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二十日，《正報》東方生發表一篇題為《民主運動的尷尬》的文章，指澳門當前政治氣氛和「民主派」（以澳門的政治現實，新澳門學社的名字可謂呼之欲出）有一定關係。
作者以諷刺的筆觸，指出「民主派」十年如一 日，不但是在其堅持，更在於其抗爭手法，他以學社倡議以全民選擇方式定出政制發展的主流方案，迴避「公投」一詞為例，論證學社「尚停留在建制外論政階段，清流清議，隔靴搔癢，沒有實際行動，帶領民主運動，有時還給人畏首畏尾，諸多顧慮感覺」。他認為爭取民主都要言行配合去感召更多的人，而感召不能只靠說靠寫，還有做，做可能有損失、有受苦、甚或有犧牲，但世上任何的民主運動從來都是如此，只有感召更多的人、更多的人覺悟，世界才會改變。作者進一步指出，澳門民主運動的尷尬就是缺了社會運動，最常見的就只有遊行遞信。而本地的「民主派」算是有少許論述主張，但卻少了指引爭民主的明確方向，更沒有行動綱領。他總結說，「也許我們對『民主派』期望過高，又或許該是『民主派』改招牌時候，『論政團體』倒還切合實況。」
東方生一文使我有「吾道不孤」的感覺。在當前澳門政治氣壓極低的氣氛裡，有這樣高瞻遠矚的、公開的、直接的批判聲音實在是難能可貴，因為這批判比起學社而言，是對當權者更直接的挑戰！本人早於零五年立法會選舉時已經指出，學社已經出現了老化的危機。學社近數年來，三十歲或以下的成員開始進佔領導位置，但觀察這一段時間學社的行動，是有進步，但仍說不上是獨當一面。但澳門的民主運動在我們眼中的這些不足，是由什麼條件形成的呢？當然，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例如如何把學社的訊息更好的帶到民眾當中，學社是需要花更多工夫。但更多的問題是結構性的。
作者正確地指出，澳門的民主運動欠缺社會運動的護衛和促進。但社會運動要出現需要什麼土壤呢？在經濟方面，澳門的經濟發展，雖然未必真正代表澳門人能享有實惠，但至少在數字上而言增長是非常迅速。而且和香港不同，當我們要談新工運的時候，澳門的工業早已完成北移。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形態，也容易使人對勞工運動有反感，所謂「阻住地球轉」也。
又例如，在青年運動方面，香港有很深厚的學運傳統，但澳門的新興青年團體，他們面對是一個龐大的、受政府支持的，包括新青協、青聯、學聯、各大專學生 會在內的建制系統，自身的理論水平和行動水平深度和廣度亦有不足。再加上澳門青年和很多內地青年，以至在某些人眼中視為民主運動的「聖杯」的中產階層一樣 （特別是帶中產色彩的運動，例如環境保護運動，也未必是進步的），因為在政府和賭場等大企以外就業選擇少，而以透過親近甚至進入權力結構當中所帶來的安穩 生活為人生目標。又因為深受中國傳統和中共的「雙河蟹」教育的影響，除非有更大的利益受損或者有極強的意志，要讓他們站到雞蛋的一方，殊不容易。例如最近 烏坎村薛錦波的女兒堅持抗爭，結果讓她丟了政府學校的教職（內地不像澳門，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教育系統是受政府直接控制的）。
另外，就算新興媒體如何普及、不同立場和手法的報紙和電視台獲得坊間口碑，我們也要清醒的認識到，澳門的傳播市場仍然受到很大的壟斷，仍然是中壯年人士主要的消息來源。以主流媒體一貫處理新聞的方式，及其整體水平下降，政治訊息如何「入屋」？而學社的論述能力，長期在澳門沒有受到挑戰，無論是更進步的或者是較保守的，很吊詭的，是因為改革開放，北京形左實右的本質，而歷史上對北京官方意識形態的有力挑戰者─國民黨在澳系統─早已被逐出小城了。最後，澳門又不像香港，有比較有社會關懷和人權視野的律師、非政府組織、教會人士等。總之，自「一二‧三事件」後，澳門的社會結構就已經被決定了，並且透過「八九民運」和「澳門回歸」得以鞏固。一切一切，似乎就是澳門歷史的不幸。
此外，澳門人（甚至可以說是中國人的）那種「好了傷疤忘了痛」、對歷史健忘的心態以及缺乏對本地基本狀況的掌握和國際視野，不利於吸收累積經驗，使運動持續發展。最後，政府在「民意」下採取的各種福利措施，例如派錢、興建公共房屋等等，如果由反對議會路線的左翼角度看，某程度上的確是有延緩危機、削弱群眾抗爭意志的效果，所謂「雞肶打人牙骹軟」。
當然，我們不是沒有希望的，例如新聞界、學術界在近期《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的修訂和政改的打壓當中，他們堅強、獨立地發出聲音。現在更為可怕的，似乎就是普遍存在在民眾之中，甚至是年輕人之中的那種「花生」（看客的最新名字）文化。一位崔先生在臉書回應的好：「五十幾萬人看著那十零個人要他們民主運動點先進好，但他們坐著食花生看戲，如何進步？」又正如青年動力副理事長鄭明軒所言：「或者在澳門，大家都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團結是力量』不只是故事書裡的道德教訓，也應在公民生活裡得到體現。」要「行」的沒錯是全社會，但要讓運動在全社會生根發展，也許需要的是一點一滴的經驗積聚，又或者是一次「大崩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