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健強
朱琦所著《香港美術史》，是去年7月份香港書展時問世的新書。對於關心香港視藝發展的人士來說，此書無疑是2005年最重要的出版物。轉眼我的一本擱在案頭也足有五個月了，卻始終未敢理出一篇評論；說起來，實在是有愧於贈書的三聯書店。
在這幾個月內，本地視藝界 ─ 包括各大藝術機構和院校 ─ 似乎也同樣十分沉默。除了劉建威在他的專欄寫了兩天、梁寶山偶爾於其博客《模達朝暮》裡作些零星投訴之外，我未見有人發表過認真探討的文章。如此荒涼的境況，令人憂慮即使將來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成立之後，情況也未必會有所改善。
我是因為研究本地的攝影歷史，擴而兼涉及香港視藝歷史的。至今自己所著力的時段，仍主要在於二次大戰之前。憑這樣的資格來評論《香港美術史》，難免會有點勉強；但是正如朱琦的老師、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的王伯敏教授在該書的序言中所說：「我們只要掌握材料，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自然可以放筆直書。」(頁二)
二手處理的利弊
《香港美術史》在附錄二「主要參考資料」裡，列舉了三十多種從1908年起出版的香港報紙和雜誌，大部份屬於原材料。然而，稍為翻閱一下書的內容和註解，不難就看出作者所參考的，基本上還是前人所寫的香港和廣東藝術史著作，以及各類的圖冊。
二手處理的做法自然極有好處：已經篩選、節省時間與工夫、經濟、聚焦、高效率。既避免了被雜亂無章的史料搞得歧路亡羊，更可以利用已有的分析、綜合、觀察以至評論作為基礎，發展更進一步的推論。朱琦在短短的四年之內(本書原是他的博士論文)，蒐集了過往牽涉香港視藝歷史的多種論著，並用很有條理和節制的態度加以整頓和編輯，再而建立他對香港視藝歷史各個時段及整體的概括看法。我認為，這是本書最有意義的貢獻。
問題是目前跟香港視藝歷史有關連的著作雖然有一定數目，只是以時代為研究軸心的實在不多，而且分佈情況也很不平均。本書的第二章(1920年代中至1937年)及第四章(1949年至1950代後期)的篇幅頗長，但第五章(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與第九章(1980年代中後期至1990年代)的頁數卻少得可憐，正正顯示了二手處理的缺憾。
朱琦引用的著作，大都是環繞藝術家(如李鐵夫)、團體或畫派(如嶺南派)、或是特定專題(如水彩畫)而寫成的。平情而論，它們的內容並非每本都是十分嚴謹，部份更有類乎小說想像的描述，以至刻意吹噓的水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除非這些著作的涵蓋範圍極廣、數量又多得足以相互參長，否則以之來構築某個時段的視藝面貌，猶如是用破紙皮來蓋房子：基礎稀鬆牆又薄，鑽進裡頭看一看，喔喲喲，到處空空洞洞。
我以第三章「移植期(1937年至1949年)」做個例子。跟別章相若，本章也是先來一段概述，然後再用幾個小節分開討論幾個專題。本章的專題有：漫畫木刻、傳統書畫、嶺南派活動、人間畫會活動、和符羅飛與黃新波的革命美術。概述部份我會在下面再加討論，此處只想指出：這個時期有幾項很主要的發展，在本章裡都等於沒有提及。例如日治期間的本地藝術狀況、戰前已是非常活躍的西方風格畫家(如陳福善、王少陵等)的展覽和活動，以及正在崛興之中、每年都搞大型比賽的藝術攝影等，實在都是不應該缺漏的項目。類似的片面情況，在本書第一、第七、第八和第九章裡，都特別見得嚴峻。
下結論何太急
《香港美術史》的開首是一篇緒論，朱琦先在這裡簡單的說了他對香港視藝歷史的整體看法；部分的觀點，再在後面各章的概述裡重申或作更深入討論。總的來說，他認為：「所謂『香港美術』，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在香港地區逐漸發展起來的，以嶺南特色中華文化為根基，並不斷吸納西方現代藝術造型元素的一種邊緣型區域美術。」(頁八)。
根據他的分析，香港的視藝歷史可以分為萌芽、拓展、移植、自立、現代藝術傳播、成熟和多元發展七個時期。自從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後，最早出現的藝術是商業外銷畫。在二十世紀開初至抗戰前夕，由廣東及上海等地南來的難民帶來了中國的新舊派書畫、漫畫和木刻；留洋返國的藝術家，則將西方的油畫水彩介紹到此間。中共立國之後，香港與大陸逐漸阻隔，加上城市生活日益奠立，於是「在吸收內地、台灣與留學歐美的新移民藝術家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創新精神的本土現代藝術家，發展出東西互補、多元並存的獨特體系。」(頁十)
至於香港藝術的特徵，作者歸納出有三個基本質素，包括藝術形式的多樣性、表現手法的融合性、和題材內容的通俗性。
正如前述，現成的香港視藝歷史資料只是那麼片面，朱琦的立論難免就令人感到有點虛浮不實，而且太安全地貼近了主流論述的粉飾繁華。真的，書中許多的說法，跟香港藝術館那些大而無當的書刊相差不遠。故此，我們與其批評《香港美術史》的論點粗疏欠準，不如坦承當前有關本地藝術歷史的研究嚴重不足，未能夠建立具啟發性和深刻睿智的精闢見解。
要改變眼下的困境當然並非一時三刻可以做到的事，只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裡我首先將《香港美術史》書中提出的兩個關鍵課題稍作整理，希望大家共同進一步思考和討論。
我們真的在進步嗎？
其一是作者認為香港的視覺藝術歷史發展所呈現的，乃是一種由低至高的不斷進步狀態。在書中第十一頁裡，他並且申論這個進化是自然發展的顯彰：「香港美術從二十世紀前期大規模的移植到後期本土化的形成，突變之中仍包含著自然的邏輯。」
姑勿論他的主張是出於對達爾文和馬克思的迷信、政治的需要、抑或是受了那種「香港起初只是個小小的漁村，如今成為了國際繁榮大都會」的說法所影響，我認為都是大有斟酌的餘地。因為香港的人口結構在上世紀七零年代以前變化多端，當中文化人的流動遷徙尤其大規模，加上藝術教育乏善可陳，傳承和累積進發的工作根本難以展開。
不說別的，即以用嶺南為號召的折衷畫派為例：今天香港的嶺南畫派無疑是比開始時普及化了一些，但是若以作品水平而論，則不容易說是超越了第一代的二高一陳，或者第二代的趙少昂和楊善深等前輩。又如去年八月間，香港資深的藝術工作者聞雪姬也發表了一系列名為「攝影人出嚟行」的文章，狠狠地批評了當前的本地攝影和藝術評論，認為都及不上十多二十年前的風光 (見《信報》2005年8月8日、10日和15日) 。
即使我們接受朱琦在《香港美術史》裡的看法，討論香港的視覺藝術也應關注普及流行的設計、漫畫等視覺文化 ─ 他在書中就用了幾頁的篇幅，大加讚揚黃玉郎的連環圖 ─ 這幾年來也有論者相繼提出，香港的流行文化同樣是處於日走下坡的境況(例如陳雲在2004年12月30日及去年1月6日於《信報》發表的兩篇文章)。
在這方面我的看法比較樂觀，覺得香港的藝術文化還是有可以有所作為的。但是一如民主自由，進步絕非得於自然，而是須要由我們主動努力爭取才可達致。放軟手腳等待自然賜給香港藝術嗎哪與鵪鶉，最終自然只有衰敗一途。
本土化？中國化？全球化？
第二個香港視藝歷史的關鍵問題，免不了就是中西藝術交流和藝術本土化。《香港美術史》對於二十世紀從內地移植香港的各個藝術系統，包括清末遺老、革命先驅、傳統國畫派、嶺南折衷派、現代主義者、海派、左翼活動家、新中國移民等等，基本上都做了扼要而具條理的介紹。
至於西方藝術的發展方面，朱琦的交代早期是以畫類為主，其後兼及雕塑和裝置等。他提到了的西洋藝術，有早期的旅行畫家、居港的西人畫會、戰前學習歐美寫實派的歸僑、自學的西畫家、五零年代後期受趙無極和臺灣影響而冒起的現代主義、來港從事藝術教育的外國人、以及留學海外的土生香港藝術家等。
單是如此簡單的綜合，我們都可以看到曾經在香港出現的中國和西方藝術流派，很是蕪雜而不平均。特別是西方藝術，起碼在60年代以前，本地接觸到最新或是頂級的藝術家與作品的機會，其實絕少。正面來說，多種藝術的混雜使香港的藝壇百花齊放、互相參照影響改進；負面去看，二三四流的中西新舊藝術攪在一道，或攻訐謾罵、或各不瞅睬，搞不好還會彼此破壞。檢討過去百多年來的歷史，正負面的效果都不能說沒有發生過。故此，中西藝術在香港並存是一種現實的處境，但這個現實卻絕非一面倒地有利無弊的。
朱琦以林風眠晚年的毛筆彩畫作為《香港美術史》全書的終結，隱喻落葉歸根，呼應著他貫徹強調的「無論形式如何不同，一面連接西方現代藝術，一面通向中國傳統精神的特點不會改變。」(頁十)。吊詭的是，他卻又以70年代之後的本土化和多元化，作為香港藝術的成熟期和最進化的階段。
問題就來了，因為近數十年來香港藝術的趨於本土化，基本上是1949年以來香港跟中國內地分隔開之後發展出來的後遺現象；況且不少在90年代的本土身份藝術作品，更是因為抗拒香港「中國化」而製作的產物。明顯地，中國傳統與本地化是兩種可以發生矛盾的藝術取向。
當然，90年代香港的本土身份藝術風氣，也是受到那時候西方流行的後殖民文化理論所影響。可以說，香港視藝作品最追求本土化的日子，亦是它最為全球化的年月：九七前後，許多這些作品都有在歐美亞澳各洲展出。但是隨著過渡期的結束，基於主動與被動的原因，西方藝術建制對香港藝術作品的興趣由整體轉為少數藝術家；反而內地的城市，以及鄰近的亞洲和澳洲各國，愈來愈多為香港藝術家提供了展出的機會。
這樣的發展趨勢之下，以抗拒中共為意識的本土化作品似乎失去了不少動力，而香港藝術也好像進入了另一段迷惘的狀態：曝光的機會或者不少，卻難以引起或值得本地或海外的觀眾關心。也許，我們需要一些具有寬宏視野的作者群和運動，才能夠將香港的藝術再往前推動上去。
不再寧缺勿濫之後
就我所知，近二十年香港學者被邀請撰寫香港藝術歷史的機緣起碼有二，可惜最終都未能成就。一是80年代後期王伯敏教授主編《中國美術通史》系列時，曾經計劃包括香港的部份；二是1997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兩冊《香港史新編》，負責主編的王賡武教授也曾希望可以有香港藝術史的一章。
從善良的意願去推測，學者沒有寫成香港視藝歷史的原因，是明白現時的研究尚未成熟和充份：與其草草行事，不若留它一塊空白。相近的例子我會想到小思，她研究香港文學歷史如此多年，至今猶未寫成簡明的香港文學通史。這不是疏懶，而是出於一種不肯馬虎輕率的嚴肅學術態度。
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隨著朱琦的《香港美術史》出版，過往採取寧缺勿濫態度的日子已是逝去不復返。除非有更多而且是更佳的著作問世，今後如果有人要討論香港視藝歷史的時候，這本《香港美術史》都會是首先要引述的經典導讀了。
最後一點，本地藝術界有人提過質疑：國內作者怎麼有資格書寫香港的視藝歷史？對此我未能同意：從事歷史研究的人沒理由要分種族國籍，只要是基於對歷史資料的整理分析綜合，有道理有觀點的，我們都應要尊重。不然，我們又憑甚麼去議談別國的藝術和歷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