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能鳴
世界盃已至，大街小巷都籠罩著熱鬧的氣氛。在香港，世界盃一向都被視為充滿嘉年華氣氛的盛事，不論是那個電視台取得轉播權，開賽前的派對節目永遠不會缺少，至於商家更加不會錯過這個生意良機，商場的直播派對、消費優惠、特色精品等......短短一個月世界盃必然會成為家常便飯的話題；然而，在熱鬧狂歡的氣氛背後，你有沒有想過歡呼聲背後遮蓋著的是甚麼聲音？綠茵場上的土地埋藏著甚麼？屹立在球場上的門柱沾染的甚麼？
卡塔爾世界盃背後的真相或者在若於年後的調查才會找到答案，但今天我們至少能夠在44年前的世界盃找到一些啟示。
1978年的重要性
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盃距離現在已經相隔44年，讀者應該會問這個相隔接近半世紀的比賽與今年的卡塔爾世界盃有何關系？答案是其爭議性，今年的卡塔爾世界在賽期選擇、場地安排、人權問題都備受爭議，而1978年的阿根廷的背景就更受爭議。時值70年代的後期、世界開始進入新冷戰階段，以歐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帶領的社會主義陣營持續在世界各地爭奪影響力；南美洲作為世界第四大的洲份自然是兵家必爭之地。阿根廷自1946年胡安．貝隆（Juan Domingo Perón）上任總統後就採取「第三位置」（Third Position）的立場，嘗試在兩大意識型態陣營之間找到平衡。貝隆在第一次總統任期的政策備受妻子伊娃．貝隆（Eva Perón，亦即著名的貝隆夫人）影響，其親勞工的政策使他深受民眾愛戴；但隨著貝隆夫人因子宮頸癌去世，加上貝隆未能應對國內經濟問題，最終導致政權在1955年被軍事政變推翻。自始，阿根廷就進入軍人與文人政府的相互更替的亂局，國內左、右翼勢力間的暴力衝突更令阿根廷陷入內戰邊緣。即使貝隆在1974年結束流亡返回阿根廷再次就任總統，國內的亂局仍然未能平息。同年的7月，貝隆因病逝世，其第三任妻子伊莎貝爾．貝隆接任僅僅兩年就再次被軍事政變推翻，從此阿根廷就踏入「骯髒戰爭」（Dirty War）時期，1978年世界盃亦將會在軍事獨裁的土地上上演。
歡呼與悲鳴
「骯髒戰爭」是指當時執掌阿根廷的軍政府對異見人士的整肅，其中尤以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執政其間最為臭名昭著。自1976年推翻伊莎貝爾．貝隆政府後，魏地拉就對國內採取嚴格的軍事控制，魏地拉對外宣稱的「國家重組進程」（National Reorganization Process）實則是對異見人士展開非法的逮捕、酷刑折磨、殘酷殺害。雖然當年的資訊未如現今的流通，但仍有不少對魏地拉政權不利的消息成功由國內傳向世界，舉辦世界盃無疑是魏地拉政權透過「體育洗白」（Sportswashing）改善國際社會對軍政府印象的機會，如果阿根廷能夠以主辨國身份首奪世界盃冠軍更能夠為軍政府帶來重要的支持；而對於阿根廷國民而言，舉辦世界盃能夠為封閉的社會氣氛帶來喘息機會的同時也能夠令國際社會進一步了解軍政府的真面貌。1978年的世界盃就在籠罩恐懼又夾雜著期待的社會氛圍下進行，比賽的揭幕戰及決賽都在河床主場紀念碑球場（Estadio Monumental）舉行，當阿根廷以主辨國身份登場的一刻，幾乎整個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都能夠聽到球迷的歡呼聲，這亦包括距離球場相隔兩公里、用作驅留異見人仕的海軍士官學校（Escuela Superior de Mecánica de la Armada）；在「骯髒戰爭」期間海軍士官學校是臭名遠播拘留所，很多被帶到士官學校的異見人仕都會受嚴刑迫供甚至殺害，阿根廷當地就有一種說法，當比賽結束，在紀念碑球場就會歡呼聲換來的是陣陣由海軍士官學校傳來的慘叫聲。
死亡航班
綠茵場上的各國精英為世界盃榮譽而奮戰，阿根廷亦一路過關斬將，擊敗各國強手進入決賽；阿根廷的天空亦比平時繁忙，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球迷都蜂擁而至見證歷史一刻，另一方面本地的異見人仕則被迫搭上「死亡航班」（Death Flights）。「要為阿根廷回復穩定，就有一部份人必要被殺。」（As many people as necessary must die in Argentina so that the country will again be secure）這是魏地拉的名言，跟據估計，在「骯髒戰爭」就至少有三萬人被失蹤，屍體數量之多一般的拘留所跟本不足以埋葬，當時的軍政府就採用一種「死亡航班」的處理方法，把異見人仕迷暈並帶上飛機，直接被拋下大海或森林。
血染橫楣
魏地拉的惡行被部份勇敢的新聞從業員報導到國外，國際社會亦引起一鼓盃葛世界盃的浪潮，其中尤以兩位荷蘭藝術家組織的Blood on the Crossbar運動引來最大迴響，他們透過舞台表演、藝術創作等在國內巡回演出爭取民眾的關注，加上當時荷蘭主將告魯夫（Johan Cruyff）拒絕參賽（筆按：當時有人猜測告魯夫是支持盃葛魏地拉政權，但日後他在自傳解釋其實是因為希望保護剛剛經歷綁架危機的家人），令國內曾經引起一場盃葛世界盃的討論；但隨著荷蘭足總打出足球與政治切割的旗幟、表態會遠赴阿根廷作賽， Blood on the Crossbar就只淪為藝術表態，「血染橫楣」也成為世人見證「體育洗白」的教訓。
獨裁者的勝利
哨子聲再次在紀念碑球場響起，1978年世界盃決賽的雙方是東道主阿根廷對上屆的亞軍荷蘭，甘巴斯（Mario Kempes）為主隊上半場先拔頭籌，客隊在下半場由南寧加（Dick Nanninga）追平，法定時間完結前蘭辛布寧（Rob Rensenbrink）的射門撞上門柱，荷蘭與世界盃冠軍再次擦身而過；無人能夠想象如果勝出的是荷蘭，1978年的世界盃還會不會被稱為「獨裁者的世界盃」。大難不死的阿根廷在加時憑著甘巴斯與貝爾東尼（Daniel Bertoni）建功，為阿根廷帶來國家上首個世界盃冠軍。在世界盃前從未踏足球場的魏地拉親手把獎盃頒發予阿根廷球員，勝利就彷彿由獨裁者賜予球迷。「Viva Videla（魏地拉萬歲）！」球場上的歡呼遮蓋了民眾的不滿、士官學校的慘叫聲、五月廣場母親的控訴、血流成河的土地，球場上的勝利就是魏地拉政治上的勝利。
兩隻魔鬼與兩隻天使
當軍政府在福克蘭戰爭失利後倒台，民主政府逐漸追求遲來「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軍政府高層逐一被帶上法庭審訊。「兩隻魔鬼理論（Theory of the Two Demons）」是軍政府成員在法庭上辯解的理由，他們駁斥執政其間需要行使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以獨裁統治來打擊左翼勢力以維持國家穩定。魏地拉的狡辯最終都無法為他洗脫罪名，他被判處終身監禁最終在監獄病逝，但遲來的判決永遠無法改變過去，超過三萬人在「骯髒戰爭」中被消失，1978年世界盃永遠都會被稱為獨裁者的世界盃。回到文章開初，1978年阿根廷與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的相似性在於其爭議性及其透過「體育洗白」的意圖。
執筆之時離世界盃開幕已經相當接近，電視畫面充斥著卡塔爾的旅遊節目、世界盃消費優惠…有關卡塔爾如何透過行賄取得主辦權、移民工人的工殤、當地女權、同性、跨性伴侶的權益一一消失於主流媒體的報導上，遠在香港已經感受到「體育洗白」的成效。「兩隻魔鬼理論」固然是無疑是獨裁者為洗脫罪名的借口，但各位（包括筆者在內）又有沒有想過作為世界盃觀眾或多或少都是「兩隻天使理論」的支持者？在代表世界盃歡愉的天使與代表平等人權的天使之間我們又是否選擇了前者？即使如此，筆者並不是認為球迷要帶著罪責感欣賞世界盃，要在欣賞比賽同時保持批判性，避免跌入「體育洗白」的陷阱，以多角度觀察事物才是球迷應有的態度，這亦是這個平台存在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Blood on the Crossbar: The Dictatorship's World Cup, Rhys Rich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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