的禍害減少是沒有效用的.政府必須成為第三者,以公共權力保障公眾.
不過,本人同意香港就禁煙立法只用了很短的時間. 然而,需要清楚的是,到底這是由於政府強權的問題,還是公民社會失敗的問題?本人不同意隨便用外國的例子引證本地的處理手法有問題.畢竟,文化及地域因素在政治及社會的形成上起了重大的影響.差異與手法之高低不能混淆.

回應小李

是的,我們的行為是很難完全不干涉別人的,你說的二手煙是一例。又或者,當一個人很喜歡吃,好像是私人問題,結果很肥胖,搭巴士的時候佔了兩個座位,或因膽固醇高而更易患上疾病進公共醫院,喜歡吃便好像不再是私人問題。是否也要立例規管呢?
柏林跟傳統自由主義 (如j.s. mill) 的一個不同地方,是他很清楚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劃分已是極度困難,故此他要標榜多元,以期任何以 “理性” 、 “整體利益” 、 “公共秩序” 為名的政治決定都要先經過更詳盡的社會討論,以期盡量平衡各種價值。
故此,這篇文章的題目 “公共權力和自由的界限” 並不是告訴大家界限是甚麼,提出是讓大家為界限的問題作更深入思考,更要告訴政府,不要以為為政策提出了 “理據” 便能強制推行,因為還有很多社會價值是未被考慮的。

有問為何筆調悲觀,

難道不見數場示威嗎?
1. 幾次示威的一個重要 “盟友” 是 “蘋果” ,但蘋果的理論框架是海耶克,立場是共和黨 (侵伊期間簡直是 “黨報”)。以這樣的媒體作為爭取民主的夥伴是危險的。
2. 社會的防火牆是甚麼? 就是社會對公民權利不能被侵犯的一個共識。在今次事件,龜縮的除了陳冠希,還有公民黨。甚麼公民意識?公民權利?香港甚至比不上內地,至少那裡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維權律師。香港卻有對身旁講手機時說粗話青年,便要找警察拘控的譚香文。
3. 還有一個不想說的,就是連獨立媒體編輯,亦覺這樣的討論不甚重要。

那敢那敢

阿丙哥所言甚是, 只是我最近實在太忙, 只能留一些嬉皮笑臉的留言, 未有心思仔細思考. 隱若覺得香港正在發展一種有特色的和諧政治, 同志戀人, 淫審, 艷照門等等...而泛民亦某程度上成為共謀.

想起汪暉與 "讀書"

汪暉九十年代中任讀書編輯,被批評揀選的文章讓人看不懂。汪的回應大意,是文章的陌生感能讓讀者思考一些向來被社會忽略的視角,對社會思考問題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我的文章提及了很多對香港人很陌生的概念,法哲學反省,積極和消極自由,理性專制,自由概念的思想史和一堆哲學家名字。我想,這樣的文章對很多人而言是很陌生的。
即使是泛民,在以上概念觀照下有時是反民主,反自由的。
我個人對獨立媒體有種期望,就是倍加珍惜這些陌生的東西。
即使這些東西對點擊率沒有正面功用,甚至反效果。

回應『回應小李』

一個人的肥胖很少會影嚮他人建康吧?

亦要分清是因政治要控制市民;還是民意提出要管.電台管制與吸煙管制有不同罷?

回應韋言

肥胖例子是為了說明即使很私人的行為亦會影他人,影的不一定是指健康問題。
有關法律合法性問題,依柏林角度,法律即使有民意基礎也可能導致專制。原因是他指出在古希臘時代,民主討論的常見議題是打不打仗,結果整個決策過程是較簡單的。
可到了現代社會,政治要處理的問題已是極為專門與複雜,一般市民不可能涉臘這麼多知識,結果是即使由人民選出政府,最後制訂各樣政策的也是專家,結果同樣可能出現理性專制。

繼續艷照門笑話

*** 奇拿發聲明,指自己從無挑戰香港警方意圖。他不過是哲學家羅素的門徒,相信性教育問題不應以逃避方式面對,因為逃避不能減少青少年的好奇,結果是長期的燥動不安,不利成長。據羅素建議,就讓青少年盡量看吧,待看厭了,明白不外如是,燥動情緒自能紓解,專心學習各種知識。公眾方知奇拿原來是性教育家。
副警務處長回應,挑戰警方的定義是指挑戰所有香港的道德、教育、人權、管治問題。香港已回歸,現在奉行的是有特區特色的警權文化,希望市民不要天真,不要傻。

還有早前幾個一併貼上
*** 政府花巨款宣揚好客之道但成效不彰,私房照卻能短時間內讓全港市民大量結交 “朋友” ,為表揚冠希的貢獻,特區將他封為 “朋友大使”。
*** 冠希在艷照門後退出娛樂圈,改為開班講授 “溝女速成法” 。初班 $18,000,中班 $38,000,深造班 $88,000,火速爆滿。除了國內大量青少年到來報名,更有日本旅行社推出 “告別電車男香港五天團” 而捲起訪港熱。曾蔭權在電視滿臉笑容:各位香港市民,香港已成功晉身為亞洲創意產業中心。
*** 近日香港男士人心惶惶,警察在街上察看單身男子,面容猥鎖者控以 “懷疑企圖非禮罪” ,雞巴隆起者控以 “懷疑企圖強姦罪” 。香港男士們在網上發起了聯署,表達對警務署長給市民身心關注深表感激,並對署長及其家人致以最深切問候。

香港政治評論的匱乏

香港流行媒介的政治學者都在沉迷於一些君王論或投票意向調查,而相當缺乏從公共理性出發的一些政治評論,導致我們社會的討論往往流於混亂,這種混亂猶其體現於某些缺乏公共性的修辭的支配地位:現實呀阿爺呀港人聽話呀中央信任呀,等等。

在台灣,由於分裂的族群意識過度高漲,部份島內政治學者寄望發展一些「中立性」強的評論語彙,培育公共理性,七十年代隨John Rawls復活政治哲學當屬首選。

香港有自身的集體失語,我們不曉得從本土的角度談憲政主權之類之類的問題,值得深思!

最近,我也多讀有關政治理論及法理論的書,希望發展類似阿丙你這種評論。

努力!

丫開:續說禁煙

以影響他人健康為由禁煙是站得住腳的,但空氣中直接引起呼吸道疾病的,不只是瘀煙,而且也包括燒煤 (dirty gas) 。禁煙是否也應禁燒煤呢?

回應阿丙

1. 我想是甚麼程度影嚮他人的私人行為才要管. 真要想想這條線怎麼劃.

2. 奇拿不要用羅素做擋箭牌! 網上連免費四仔都有,駛乜要佢登相呀! :p

3. 陳冠希開班授徒, 係咪教人整容同賺錢. 有camera face既有錢仔, 先可以吸引到咁多女明星喎! :p

插咀

小弟雖則在大學都算係唸政治的,但一直都對不少政治學的觀念有啲猶豫。比如柏林的兩種自由觀,用來分析香港,與不用之來分析香港,其實多左啲咩,真係很可以討論。政治學自歐洲民族國家興起以來的發展,都頗為傾向治術那一路:選舉、外交、國防、財政等等。arendt、柏林等是少之又少。是故才有那麼多絕望地要做諫官的「學者」,出來扮中立傾倒靜態分析,然後等被招入政府。你話點樣仲可以對政治學認同吖。

記得以前讀積極自由,很多討論都盧騷的general will有關。以積極自己來看general will,能分析出其可能出現的極權危機,但以之來看香港,警察和政府究道有沒有從一種保障香港人的自由的角度或修辭來合理化或闡釋其行動呢?我看就沒太多,反而保守團體說要「保護」兒童或青少年或可勉強歸入此類。如果搏蒙一點黎講,我會話柏林的積極自由是一個批評的概念,多於一個分析的概念。

另一點,係想請教的。阿丙多番強柏林要論述的是「政治自由」而不是「自我主宰的自由」,那麼,如果我們以「積極自由」來談論「自我主宰的自由」時,有甚麼限制或是否另有意義?是同樣適用還是怎樣?

不好意思,其實並不懂柏林,但因睇睇下覺得阿丙開出的討論幾有意思,胡亂插咀。希望這裡真係可以承阿丙貴言,開到真正進步的政治學和法學討論,學院不濟就自己搞!

斷裂

我看香港的情況,有種很強的斷裂感。
政論方面,正如陳景輝說的很工具性分析,柏林稱之為價值的一元化,施特勞斯更稱為去價值化。
社會評論方面,很多後現代式,強調個體觀念解放的分析文章,亦成 social activist 最認同一類。
政治方面,香港政府是現代式的,渴望威權。
傳媒機構方面,除明報算比較中立,大多是以海耶克為基調。
我揀選柏林,大家可視為一種亂石投林,就是為這斷裂的社會狀態帶來一點衝擊。
回阿野,太好了,你是唸政治學的而我不是。海耶克和柏林都是以批評專制知名,40's 的海耶克一招就是全盤私有化,更成為香港報章社評常見論點。60's 的柏林卻能以更超越的眼光看待專制問題,卻不為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垂青,因為觸碰了西方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實在希望政治學出身的你們,能為這等政治哲學課題多作介紹和討論 (當然不一定柏林),為斷裂的香港政治和社會生態帶來縫合與衝擊。
我想為我的 "發爛渣" 致歉,但我實在對社會的斷裂憂心,並太渴望大家一同注意縫補的問題,縫補不等同和諧,相反,各自退縮回自己的陣營才是今天的 "和諧"。

續回阿野

對於積極自由作為個人自我主宰的問題,我想柏林是認同穆勒的主張,就是一個社會的進步,很依賴少數我行我素,突破社會成規的個人。消極自由的意義也就是厚德載物。當中原則大概也應是以不損 (程度可商榷) 他人利益為尺度吧!
這是推想,因為柏林的文筆有點迂迴。這可以是優點,尤其當理論並不是作為一種 "指導",而是作為跟現實對應的一種 "文本互動"。

再來艷照門笑話

*** 處長:早前剝光遊行示威者,被投訴,有乜計呀?
冠希垂著頭:你除光先囉!
處長心頭一氣,沉吟片刻:唔同呀,他們唔願除,是我們迫的。
冠希反反眼皮瞄了一下:人家唔願迫人除,咪即係賤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