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個非常有限的範圍和狹義的角度來看，刑事訴訟程序的確具備某種「尋求真相」（truth-seeking）」的功能。
當法官或陪審團裁定被告罪名成立時，這在法律上意味著審裁者在「毫無合理疑點」的高門檻下，確信被告犯罪的事實確實發生過。
然而，這種「尋求真相」的功能要真正發揮，往往建立在一個高度理想化的前提之上。
理想的情景中，所有具證明力的證據都被悉數呈堂，且控辯雙方都毫無保留、不遺餘力地斟酌、爭論每個細微細節，法庭才能依此權威拼湊出最接近事實的全貌。
然而，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訴訟往往其實是一場策略性的博弈。控方或辯方出於訴訟策略、證人心理或時間成本的考量，可能會刻意選擇不爭辯某個論點，或不質詢某位特定的證人。這些策略性的選擇，意味著法庭最終看到的，可能只是雙方基於自身利益篩選與包裝後的「法律事實」，而非客觀的歷史真相。
更深一層來看，法律制度本身就充滿了各種限制。舉例而言，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是由法規和案例嚴格定義，這使得法庭的關注點被窄化在特定的法律元素上，而不會理會行為背後更廣闊的社會或個人背景（儘管在判刑時或會考慮）。
再者，為了彰顯程序正義、防止國家權力過度擴張與濫用，法庭有時必須將一些極具證明力、甚至能直接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拒之門外」（例如透過非法搜查、「打嚇氹」取得的證物或供詞）。在這種情況下，保障制度的正義和象徵意義，顯然被置於「查明歷史真相」之上。
若從更宏觀的法律社會學視角出發，除了少數性質極端（並因此不屬於法庭日常流水線）的嚴重罪行（例如謀殺或強姦）之外，司法各持份者每天面對的大量日常罪行，其訴訟本質與其說是為了查明「誰出於什麼原因做了甚麼」，不如說是為了服務立法機關（或如是普通法罪行，法院）所確立的政策利益。
刑事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是更接近一種社會規管與管理的工具，不論是打擊違例泊車、違反限聚令，還是打擊一般的盜竊與詐騙，其背後的核心邏輯是維持社會運作、實施懲戒、分配資源以及達到阻嚇效果，而非一場純粹追求歷史真相的哲學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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