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下旬，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在其Facebook個人專頁數算《蘋果日報》的廣告，以此呼籲市民及廣告商抵制於《蘋果》下廣告的商戶，藉以向《蘋果》施壓，破天荒帶頭以政治理念干預商業運作。這正與「黃色經濟圈」的理念不謀而合。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邏輯就是以政治理念為依歸，將商店大致劃分為黃藍兩大陣營。所以，梁振英又被冠以黃色經濟圈之父。
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邏輯實際上有其隱憂，除了如何界定黃店有困難外，以政治理念先行的消費行為難以持續。
首先，若要維持「黃色政治理念」的純粹，則在整個生產鏈需要盡量排拒「紅色」或「藍色」資本的供貨來源，大大限縮黃店的選貨來源，當中涉及更高的尋覓成本（searching cost）及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這些成本都必然會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當然黃色經濟圈的支持者或有心理準備，需要以較高的價格來換取同樣質素，甚或更低質素的服務和產品，以作經濟抗爭或政治表態。由於其他抗爭方式成本太高，有部分黃圈支持者基於「贖罪心態」而光顧黃店，以在黃圈消費作主要抗爭手法。
黃圈支持者同時也是消費者。消費者本身是特別的群體，其特別之處在於對價格敏感，當然個別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程度不一，亦是所謂需求彈性之不同。若以黃色經濟圈的政治語言來表述就是「黃色深淺」程度不一。引用「消費者決定旅程」（consumer decision journey）的理論，就是所有顧客與品牌有互動到的環節所串聯而成的，即預測顧客從『知道商品』→『購入商品』→『購入商品後的行動（回購・評價・口碑等）』的過程。將消費者從對商品的認知到購入商品的過程視為一趟旅程。消費者的消費決定一般涵蓋不同因素，例如廣告、口碑、價格和質素等，選購貨品時會從決定購買甚至以後品牌得到消費者的口碑而推薦給別人，這個過程絕非能以單一因素作主導，更少有以政治理念作唯一考慮因素。
若以黃色理念作為唯一或決定性消費考慮的人，則是「深黃」消費者。若其他因素仍然發揮作用的人，則為「淺黃」消費者。關鍵問題是深黃消費者的人數有多少?
根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二月所發表的民調顯示，約五成受訪者表示個人消費不會考慮商戶政治立場。換言之，近半市民根本不會將政治理念納入其消費考慮之中，更遑論顏色深淺，由此可見黃色經濟圈的涵蓋範圍和影響力始終有限。黃色商人必須從產品品質、市場適應和價格作功夫才是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