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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為甚麽要問世貿與我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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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寶強

隨著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迫近,「世貿與我何干」成為了城中熱門的問題,教育界、傳媒、民間團體、政府紛紛為香港人為什麼要關注世貿找出不同的理由:例如嘗試論證世貿對香港經濟、勞工、婦女等的正、負面影響;或訴諸作為國際大都會市民必須要了解世貿(像香港政府官員所說主辦世貿是要「盡國際公民的責任」);或讓中小學生接觸來港示威的農民,將世貿帶來的後果直接引入學校課堂,以刺激學生的思考。「世貿與我何干」這問題人氣急升,既是不同群體嘗試借助世貿作為中介,以推銷它們一貫的理念的結果;也同時反映了世貿的來臨促使不同群體所作出的被動回應。分析「世貿與我何干」這問題為何和如何被提出和回答,會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香港社會的文化政治生態。

世貿與我何干的三種文化政治

提出和嘗試回答「世貿與我何干」這問題的群體,主要包括傳媒、教育機構(如學校、社區中心、教會)和教育工作者、支持世貿的政府和反世貿的非政府組織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與世貿和世貿會議最直接相干的本港商界(特別是從事進出口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和服務業,以及承包部分世貿會議工作和可能會受會議封路措施影響的商舖),「世貿與我何干」是不用問的問題。這些大概十分清楚他們在世貿系統中的利益位置的商界群體,其實並不一定喜歡世貿在港舉行,也不會着意令港人多了解世貿,甚至不在乎香港經濟「整體」是否受世貿條款影響,只願意在他們業務直接相關的領域花費精力:倘他們將可能受到世貿影響,會直接向政府施壓/求助或自尋解決方法。同理,不少將來港參與反世貿示威的群體(例如備受關注的韓國農民),由於世貿對他們影響直接而切身,因此也毋須問「世貿與我何干」。相反,提出這問題的本地群體,未必都有很清晰的意圖,而由於世貿談判與他們自身和其服務對象的利益和興趣不那麼直接和切身,因此需要人為地建構一些「世貿與我何干」的答案。

政府、非政府組織、傳媒和教育界對「世貿與我何干」的一種共通的「答案」,是把世貿條款與香港經濟發展和對勞工的影響扣連,並嘗試指出如果世貿條款與香港經濟和工人物質利益相關,就等於解決了「世貿與我何干」的問題。另一種答案是以抽象的價值信念,例如「自由」或「公平」(貿易)、「要關心世界」、「報導要專業客觀」等為基礎,這些價值信念甚至成為這些群體反客為主的工具,把世貿談判作為鼓吹其價值信念的中介。

在世貿條款和談判對香港大部分社群的影響不是那麼直接和顯然易見的社會脈絡下,提出和嘗試回答「世貿與我何干」,可能會產生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效果。第一種是強化既有的犬儒價值(cynicism),以「交功課」的敷衍心態提出和應付外在的問題;第二種是建基於政府、非政府組織、傳媒和教育界自身興趣和利益的文化政治,其效果往往會強化這些群體既有的專業操作邏輯和道德信念;第三種是接合特定社群的生活脈絡(context),有效回應他們的具體興趣和利益,從而開展各種新的可能性。

交功課式的犬儒政治

世貿的具體條款和對貿易的規管方式,往往並不是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傳媒和教育工作者的興趣所在,也不直接影響他們的利益,但由於工作的關係,這些群體卻必須面對世貿來港的現實,因此他們難以像上述那些商界群體般(不)處理「世貿與我何干」這問題。作為面向公眾的機構僱員,他們需要為服務對象和其他持分者回答「世貿與我何干」,以嘗試確立花時間於與世貿有關的工作並不脫離服務對象和其他持分者的興趣和利益。最明顯的例子是儘管負責的官員可能從不關心世貿,但政府還是要向全港的市民說明「世貿是與市民相干」的,否則花二、三億公帑於世貿會議就會顯得有點無謂。

與政府官員類似,大部分傳媒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恐怕也不太關心和了解什麼是世貿。一位記者朋友指出,香港沒有長期關注世貿這類國際組織的專業記者,在國際版工作的大多只是翻譯外電,因此,香港傳媒派往採訪世貿新聞的記者,主要來自港聞版和保安版。在這種配置之下,負責的記者只得急就章地惡補世貿的ABC,而採訪的焦點自然會集中在會議對香港內部社會(特別是治安)的影響,而非世貿的談判內容和國際影響。同理,要應付世貿來港,對世貿課題不見比記者更感興趣的教師,也只好被迫學習什麼是世貿,再轉「售」予學生。

在這種「交功課」心態下回答「世貿與我何干」,訴諸世貿如何與香港的經濟利益相關,顯然不容易令自己和服務對象「上心」。正如上述,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傳媒和教育工作者之所以要關心世貿,也不是由於世貿談判或條款直接影響他們的物質利益,而更是受工作邏輯的影響。「功課」之於學生只是身外物,交完就「了件事」,這樣的回答方式,自然不會令港人感覺世貿談判真的是「與我相干」,但卻可能會強化凡事都不需認真、只求交差的犬儒心態。

強調專業和道德的文化政治

嘗試建立港人經濟利益與世貿的連繫不能有效地回答「世貿與我何干」的另一原因,是因為「相干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經濟利益(特別是不直接和切身的),也同時受個人的價值信仰所影響。以本地反世貿的群體為例,他們願意付出時間心力於反世貿活動,恐怕並非是由於世貿影響香港經濟或他們的物質利益,而是對平等和公義的執著;記者熱衷於詳細導報或評論世貿,也不是因為世貿談判內容會影響他們的工作前途,更可能是基於一種專業的信念;同理,教師願意花時間於向學生介紹和分析世貿,也可能是尊重工作倫理的結果。

循這角度看,世貿談判內容自然是與這些群體(的專業和道德信念)相干的。問題是,以專業和道德信念來回答「世貿與我何干」這問題,在香港的社會脈絡下,是否會產生一些與教育、傳媒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者所不願意看見的文化政治效果?

以傳媒為例,主要來自港聞版和保安版的本地記者,他們在香港傳媒生態下的專業努力,很有可能是將世貿的議題快速、簡單、有娛樂性、容易消化地傳送給讀者。在這種專業操作下所能產生的文化政治效果,恐怕是鞏固香港非國際化的狹隘視野,重複一些大眾傳媒形塑的刻板形象 -- 示威等於暴力、抗爭等於衝突、世貿等於「正、反」等二元對立的框架,強化以吸引視角興趣為主的報告方式。世貿之於傳媒,無異於「七一」、南亞海嘯、新奧爾良水浸等影象的生產和消費。

教育界也有類似的問題。當世貿成為城中話題的時候,以世貿作為教育的材料,自然無可厚非,問題是如何評估在這一兩個月內討論世貿所可能產生的教育效果。把世貿談判作為時事議題之一,對完全不了解世貿的老師和學生,是否會變成一種資料灌輸?或只是讓學生重複「凡事有正反兩面」的濫調,從而令學生趨向虛無的相對主義,走向犬儒?事實上,對楊利偉訪港、南亞海嘯、紅灣事件作出「凡事有正反兩面」分析之後,還有多少師生會關注太空科技的發展及其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或關心南亞和東南亞的災後重建以至當地各種社會文化問題?或關心紅灣之後的地產商是否能夠更為顧及學生權益和尊重環保?

同理,我們也可以反思,反世貿組織努力地將香港社會弱勢社群面對的問題與世貿和抽象的「全球化」掛鉤,與政府和商界將「整體社會的福利」歸因世貿和抽象的「自由貿易」,除了吊詭地共同吸納了民間的龐大資源和動力於世貿的議題外,還產生了甚麽的文化政治後果?

因應具體社群脈絡提出新的問題

最後一種文化政治,建基的是特定社群的生活脈絡下具體的興趣和利益,從中開展新的可能性。篇幅所限,這裡只以教育界為例。要使提問和解答「世貿與我何干」接合生活在當代香港社會脈絡的老師和學生的興趣和利益,得要了解老師和學生在學校教育面對的局限和可能發展的空間。換句話說,教育工作者在設計世貿教育的過程中,是否可以與學生一起提問「為甚麽要問世貿與我何干」?誰在提出問題和答案?是學生的意願?還是基於老師的興趣或責任?還是傳媒的推動?學生、教師、傳媒(不)想解決甚麽問題?這些問題對老師和學生有甚麼意義?在工作、功課和課外活動過多、時間有限的前提下,老師應如何選取議題才能最有效達致預訂的教育目標(具體是甚麽)?如何討論議題?

在世貿對香港大部分社群的影響不顯然易見的社會脈絡中,在既有的考試升學主導、一對四十的師生比例、老師工作繁忙又缺乏有關知識等制度框架下,如果目標是要讓學生多點關心世貿這類國際組織,並能夠在世貿之後繼續關注它們的運作和影響,怎樣談世貿才會更為有效?可否從經常被認為是與世貿有關的、但同時又成為港人的常識習見的概念出發,例如問甚麽是自由貿易?世貿是否推動自由貿易?知識產權有利自由貿易?自由貿易促進經濟發展?從而探討世貿真正在干甚麽?

但如果目標是更廣義地讓學生增加學習動機、孕育多角度思維和批判思考,可借世貿來港討論一些「有關世貿的討論」如何反映香港社會的性質的問題:例如缺乏專責國際議題的傳媒為什麼需要忽然關心世貿?它們主要關心的世貿議題是什麼?為什麼傳媒會缺乏專職國際議題的記者編輯?會形塑示威等於暴力(甚至恐怖主義)的刻板形象?會集中於以吸引視角興趣為主的報告方式?為什麼香港政府和民間組織以往不大投放資源於世貿的教育?甚至可暫時放下「忽然興起」的世貿,與學生討論另一些建基於他們的生活和受學生關注、又能產生激活思維、啟發多角度思考的議題,是否也是一種選擇?

在世貿期間推出世貿教育自然有順水推舟的好處,但舟將漂往何處也是不能回避的問題。認真思考上述的問題,也許能幫助我們回答在香港的具體社會脈絡下,「世貿與我何干」。

(本文刪節版刊於12月14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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