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取自Hidden Agenda Facebook專頁）
去年韓國文化部支助的「東南亞獨立文化考察團」行經馬來西亞，接受了記者朋友哥斯拉訪問，內文頗為深入，本港媒體鮮有觸及，特在此轉載。
與Hidden Agenda黃津玨訪談—LiveHouse篇
專欄特約之 『行走巨響間』
文：哥斯拉
日前透過友人的介紹下，有幸認識到來自香港Hidden Agenda的黃津玨（或稱AhKok，下面也會這麼稱呼）。AhKok是香港一間叫做Hidden Agenda的Live House重要推手。
首先要簡要的介紹他們，Hidden Agenda是香港眾多LiveHouse中，相信是香港少有走在社運線上的LiveHouse。Hidden Agenda是在2009年就在香港的觀塘成立，但在2013年因香港政府的‘活化工廈’的政策被逼遷離。但在眾多支持者的幫忙下，他們不但把香港LiveHouse與文化與藝術生存問題帶上社運舞台，並也成功搬遷至牛頭角大業街高良工業大廈。
雖然如此，他們如今面對香港政府的刁難，並計劃著第3次的搬遷。在成立短短的4年期間，他們所迎接的演出樂隊各式各樣，在2010年，更被Time Out Magazine (HK) 選為香港最佳演出場所。
好，背景的部分我不多說，各位讀者可以看以下的鏈接，自己了解詳情。除此之外，以下這一訪問將會分為3個部分，主要都是討論馬來西亞與香港的LiveHouse、藝術與文化發展和社會情況等。今期將會談兩個區域，甚至是全亞洲的LiveHouse發展為主。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Hidden_Agenda_Live_House#cite_note-5
1.問：你在馬來西亞有多久了？
1.答：10天左右。
2.問：在這段期間你去了哪些Live House或者是Live Space？
2.答：在吉隆坡，我們去Findars,而Lost Gen是一個很不錯的獨立展出空間，我認為可能未來會有各式噪音，實驗性音樂的演出。另外一個是從5年前就成立，並往龐克場景或硬核場景發展Rumah Api。我認為這是一項很有趣的現象，因為他們雖各自都有與政府或舊規律發生過衝突，但他們還是繼續運行，而且也充滿著活力。
3.問：我明白到你們曾去Rumah Api，若我拿香港的Live House作比較，那麼當中香港與馬來西亞的live House生存環境有什麼差別？
3.答：我了解到的是，在香港我們並沒有那麼多的選擇，因為租金都是特別貴，尤其是在住宅區，而很多藝術團體都是靠著工業舊區生活。但在馬來西亞，LiveHouse在住宅區或商業區等，都還有選擇的余地，而租金還算負擔得起。
以此同時，我認為獨立音樂和Live House在亞洲各國，尤其是東南亞還算是新的概念。各國的政府並不明白到這些獨立音樂或Live House到底在做些什麼，就把你歸類在舊的系統裡。這需要時間來教育大眾‘什麼是Live House ’，和有什麼方法能夠讓他們成長。
4.問：你可以形容你在這10天內，對於馬來西亞的live house的感覺？
4.答：其中一個就是場景的族群區分，就像馬來西亞的獨立音樂場景有分為馬來人，或是華人等，這與香港情況相似。在香港我們也有分為是西方人或用英語交談的場景，另外一邊就是香港本地的場景，這兩個場景是相當隔開，以致會有專門LiveHouse是給西方人的，當然香港本地的LiveHouse也不少。
近年來，你可以看到不少的年輕藝術家或是音樂家，都嘗試打破這樣的局面，也就是嘗試融合上述的兩個場景。與此同時，馬來西亞的LiveHouse場景也有些發展，我了解到這裡的種族與宗教問題都是被有關當局用來控制人民的道具，但這裡的青少年已沒有這樣的壓力，他們也嘗試要建立屬於自己的社群。
5.問：我很驚奇為什麼香港的live house分為西人和香港人，我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的現象？
5.答：其中一個原因是語言的關系，在香港若是你不能說華語或是廣東話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一些外來者會因為如此形成了自己的圈子或是文化場景等，他們可能都在香港的中環等地，大多是屬於中上階層。
以上這個現象想必是很久了，這現象也導致觀眾群的分散。但現在可以看到不少人嘗試要融合上述兩個場景，就拿香港其中一個大型音樂節—Clockenflap音樂與藝術節來說，這原本是由3個英國人或美國人所舉辦，他們發覺到不同場景的分離並不是好現象，所以他們放了很多的精力來打破界限。
嘗試打破界限的Clockenflap音樂與藝術節自己也嘗試尋找中文名，也邀請了許多本地的樂隊或音樂人演出。
6.問：香港與馬來西亞都有一個共同點是，我們曾被英國殖民過，你認為香港本地圈與外國圈分開是因為後殖民的語境裡所致？
6.答：我認同，但我覺得並非如此簡單。我認為文化工作者或音樂家等是容易把自己和其他的場景分開，如以前的香港可以看到音樂圈子的並不會與美術圈子的人在一起，而美術圈子的也不會與街舞圈子在一起。
我明白我們需要在我們的圈子裡，有著共同的語言，但我覺得我們有時候會太過依賴我們的共同語言，讓我們逃出舒適區時造成困難。但我們現在需要團結一致，因為我們面對很多共同的問題，好比是政府的政策並不能滋長藝術風氣和新自由主義的入侵。他們都不會看待藝術與文化本身，但會把藝術與文化視為是促進觀光和財經的工具，或是以藝術與文化來推廣城市。
很多時候政府並不會真正理解藝術與文化中的美和價值，當我們面對到這樣的情況時，我們都會盡可能避免成為他們的工具，因為這可能會把我們變成是商業交易的一環，甚至是制作‘愛國’的藝術作品。
7.問：有一次你提過東南亞一帶的livehouse都面對一致的問題，你可以在這裡提多一次嗎？
7.答：對我而言，現在我們享受的獨立音樂，如噪音，實驗性，搖滾等都是從西方國家借來的，所以一旦我們嘗試把他放在亞洲的語境上，將會出現一些衝突，如政府沒有專門的執照給獨立音樂，而他們本身也很難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對我而言，獨立音樂是一個很廣的文化，所以政府有專門的分類給予我們。我打個比喻，當政府看獨立音樂時，他們會因為這是一條狗，所以你需要養狗執照，但事實是這是另外一個物種。因此我們還需花上很長時間來教育政府這是怎麼一回事。
雖然如此，獨立音樂也可以很簡單，也就是拒絕商業化和不以主流聽眾為市場。另外，我們現在也是有受到來自政府的刁難，因為對於他們而言，音樂是那些專業訓練古典音樂，若貝多芬或是京劇等才能算是‘正當的音樂’，但很多時候獨立音樂並沒有這樣的背景。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觀眾十分的有限，我看到很多的LiveHouse在生存上都有著困難，你若不是往商業交易為目標，不然就是盡可能設法增長你的觀眾。若是選擇後者的LiveHouse，會需花上更長的時間來讓外人參與與了解該LiveHouse的藝術與文化，並成為支持者。
8.問：你提到說香港在標牌自己為文化城，就像新加坡，但香港政府逼Hidden Agenda搬了3次，這會不會有些吊詭？
8.答：我會說現在的香港政府只會特別關心特定的藝術，就像在香港西九龍地區，他們就建了猶如動物園的文化城，把那些好看的動物如獅子，海豚等之類的放在裡面。至於那些不漂亮的，不明白的動物就直接忽略。
那些生產力高和有利可途的藝術家，香港政府就會很關注，他們會給予很多的資源在設計，商業電影，有時候也包括美術。但對於獨立音樂，他們就真的不明白，也並沒有給予援助，我覺得香港政府在推廣獨立文化上做的很差。
9.問：所以你剛剛說的就是香港政府會視乎可獲利而選擇藝術？
9.答：對。
10.問：livehouse 在亞洲，甚至在全球都很難生存下去，但Hidden Agenda可以維持這麼多年裡，你們是怎麼樣維持Hidden Agenda的生存？
10.答：現在來自香港本土的支持者也越來越多，就像我之前所說的，我們搬過兩次，每一次我們要搬走之前，我們是真的沒有錢，所以我們需做籌款音樂會。第一次的籌款音樂會後，我們有了足夠的錢，我們就搬去別處。第二次，我們也面臨到要搬的局面，我們同樣的也做了籌款音樂會，心想若是這次的支持者不夠多就放棄Hidden Agenda，但我們最終還算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鼓勵。
我覺得這是因為香港人開始意識到文化活動的重要性，使到支持者也越來越多。但現在的香港政府也不打算負上他們要幫忙推廣文化活動的責任，反之他們也全力避免擔當任何責任。
與Hidden Agenda黃津玨訪談——Live House篇（2）
專欄特約之『行走巨響間』
文：哥斯拉
上回我們有談到香港與馬來西亞Live House一同面對的問題，除此之外，我們也談到說雙方政府（多數是香港的經驗），如何視“文化”為經濟生產工具，除了忽略獨立/地下音樂之外，也透過文化產業來培植意識形態等等。
今期也會在繼續再談Live House，不過方向將會衍生至“文化權”及Live House與附近社區的互動等。
1問：我們都知道台灣政府目前正在幫助著該地獨立音樂場景的努力，你是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1答：在香港出現了一個現象，也就是很多對台灣政府有著遐想，他們認為台灣的文化是開放的，他們那邊的文化發展部門都積極的幫助獨立音樂場景等等。
以此同時，我也知道很多台灣的音樂人都有著很艱苦的時光，如“地下社會”的關閉。我們與“地下社會”因有著類似的問題，如有居民投訴，沒有執照等等，所以我們都經 常觀察對方的處境。
但現在“地下社會”還是關閉了，這是因為台灣的文化部部長龍應台無法拯救“地下社 會”。
在這當中，我也理解文化是一個很大及復雜的概念，不是某個部門的主管能夠為它 作出改變。我認為文化的概念其實在麼一個人的心目中，而不是只由單個部門能管理的。就好比說，在10年前在街上演出將會視為討乞的舉動，對城市的印象不好。但到了現在，越來越多人可以接受到這類的演出，並且也很享受當中。
對我來說，法律條文等的改變並不那麼重要，最重要是人們怎樣看待文化權，言論 自由等。
2問：有些人提出這樣的概念，文化權與言論自由同等，你又是怎麼看待這樣的說法？
2答：我會認同說文化權是人權。
有些時候要了解其他的文化是不容易的事，因文化在廣義上來說人們的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而這世上又有許多中生活方式。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容忍我們不了解的文化，而不單只是藝術及音樂而已。
近年來香港的LGBT運動越辦越成功，許多朋友都願意公開“出櫃”，對我而言這是文 化權的一種，就好比說，當你在街上演奏，你會吸引到一部分的人群，但也會阻礙到其他路人行使，若你不喜歡那個音樂，甚至會讓你覺得很煩躁。
我不覺得我能夠得到100%的人們喜歡街頭演奏，但以此同時我們也可嘗試容忍我們不太喜歡的東西，我覺得這樣的心態並設立法令來管制更為重要。
3問：Live House或其他的音樂活動等在演出時都一定程度上要符合政府的要求，但某種程度上政府也是嘗試控制Live House的經營，以達致盈利方向，而Live House也需一定程度上也要有政府的認可，所以在兩者之間該如何平衡？
3答：我認為我們寧可在沒有執照的情況下經營，但若能夠在周圍建立起鄰裡關系是很重要的。就好比說在香港每個人都可投訴噪音問題，就算是1個人投訴都好，警察之後也會要求主辦單位停止，無論那個活動有500人參與都好。
我覺得有些人會因為這樣，就濫用法令所帶來的方便，來停止某些節目進行，但很多時候若能警察好好談，很多時候都是能夠進行的。
我們有時有進行街頭演出，當然我們也沒有相關的執照，但我們會印刷傳單，附上我們的電話號碼。若有公眾覺得太吵了，可直接聯絡我們主辦單位，而不是警察。我認為這是在社區居民，觀眾及主辦單位間一個很好的實踐。
4問：Hidden Agenda有與所處的社區居民進行互動嗎？
4答：其實我覺得，在觀塘一帶的350棟工業建築中，在最高潮時期每棟建築物都住有大約10位的音樂人。所以可說這些音樂人在Hidden Agenda成立前就已存在，Hidden Agenda成了這個背景下的有機產物。
當然也有很多外國的游客也經常來到Hidden Agenda看演出，並且也品嘗到香港道地的食物。餐館業主對這個現象感到很高興，因這個現象帶動了生意。
5問：由於位於馬來西亞安邦的Rumah Api也面對到征地的問題，並且也與當地的居民攜手對抗，那麼Hidden Agenda有沒有類似的舉動呢？
5答：是的，在Hidden Agenda內，我們很多藝術家都相當的團結，因我們都面對著同樣的問題，我覺得下一步應是要與我們所處的社區，與這裡的工人，餐館業主等等建立起關系，共同反對活化工廈計劃。
與Hidden Agenda黃津玨訪談（3）——政治、經濟及文化篇
專欄特約之『行走巨響間』
文：哥斯拉
與黃津玨的訪談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除了分享了香港LiveHouse的處境之外，而且也對香港的時事都有自己的洞見。
由於黃津玨是香港人的關系，而香港社會近年都有新事物出現，並且也發揮其影響力，對此我也感到一些疑惑，所以除了談藝術之外，本篇的訪談也開始涉及到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
1問：請問你認同“藝術作為政治工具”（Art As a Political Tool）這樣的說法嗎？
1答：不，我不認為藝術是政治工具。雖它也可以是政治工具，但若一旦成為這樣，那麼藝術將會失去其精粹。
對我而言，藝術就如語言一樣，好比說在各式的集會是一種社會能量的轉變（Energy Transform），藝術及音樂也一樣，我們嘗試在創作過程中把不容易被識別的能量及情緒都注入在藝術及音樂中。
這種轉變對我而言很重要，因藝術及音樂都是另外一種表達的方式。有時我們在集會中的發言都只會回響（Echo）到特定的人士，但如果我們轉變成音樂，另外一些人士也會被回響到。
對我而言，以上的過程都是一樣，藝術不是為了政治，而是另外一種表達方式。
2問：在我上回看到的Hidden Agenda紀錄片中，片子裡有提到香港有部分的livehouse不願意趨前大聲表示自己是Livehouse，是什麼讓你們站在社運的前線？
2答：我不知別人是怎麼想，但我認為可能其他人有其他的情況。但在我們的經驗裡，我們其實有空間可進行各式嘗試。
其實除了livehouse之外，很多在工業大廈的劇場及藝術工作坊都可能因沒運作准證，所以都會盡可能保持低調。
但是我們Hidden Agenda已經對每2至3年就需搬遷一次的輪回感到有些厭倦，我們認為可以把這些藝術空間的課題帶上媒體，並向政府反映需解決這個問題，以及共同討論要如何一同解決。
雖然如此，我並不認為我們與其他人有特別的地方，只是我們的壓力可能沒有那麼大，假設真的要從此結束，我們也可結束，因我們並不是以這個為生，因大多數人都是自願來參與。
3問：但你們的議題帶上了媒體的層次後，香港的反對黨是怎麼看待這個議題？
3答：不管是現任的政府或是其他的政黨都不會理會我們，但其實我們也並沒有向政黨尋求幫助，因現在的香港的政治系統並不是很有效率，並且也非常無聊。
反之，我們盡可能聚集所有的藝術家來進行抗爭。雖然如此，還有有一些政治人物仍有從旁協助，而我們甚至也一起召開會議，但都是失望而歸，因政府的發言人都在逃避他們的責任，並指前往其他部門。
另外一方面，香港保守的政黨對藝術及文化事物都很感興趣，因這是一個好工具，及可從中吸取年輕人的年輕力量。
但我們都盡可能避免他們，因若成為政黨的工具，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會白費。D.I.Y的精神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只要我們能夠自我維持（Self Sustain），我們都不會太在意爭取經費的事物。
所以這也是我們反對活化工廈計劃，因我們認為創意工業也是各式工業的一環，因要合法化這個工業。
另一件事，我們也不想成為在政府底下 擁有特權的組織，這不是我們要的。政府若要拯救Hidden Agenda是很容易，他們只需另尋找一個地方安頓我們就好，人們就不會再搞集會等等。
但對我們而言，這讓Hidden Agenda享有特權，而若我們真的拿下這個待遇，這也相同背叛過去支持我們的人們，還有其他與我們相似情況的藝術空間。
4問：那麼在Hidden Agenda為各獨立空間抗爭時，其他不同議題的社運分子又是如何看待這項議題，以及是否有給予你們幫助。
4答：其實很多全職的社運分子並不知如何處理有關文化議題，但在另一方面，我們還是得到一些政治人物的協助，如長毛（梁國雄）及阿牛（曾健成）等。他們都是我們的好朋友，並且我們舉辦集會時他們都會前來參與。
但其他的政治人物，他們都會計算他們會因此失去多少的選票及得到多少選票等。香港的情況仍是以金融及銀行業吃重，及租金高昂的住宅區方向發展。
我們所提出要保留現在的工業大廈，都會有很多人對此提出反對，因他們都想要新的銀行區及商業區等。
也因為如此，很多政治人物都不想幫忙我們的議題，因這樣可能會導致他們失去中間或更高收入階層人士的選票。
5問：根據我對馬來西亞社運的觀察，很多時候社運圈子與藝術家圈子關系並不密切，但經過一些事物後，開始有一起合作的現象。我想問香港會有如此的現象嗎？
5答：在香港的例子，社運圈及藝術家圈的關系都很緊密，以致現在都不知要如何分出來，因很多時候社運圈對文化及音樂都有關心，而藝術家也可是社運分子。我認為一旦你參與社運，你只是在這當中得到新的身份。
6問：社運的其中一項特征是他們都想把議題以最快的速度傳開，但有時在這過程中會沒考慮到藝術家的意見，在香港有這樣的經驗嗎？
6答：有個例子是，你看香港政府的宣傳海報，你就知道他們是如何對待文化及以上，對我而言，你不能夠找到一張不錯的政府或政黨的宣傳海報。
如果他們連宣傳海報都沒辦法好好設計，那麼他們還要如何舉辦各式的文藝活動，來滋養香港的藝術及文化？我認為他們做不到。
我認為這是因政府及政黨都對文化及音樂都沒有審美觀，他們只懂文化是一個很好的工具而已。
其實現今的香港政府“賄賂”一些街畫藝術家來支持政府，如在電箱處畫上圖案等，他們自認他們有文化及能夠理解。
但談及滋養本地的藝術並不是一個活動就能完成，對我來說是一直不斷的程序。你必須要去了解到你的活動會對未來有什麼影響。
好比說現在香港政府有很多愛國的演唱會，並不斷宣傳政府有多好等等。但作為藝術家，我們要對此保持批判的態度，因若只是專注在這些上，可能會有些短期的影響，但長期而言，這樣的環境並不能滋養香港的以上圈。
7問：香港人近幾年各式的大集會中開始尋找到自己的在地身份，但在當中也會出現對中國排外的現象，我擔憂的是這個現象可能會被激化，我想問你所觀察的情況為如何，及未來會如何走呢？
7答：我想現今尋思香港人的在地身份是一件很流行的事，但在這當中可分為2個群體，第1個是他們確實尋找相關的歷史，文化遺物等，並透過社運及藝術等反映出來。
另外一個是以種族主義的來建立自身的在地身份，現在有很多運動都是針對中國人，他們都稱呼中國人為蝗蟲，這是一項很危險的舉動，因在二戰時的法西斯德國就以蟑螂稱呼猶太人。
但中國的問題是很復雜，這不關中國人入境香港的問題。當你看現今的香港時，你就可發現到香港是一個中國人來旅遊的城市，這也是中國新暴發戶來購物的地方。假設是有著一定教育水準及賞識文化，我想他們也不會來香港。
另一方面，香港人自己也很容易把自己孤立起來，但站在整體上來說，中國政府的問題是最需解決的。
現在有很多中國人下來香港搶購奶粉，而且很多香港人都嘗試阻止他們及說很多種族主義的言語。但真正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無法提供安全的食品給中國市民，以致他們前來香港購買。若我是中國的家長，我知道香港有安全的奶粉出售，我自然也會想盡辦法，能買多少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