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並不只是發生於街頭或者立法會，區議會也有。就像最近剛剛過去的8、9月，深水埗區議會內，民主派聯手對抗政府不合理、私相授受的撥款制度。
深水埗區議會的建制派接連多次遞交了今年度的活動撥款，我們民主派對其在利益申報與利益衝突的管理提出質疑，乃至邀請合作伙伴制度上，過程既不公開亦不透明，民主派過往已多次在會上表達對此表達極度關注，但建制派以至作為監察的民政總署都對問題視若無睹，為此我們不得不作出議會內的抗爭。
目前，深水埗區議會內，民主派佔11席，距離需要過半數左右議案票決的12席僅差一席，因此相對其他區議會，我們與建制派作出對抗的可行性是比較多的。
現時區議會的架構下，大會之下有五個常設的事務委員會，各種地區事務的主要撥款渠道，則是五個委員會及大會轄下的小組。雖然今屆建制和民主派的席數為12比11，但建制派卻一改當年民主派在深水埗執政時般平分主席位的做法，而是用盡方法壟斷了所有主席的位置，主席是有權邀請團體與小組合辦活動，我們看看以下一個例子。
在2017-18年度，區議會預計政府將會撥款二千六百萬元，其中處理野鳥問題非常設工作小組得到了6萬元的撥款，比起上一年度多了近3萬8千元，增幅超過一倍，該小組主席是民建聯的陳穎欣。民主派的委員曾在今年3月的小組會上，建議今年的撥款可用在搬遷家禽市場的工作上，然而主席對此建議卻不予理會，並在7月份的小組會前，再次邀請單一機構——西九社區共融服務中心有限公司為協辦的機構，他們申請了59980的撥款，負責在區內宣傳防止餵飼野鳥。西九社區共融服務中心是一個什麼機構？大家上網一查便十分清楚，這是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旗下的一個中心，而翻看基金的組織架構，我們看到梁美芬、謝偉俊是法律顧問，多名建制派的議員也是它的理事，包括深水埗的林家輝。如此的背景，如此的不透明，赤裸裸的利益輸送，這叫我們如何能夠通過此撥款？
根據議會常規，小組通過了撥款後，如果涉及金額少於10萬元，可經文件傳閱後，有三分之二的委員表示贊成撥款方可通過；由於民主派的議員數目超過三分一，因此我們在8月時以傳閱否決了連同這個撥款在內的數個同類型的申請。而建制派如果想要再通過該項撥款，只能將有關議程放上委員會中討論，這便是在9月28日的環境衞生委員會。
由於建制派在大會及各委員會的人數均過半數，加上不在席議員的授權票，投票的話有關的撥款一定可以通過。對於建制派這種「霸王硬上弓」的做法，我們只可以以離席以表達我們的不滿。碰巧當日建制派中有兩位不在席，造成委員人數不夠的局面，結果主席只好在半小時後宣告流會，有關的撥款便需要下一次會議再作討論。
其實到了下一次的會議，建制派只要有足夠的議員在席，有關撥款仍是會被通過的。但通過有關的抗爭，我們希望可以帶出兩個訊息：
首先就是現有區議會的撥款制度無論在申報利益、撥款分配、邀請合辦團體等的過程中都是千瘡百孔，各區議會在審批有利益瓜葛的在席議員可否討論或投票均有不同的標準，公平公開給區內各團體申請的非預留撥款只佔區議會總開支的一成左右，比預留撥款更少；不少團體經過無數程序只可申請到一萬多元的撥款，但經小組主席邀請的合辦團體，卻十萬八萬地申領，而那此公帑，卻往往只是用於印製紀念品及宣傳單張，或者是聚餐。
更深一層，我們希望告知香港市民，區議會現不只是一個討論地區民生的地方，它更成為了政府和建制派利益輸送的平台，對建制派來說，區議會已經淪為他們的提款機。如果大家不想看見立法會內制衡政府的力量變得更薄弱，大家就更加要重視區議會的議席，如果支持民主派的選民可以全部都在區議會選舉中出來投票，這將影響未來立法會及以至特首選舉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