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濃
1954年暑假，我從葛量洪師範學院畢業，往當時處於中區炮台徑的教育司署登記求職；部門負責人說元朗十八鄉一家鄉材小學需要人，剛才另一位準老師去看過嫌遠，問我願不願意去。我一口答應。
當時父親失業，我要盡快找到一份教職。一家三口將隨我的工作地點遷居，遠近不是問題。
村校名為聯光學校，設於大棠村的新校址在建築中，當時分別在白沙村及水蕉新圍上課。我被派往水蕉新圍，校址設於一「書室」中，課室兩間，複式授課。
只有兩年
所謂複式，即是同一課室中有兩級學生。教完這邊二年級中文，讓他們做堂上作業，教師又去另一邊教四年級數學，無形中做了雙份工作。幸而這只是臨時措施，新校落成後便有足夠課室應用。
「書室」似乎兼作祠堂之用，供有歷代祖先牌位，牆上更有穿着滿清朝服的先人畫像。上課時他們「環伺於側」，像是監視我們是否盡心教育他們的子弟。
學生不多，每班均有超齡者，分別帶「本地」及「客家」鄉音。衣着樸素，每逢雨天穿木屐上課，取其通爽也免得濕水壞了鞋子。
相反的是，那時認為教師要穿西裝結領帶。我除了師範校褸外從未穿過西服，因此新置了兩套。舉家遷居元朗大馬路後，我每天穿着新西裝騎單車回校上課。
我面對的是我以後數十年教學生涯中最純真的一群學生，那時未有電視，收音機也不是每家都有。教常識課時，我問可有人未到過香港島，竟然有一半學生舉手；沒有搭過電車的更多；幾乎全班沒有坐過登山纜車。
那時我也是個極純真的教師，二十才出頭，看過《愛的教育》，也看過蘇聯片《鄉村女教師》，教學技巧稚嫩，但教好下一代的心卻十分熱切。
願意「充軍」到鄉間教書的教師其實不多，我們那一屆的畢業生適逢教職空缺較少，才有一批「下鄉」。到聯光新校落成後，應徵而來的大多是由私校轉津校的教師，共同的特點是已有多年教齡，其中有屈就的飽學之士，卻也有混飯吃的老油條。
有新校舍的聯光已是大校。一些離島學校全校只有一名教師，校長是他，教師是他，校工也是他。他們在島上賃屋居住，一星期才「出城」一次；遇上打風沒有渡船，他們便得在島上多獃一周。這些偏遠學校學生雖少，但屬普及教育不可缺的一環。而「一腳踢」的教師對學生更具影響力，他的學識和人格，都是學生主要的學習對象。
由於我在文化活動、社會活動領域日漸活躍，生活在當時交通不便的元朗，在時間上消耗很大，我申請官校教職，不久獲得批准，我在村校任教的日子只得兩年。
幾件小事
留在記憶中的，也只得幾件小事。
一個學生在上學途中捉到一條大蜥蜴，放在籐書籃裏回校上課，被同學告發。一位女同事要他把書籃打開來看，那色彩斑斕周身鱗片的尺許長小爬蟲，嚇得她差點尖叫；主任要把蜥蜴沒收，孩子大哭，說是要拿回家給爺爺做補身之用！
水蕉新圍村前有一個魚塘，屬全村公產，要定期清理，先把大魚用網撈上來，那些漏網的便任由村民捕捉。這天學校自動放假，不放假也沒有學生來上課，都到魚塘捉魚去了。老師們也到塘邊參與「盛會」，水已抽得半乾，大人、孩子帶着膠桶和撈魚網在泥潭裏尋寶，興奮而歡樂。我努力從滿臉泥污、笑容燦爛的面孔上辨認誰是我的學生。
有一次父母坐單車尾進村參觀我任教的學校，他們說，一到村口便聽到我講書的聲音。我一向聲音宏亮，加上鄉間環境寧靜，伴着書聲的只有蟬唱。
教署派有視學官員到各校巡視，新界村校亦在他們工作範圍。當時有曾姓視學，督導頗嚴，綽號「非洲和尚」，寓「乞（黑）人憎（僧）」之意。某日忽然出現，說本來想去學校看另一位教師上課，不巧那位教師病了，他便改道來此。他聽課後又看了我批改的作業，想不到竟然慰勉有加，方知傳言之未可盡信。
如今流行的盆菜，也曾嘗過。忘記是什麽慶典，村人圍盆蹲地而食，老師由鄉紳陪同，有桌有椅。但覺盆菜肉食太多，我雖淺嘗，卻也瀉了兩天。
往官校報到的信來得很急，我跟六年級的學生匆匆話別，當天下午就要到荃灣官立下午校去。話沒有說完，已有幾個女生先哭起來，跟着「傳染」給男生。我騎單車出元朗市區時也一直滴着眼淚。
今日的村校或許與五十年代的大有分別，但我相信某些鄉村兒童的特質仍在，他們的學業成績或者較市區的學生稍遜，但他們的質樸可愛卻又絕非城市兒童能及。我甚至這樣想：如果我一直在村校任教，我的得着，我的快樂，也不一定比如今少。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