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沙酮代用／戒毒治療之所以能嚴格落實「只可堂食不可外帶），關鍵在於香港極高的人口密度與相對集中的公立醫療網絡。全港設有18間美沙酮診所，且全年無休，部分更於周末與公眾假期皆正常開放，令患者每日前往的交通與時間成本相對較低。
就成癮醫學而言，由醫護人員直接監察服藥（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似乎確實是確保藥效穩定、杜絕轉售或濫用過量的一般臨床準則，但若將這種依賴高密度診所網絡的特殊範例，生搬硬套到地理大小與城鄉差距截然不同的國家，顯然是脫離了公共衛生的實務現實。
事實上，即使是在推行減害政策多年的加拿大，也絕非任何人都能隨意將美沙酮（或其他替代「毒品」）帶走。患者起初同樣必須在藥劑師的直接監察（daily witnessed ingestion）下每日服藥至少數個月，直到療效穩定且無副作用後，醫療團隊才會以審慎的階梯式試行方式逐步核發外帶劑量（take-home carries）。這正是為了對應該國各省幅員遼闊、病患往返動輒數十公里，以及社區藥房無法天天營業的現實困境，而做的折衷機制，依然屬於高度受控的醫療程序，絕非放任自流。
至於指控沈伯洋利用英文「drug」兼具「藥物」與「毒品」之義來替毒品除罪化，更是對語意脈絡與公共衛生常識的扭曲。中文語境中的「毒品」二字帶有強烈的道德批判與污名化色彩，容易引發未思先判的情緒反射。沈伯洋點出英文並未在詞彙上刻意切割「藥」與「毒」、皆統稱為「drug」，初衷顯然是希望大眾跳脫情緒化的道德恐慌，回歸科學本質去審視物質。
在藥理學與公共衛生層面，不少精神科藥物本就屬於合法受監管的醫療處方，決定其究竟是救治之藥抑或是害人之毒的，向來在於使用的劑量、方法、醫療情境與濫用風險，而非物質名稱自帶的道德標籤。
無論如何，進一步還願沈伯洋文章的論述脈絡，根本無法推導出「無條件除罪化」或「無限制在社區派發毒品」的結論或主張。她在討論政策光譜時，是在「除罪化、管制並予以協助」（B政策）與「探尋成癮社會根源、降低個人動機」（C政策）之間，探討一種中間點方案。他的論述重心明確落在「建立社區中心」（而非具營利誘因的普通藥房）以及「導入專業社工機制」，這正對應了國際公共衛生領域行之有年的「受監督使用中心」（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s）與醫療化的減害策略，即在特定專業場所內，由醫護與社工現場即時監管，提供受控物質與乾淨針具，以儘量阻斷因共用針頭造成的傳染病蔓延、防範過量服用，並藉此建立接觸邊緣成癮者的信任橋樑，進一步引導他們進入戒治體系。
將這套國際公認以挽救生命、控制疾病傳播為導向的醫療減害干預介入，粗暴簡化為「直接除罪化」甚至是「廣發毒品危害社會」，本質上是去脈絡化的稻草人謬誤，亦刻意抹煞了嚴謹醫療監控與毒品黑市氾濫的本質區別，使原本應當理性探討的成癮醫學與公共衛生治理，再次淪為非黑即白的恐慌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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