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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論蝙蝠俠:高譚市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Gotham City | Slavoj Žižek on ‘The Dark Knight Rises’ (Chines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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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譚市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
齊澤克(By Slavoj Žižek)

翻譯:唐健
齊澤克學會 http://Facebook.com/ZizekSociety

「小丑召喚了形式上最純粹的無政府主義、批判地強調了既存的資產階級文明的偽善,但小丑的觀點不能被翻譯成集体行動[mass action]。相反,班恩成為壓迫性[社會]系統的一個存在性威脅。/。。。/他的力量不單來自他的体格,同時來自他指揮民眾和動員民眾去達成政治目標的能力。他是先驅人物,以被壓迫者的名義展開政治鬥爭,他是那些採取行動改變[社會]結構的被壓迫者的有組織代表。系統無法容忍這種力量--它具有最大的顛覆潛能。它必須被消滅。」[註9]

「 首先,人們應該先搞清楚實際的暴力領域:暴力民眾對[系統]壓迫的反擊,比原本的壓迫更糟糕,對這個宣稱的最佳回答早就寫在馬克吐溫的《阿瑟王宮庭中的一個康涅迪格美國佬》:「世上存在兩種『恐怖統治』,假如我們還願意記得和思考恐怖統治的話;其中一種產生於激情之中,另一種產生於無良的冷血之中。。。我們全部都因為那種較小的恐怖統治[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短暫的恐怖--而顫抖,然而,被斧頭斷頭的迅速死亡的恐怖,和長達一生地陷於飢餓、寒冷、侮辱、殘暴和心碎的死亡相比,哪一種更恐怖?一個城市墳場被短暫恐怖統治中的棺木填滿了,我們早已被教導不知疲倦地害怕和哀悼這種[短暫]恐怖;但是,即使整個法國那麼大的土地也擠不下那種較古老和真正的恐怖統治下的棺材--那種難以言喻的苦難和極大的恐怖,我們從未被教育去觀看[taught to see]它的浩瀚或對它感到憐憫。」

文章來源:
http://boitempoeditorial.wordpress.com/2012/08/08/dictatorship-of-the-pr...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Gotham City | Slavoj Žižek on ‘The Dark Knight Rises’
Publicado em 08/08/2012 | 29 Comentários

警告:以下內容將透露電影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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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關鍵詞: Zizek, Batman, Bane, Occupy Wall Street, Dark Knight Rises, Event, Dictatorship, uprising, revolution, violence

《蝙蝠俠:夜神起義》再一次證明了荷里活大片是我們這些社會的意識形態困局的準確指示器。先講電影的(簡化)故事線。蝙蝠俠傳奇上一集《黑暗騎士》裡的事件發生後八年,法律和秩序正統治著高譚市--在《丹特法》賦予的非凡權力之下,警察局長戈登幾乎消滅了全部暴力和有組織犯罪。

但他對自己掩飾哈維丹特罪行的行為仍感到內疚(丹特企圖殺死戈登的兒子,蝙蝠俠救了他,然後丹特身亡,而蝙蝠俠為了丹特神話而揹起了罪名,默許高譚市的居民妖魔化和視自己為惡棍),因此打算在一個紀念丹特的公開場合承認共謀,然而他[最終]認為市民未準備好接受真相。

從蝙蝠俠位置上退下來之後,布魯斯韋恩自我孤立地住在他的莊園內。他的公司則在他投資了一個核聚變的清潔能源研究之後衰落--他在得知核心原料可以被改造成核子武器之後結束了該研究。美麗的米蘭達泰特是韋氏企業的董事會成員,鼓勵韋恩重返社會和繼續他的慈善事業。

此時,電影第一個反派出場:班恩(Bane),一名曾經是正義聯盟成員(或譯:影子聯盟)的恐怖份子,他取得了戈登演講稿的副本。當班恩的金融計謀將韋氏企業帶到破產邊緣之後,韋恩將公司控制權交托給米蘭達,並且短暫地和她墮入愛河。(在此,她和莎蓮娜凱爾競爭,一名貓面大盜(原本劫富濟貧,但最終卻重新加入韋恩和警察陣營)在得知班恩的動員之後,韋恩以蝙蝠俠的身份回歸並找班恩決戰,後者說他在忍者大師後接掌了正義聯盟。

班恩在肉博戰中打敗蝙蝠俠,囚禁他於一個幾乎不可能逃離的監獄:囚犯們告訴韋恩唯一一個成功逃出監獄的囚犯的故事,一個被必要性和純粹意志力量驅使的小孩。當韋恩康復然後重新訓練自己成為蝙蝠俠,班恩已成功將高譚市變成一個被孤立的城市國家。班恩首先將高譚市大部份警察誘進地底然後困住他們;然後他炸毀高譚市連接大陸的所有橋樑、宣佈任何人企圖離開該城將觸發核彈--他奪取了韋恩的核聚變裝置核心並將之變成核彈。

在此,我們扺達電影的關鍵時刻:班恩對城市的接管同時伴隨了大量政治-意識形態攻擊。班恩公開揭露丹特之死的真相,然後釋放那些被丹特法關起來的犯人。公開譴責有錢人和權貴,班恩承諾恢復人民的權力,號召普通人「奪回你的城市」--班恩揭示自己是「終極華爾街佔領者,號召『百份之九十九』團結和推翻社會精英[的統治]」[註1]

隨之而來的,是這齣電影眼中的人民權力:快速的表演式公審和處決有錢人、街上充斥罪惡和壞蛋。。。幾個月之後,高譚市仍繼續陷於廣泛恐怖之中,韋恩成功逃出監獄,並以蝙蝠俠身份重返高譚市,並征召他的朋友協助解救城市和阻止核彈爆炸。

蝙蝠俠對陣而且制服了班恩,但米蘭達介入並刀插蝙蝠俠--這名社會捐助者揭露了自己忍者大師女兒的身份:她就是那個逃出監獄的孩子,班恩則是那個幫助她逃亡的人。在宣佈她要完成他父親毀滅高譚市的心願後,米蘭達逃去。在接著發生的破壞中,戈登切斷了炸彈遙控引爆路徑,同時莎蓮娜殺掉班恩,讓蝙蝠俠能夠追捕泰利亞。他企圖迫她將炸彈帶進核聚變地下室以便重新穩定它,但泰利亞使地下室遭水淹。貨車失事後泰利亞死去,深信爆炸無法被阻止。利用一架特製直昇機,蝙蝠俠將炸彈運到遠離高譚市的邊緣,並在海洋上空引爆,人們認為他已被炸死。

蝙蝠俠現在被歌頌為犧牲自己拯救高譚市的英雄,人們也相信韋恩在暴亂中死去。當他的房產被分割,老僕亞爾弗特在弗羅倫斯一個咖啡店看見了布魯斯和莎蓮娜在一起;另一方面,年青誠實的警察布萊克--他知道蝙蝠俠是誰--承繼了蝙蝠洞。換言之,「蝙蝠俠拯救了世界,但絲毫無損並且繼續過正常生活,而另一個人則代替他保衛系統」[註2]

這種結局的意識形態基礎由戈登提供,他在韋恩的(假)葬禮上,讀出狄更斯《雙城記》最後的句子:「它是所有我曾經做過的事情裡最好的一件,實在好太多;它也是所有我所知道的休息中最好的一個」某些影評將這幾句引言視為顯示「西方文明上升到最崇高水平[的證據],這齣電影訴諸美國傳統的核心--為普羅人民而高尚犧牲。蝙蝠俠必須謙卑以便獲得讚揚、放下性命以便找到新生/。。。/一個終極的基督人物,蝙蝠俠犧牲自己拯救他人。」[註3]

並且實際上,站在這個角度,從狄更斯回到基督受難只需一步:「因為所有保留生命的將失去生命:所有將為我失生命的必得生命。因為,一個人有何利益可言,假如他將賺得全世界但失去靈魂?」(馬太福音 16:25 26)蝙蝠俠的犧牲[真的] 是基督之死的重覆嗎?難道這個概念,沒有被電影最後一個場面背叛嗎?(韋恩和莎蓮哪一起出現在彿羅倫斯的咖啡店)?這個電影結尾的宗教對應物,難道不就是那個知名的褻瀆神靈觀點嗎--基督其實並沒有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反而平靜地過完長壽的一生(隱居於印度甚至西藏,根據某些說法)?

挽救這個結局的唯一方法是將它解讀為老僕人的白日夢(錯覺)--當他獨自坐在彿羅倫斯的咖啡店時[的錯覺]。電影另一個狄更斯式特點是它對貧富懸殊的去政治化抱怨(deploliticized complaints)--在故事早期,莎蓮娜和韋恩在上層階級的豪華派對跳舞時向他耳語:「風暴正要來臨,韋恩先生。你和你的朋友最好釘緊門窗。因為當它正式吹襲,你和你的朋友將會奇怪為何自己以前竟然可以活得那麼奢侈,而讓我們其他人活得那麼差。」導演諾蘭--他就像每一個自由主義好人--很「擔心」這種差距,這位導演更承認這種擔憂貫穿了整齣電影:

"我認為這齣電影和真實世界的關聯在於不誠實這個概念。這齣電影全部都是關於這一點/。。。/經濟平等這個概念無聲無息地爬進了電影之中,理由有兩重。第一,布魯斯韋恩是一個億萬富豪。要回應這問題。/。。。/但是第二點,生活中有很多東西--經濟是其中一樣--我們要[被迫]相信別人告訴我們的大量信息,因為我們大部份人感覺我們沒有分析工具去搞清楚究竟發生甚麼事情。/。。。/我不認為電影中存在一個左翼或右翼視角。有的只是一個誠實評估或對我們生活的世界的誠實探索--那些讓我們擔憂的事" [註4]

雖然觀眾知道韋恩是超級富豪,他們都傾向忘記韋恩的財富來源:生產武器加上股票投機,這就是為甚麼班恩的股票交易所遊戲能夠摧毀韋恩的帝國--軍火商兼投機者,這就是蝙蝠面具背後的真正秘密。電影如何處理這個秘密?通過重新豎立原型式狄更斯主題--捐助孤兒院的善良資本家(韋恩)VS 貪婪資本家(狄更斯故事中的史特瑞雅)。在這種狄更斯式的過度道德化之中,貧富懸殊被翻譯成「不誠實」,因此應被「誠實地」分析,雖然我們[對事情]欠缺任何可靠的認知定位(cognitive mapping),這樣一種「誠實」取向再一次帶出了與狄更斯的另一個平行:

諾蘭的兄弟說道:「《雙城記》對我來說是一個[和我們]相關的、可承認的文明如何徹底地崩潰的最悲慘景像。[發生於]那個時期法國巴黎的恐怖統治,不難想像當時事情可以變得那麼壞那麼錯。」[註5] 電影中復仇性的民粹的起義場面(一群追逐曾忽視和剝削他們的富豪的血腥味的暴徒)激起狄更斯對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時期的描述,雖然電影和政治無關,它卻跟隨狄更斯的小說「誠實地」將革命者描繪成被魔鬼附体的瘋子,並因此提供了:

「一個革命家的縮影--一個在真實生活中向結構不公義宣戰的、意識形態上忠誠的革命家的縮影。荷理活告訴你建制想你知道的東西--革命家是殘忍的生物,完全賤視人命。撇除那些有關自由解放的修辭,他們背後隱藏著險惡的陰謀。因此,不論革命家提出任何理據,都要消滅他們。[註6]

湯姆查瑞提說得對,他注意到「這電影通過熱衷慈善的億萬富豪及不會腐敗的警察形象來保護建制」[註7] --[這電影]不信任人民掌握權力,它「同時展示了對社會公義的欲望、以及對這欲望被一群暴徒實現時的實際景像的恐懼」[註8] 卡薜克在此提出了一個容易明白的問題,即一個有關上一集極受歡迎的小丑角色的問題:為何對班恩如此嚴苛,對小丑則寬大處理?答案既簡單又令人信服:

goodbye, my love

「小丑召喚了形式上最純粹的無政府主義、批判地強調了既存的資產階級文明的偽善,但小丑的觀點不能被翻譯成集体行動。相反,班恩成為壓迫性[社會]系統的一個存在性威脅。/。。。/他的力量不單來自他的体格,同時來自他指揮民眾和動員民眾去達成政治目標的能力。他是先驅人物,以被壓迫者的名義展開政治鬥爭,他是那些採取行動改變[社會]結構的被壓迫者的有組織代表。系統無法容忍這種力量--它具有最大的顛覆潛能。它必須被消滅。」[註9]

但是,即使他欠缺勒德加所飾演的小丑的魅力,有一個特點使班恩區別於小丑:無條件的愛,[也是]他冷酷無情的原因:在一個短暫但感人的場面中,我們看見班恩承受可怕痛苦時的愛的行動,他救了小孩塔利亞,完全不關心這樣做的後果並付出了恐怖代價(差點被打死)。卡薜克將這個事件放在那個傳統中是完全合理的--從基督到哲古華拉[或譯:切格瓦拉],那個讚揚暴力為「愛的勞作」的傳統 [“work of love”],正如哲古華拉日記的名言:「我一定要說,即使冒著被視為荒謬的危險:真正的革命家被強烈的愛的感覺所帶領。

不可能想像一個真誠的革命家沒有這種品質」[註10] 我們在此遇見的,不太像「哲古華拉的基督化」,反而是基督自身的「哲古華拉化」--路加口中基督的「令人震驚的」言論(「假如任何人跟隨我而不憎恨他父母、妻子和子女、不憎恨他的兄弟和姐妹--是的,他甚至要憎恨自己的生命--他就不配作我的門徒」(14:26))這指向和切古華拉名言完全一樣的方向 :「你可能要變得粗暴[殘酷],但不要失去你的溫柔。」[註11]

「真正的革命家被強烈的愛的感覺所帶領」這個命題應該和哲古華拉另一「有問題」得多的命題「殺勠機器」一起閱讀:

「仇恨是鬥爭其中一項元素;對敵人不間斷的仇恨驅動我們越過、超越人類的自由限制並將我們轉化為有效、暴力、選擇性的無情殺勠機器。我們的戰士一定要這樣;一群沒有仇恨的民眾不可能戰勝殘忍的敵人。」

又或者,再一次改寫康德和羅伯斯比爾:沒有殘酷的愛軟弱無能;沒有愛的殘酷盲目愚蠢,[它只是]一種失去了不懈鋒芒的短暫激情。哲古華拉在此改寫了基督論愛與劍之統一的宣言--在兩個情境中,背後的悖論都是:那個使到愛像天使般美麗善良的東西、將愛提升為某種超越單純不穩定性、超越可憐感傷的東西,正是愛的殘酷性,正是愛與暴力的連接[譯註2]--正是這種連接將愛提升到超越人類的自然限制之上[譯註3],並將愛轉化為一種無條件的驅力[unconditional drive]。這就是為甚麼--回到《夜神起義》--這齣電影中唯一真誠的愛是班恩的愛,即「恐怖份子的愛」,這和蝙蝠俠形成強烈對比。

沿著相同的思路,塔利亞的父親--忍者大師這個人物值得仔細觀察。忍者大師是一個亞拉伯和東方特點的混合体,一個正義的恐怖主義代理人,不斷戰鬥以扺制腐敗的西方文明。這角色由連恩尼遜扮演--這位演員的銀幕形象通常散發莊嚴的善和智慧(他在《超世紀封神榜》中演宙斯),他也在星際大戰第一集《魅影危機》中扮演魁剛金的角色,魁剛金是一名絕地武士,他是歐比旺的導師及安納金天行者的發現人。他相信安納金是將要恢復宇宙平衡的救世主,不理會尤達對安納金不穩定性的警告;在電影結尾,魁剛金被達斯魔殺死。[註13]

在蝙蝠俠三部曲之中,忍者大師也是青年韋恩的導師:在《蝙蝠俠開始》中,他在中國一座監獄中找到年青韋恩;介紹自己是「亨利杜卡」,他提供給男孩一條「道路」。在韋恩重獲自由後,他爬到正義聯盟總部,在那裡忍者大師正等待韋恩,雖然他以忍者大師僕人的身份介紹自己。在漫長痛苦的訓練之後,忍者大師解釋,布魯斯必須做的是和邪惡戰鬥,當他揭露正義聯盟訓練布魯斯的目的是讓他領導聯盟去摧毀高譚市--一個他們認為不可救藥地腐敗的城市。忍者大師因此不是簡單的邪惡化身:他代表善良和恐怖的混合体,代表和腐敗帝國戰鬥的平等主義原則,因此他屬於從私幻片《沙丘魔堡》的保羅阿特瑞德斯到《戰狼300》中的列奧尼達斯的一系列(近期故事)中的一個。而且韋恩是他徒弟這一點很關鍵:正是忍者大師塑造韋恩成為蝙蝠俠。

兩種常識性責備在此強力其影響。首先,真實革命中曾經出現邪惡的集体屠殺和暴力--從斯大林到赤柬--因此這齣電影[對起義的描繪]明顯不是單純的反動幻想。第二,與此相反的責備:佔領華爾街運動實質上並不暴力,它的目標肯定不是一個新的恐怖統治,因而這電影荒謬地誤解了佔領華爾街的目的和策略。正在進行的反全球化抗議和班恩的粗暴恐怖統治完全相反:班恩代表了國家恐怖統治的鏡像[mirror image],代表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基本教義派之掌權和恐怖統治的故事,而不是代表人民自我組織的對恐怖統治的克服。。。兩種[對起義]責備的共同觀點是對班恩角色的否定。[我]對這兩種責備的回答是多重的。

首先,人們應該先搞清楚實際的暴力領域:暴力民眾對[系統]壓迫的反擊,比原本的壓迫更糟糕,對這個宣稱的最佳回答早就寫在馬克吐溫的《阿瑟王宮庭中的一個康涅迪格美國佬》:「世上存在兩種『恐怖統治』,假如我們還願意記得和思考恐怖統治的話;其中一種[恐怖]產生於激情之中,另一種產生於無良的冷血之中。。。我們全部都因為那種較小的恐怖統治--可以說是短暫的恐怖--而顫抖,然而,被斧頭斷頭的迅速死亡的恐怖,和長達一生地陷於飢餓、寒冷、侮辱、殘暴和心碎的死亡相比,哪一種更恐怖?一個城市墳場被短暫恐怖統治中的棺木填滿了,我們早已被教導不知疲倦地害怕和哀悼這種[短暫]恐怖;但是,即使整個法國那麼大的土地也擠不下那種較古老和真正的恐怖統治下的棺材--那種難以言喻的苦難和極大的恐怖,我們從未被教育去觀看[taught to see]它的浩瀚或對它感到憐憫。」

" 世上存在兩種『恐怖統治』 "

然後,一個人應該去神秘化暴力問題[demystify the problem of violence]、否定一種簡單化的宣稱--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動用了太多過度的兇殘暴力,而我們應該小心不要再次跌進這個[共產殺勠的]陷阱之中。作為一個事實,共產殺勠毫無疑問是嚇人地真實的--但對暴力的這種聚焦窒息了深層問題[的發掘]: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社會計劃本身出了甚麼問題?[即撇除它的暴力手段,共產主義的目的出了甚麼問題?]是甚麼內在弱點迫使共產主義者向(不只是)那些掌權的共產黨人施加無限制的暴力?換言之,指責共產主義者「忽視了暴力問題」是不夠的:[其實]是一個更深層的政治失敗將他們推向了暴力。(同一個道理可以用來回應共產主義者「忽視民主」的指責:他們的整体社會改變計劃強迫他們「忽視」)因此不單只諾蘭的電影沒有能力想像真正的人民自治權力--「真正」激進-解放運動自身也缺乏這種想像力,這些運動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想像座標[或框架]的陷阱之中,而這就是為甚麼真實的「人民權力」[people’s power]常常變成類似的暴力恐怖。

最後但同等重要的是,聲稱佔領華爾街和同類運動當中不存在暴力潛能,實在是太簡單的想法--每一個真實的解放過程之中都存在一種暴力:《夜神起義》的問題在於它錯誤地將這種暴力翻譯成殺人的恐怖統治。那麼,究竟甚麼樣的暴力才是一種崇高的暴力 --在這種暴力面前連最兇殘血腥的屠殺都顯得虛弱?讓我們先透過[西班牙文學家]薩拉馬戈的小說《看見》繞個彎路,故事是有關一個匿名民主國家的匿名首都城市裡的連串怪事:

選舉日的早上下著傾盤大雨,投票人數令人不安地低落。然而下午中段後天氣好轉,民衆一起去投票站。 但政府的憂慮只是短暫地解除-----點票時發現首都的票箱內百份之70的選票都是空票。受如此明顯的公民背弃而感到困惑的政府决定在一周後給公民第二次機會修正。結果情况更糟:百份之80的空白選票。 兩個主要政黨-----正在執政的右翼黨(p.o.t.r.)及其主要對手中間党(p.o.t.m.)-----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另一方面,被邊緣化的左翼黨(p.o.t.l.)則提出一個分析,聲稱空白選票實質上是對它們的進步議題投下的支持票。

這是否一個不單旨在推翻現政府而且要推翻整個民主制度的有組織共謀? 假如真是如此,誰是幕後黑手?
幷且他們如何組織數以十萬計人民起來進行如此顛覆性的行動而不被發現? 當被問到他們怎樣投票,普通公民簡單地回答這類訊息是私隱,而且留空選票難道不是他們的權利嗎?

政府不懂得如何回應這種溫和抗議,但却認定存在一個反民主共謀,于是迅速將這個政治運動標簽爲 “純粹、十足的恐怖主義”, 幷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容許政府中止所有憲法保障及采取一連串越趨激烈的步驟:公民被隨意逮捕然後人間蒸發、被囚禁于秘密審問地點、從首都撤走警察和政府機構、封鎖城內所有出入口、以及最終自己親手製造出恐怖主義元凶。 這個城市却一直繼續近乎正常地運作,民衆以無法理解的和諧和真正甘地水平的非暴力扺抗阻擋了政府每一波攻擊。。。這個例子,選民的棄權票,正是一個真正激進的「神的暴力」的例子[譯註5],它激起當權者殘暴的恐荒反應。

[譯按:上述譯文來自齊澤克2009年著作Violence中譯本《論暴力》, 中國法制出版社, 張嘉榮、唐健譯 ]

回到諾蘭的《夜神起義》,蝙蝠俠三部曲電影因此跟隨一個內在邏輯。三步曲開始時,英雄停留在自由主義秩序的[表層]限制之內--人們可以通過道德上可接受的方式保衛系統。第二部《黑夜騎士》實質上是兩部約翰福特美國西部經典電影的新版本(《要塞風雲》和《雙虎屠龍》),即為了使野蠻的西部變得文明,一個人如何展開通過掩蓋真相以「刊登神話」["print the legend": ”當神話變成事實,那就刊登神話”]--換言之,有關人類文明如何建基於一個謊言的故事:為了保衛系統,人們必須犯規。

或換個說法,在第一部中,英雄是一個經典人物:一個懲罰那些警察無力懲罰的罪犯的[非法]城市民兵;問題是,正式的執法機構--警察--與蝙蝠俠的關係很模糊:警察一方面承認蝙蝠俠有效,然而另一方面視他為對自身的武力壟斷地位的威脅以及自身無能的證明。但無論如何,蝙蝠俠在第一集中的違越是純粹形式性的,它相等於以律法之名行事而缺乏這樣做的合法性:在他的行動中,蝙蝠俠從未違法。

《黑暗騎士》改變了這個想像框架[或座標]:蝙蝠俠的真正敵人不是小丑--他是蝙蝠俠的對手--而是哈維丹特--「白日騎士」:一名野心勃勃的地區檢控官、類似被政府承認的民兵,這角色和罪犯的瘋狂戰爭引致他殺害無辜並毀了他自己。彷彿丹特代表法治秩序對『蝙蝠俠威脅』的回應:針對蝙蝠俠的民兵式鬥爭,系統生產出它自身的非法剩餘[excess]、生產出它自身的[違法]民兵--比蝙蝠俠暴力得多,且直接違反律法。

在以下事實裡有一種詩性正義:當布魯斯打算公開揭露自己的蝙蝠俠身份時,丹特跳出來聲稱自己是蝙蝠俠--他「比蝙蝠俠更蝙蝠俠」、實現了蝙蝠俠尚能扺擋的誘惑。因此在這一集結尾,蝙蝠俠主動揹上丹特的罪行,以挽救普通人心中的希望象徵,他的自我抹除的行為包含了一絲真理 :蝙蝠俠某程度上報答了丹特。他的行動是一個象徵交換的姿態[a gesture of symbolic exchange]:首先丹特背負了蝙蝠俠的身份,然後韋恩--真正的蝙蝠俠--背負了丹特的罪行。

最終,第三集《夜神起義》將[蝙蝠俠的]內在邏輯進一步推前:難道班恩不就是最極端的丹特、不就是丹特被帶到極點時的自我否定結果嗎?丹特得出了系統自身的不公不義的結論,因此要有效打擊不公,一個人要轉向直接針對系統並摧毀它?作為這種[正義]行動的一部份,丹特失去了最後的克制並準備好以兇殘達到目標?丹特這個角色的崛起改變了整個星丛[或想像框架]:對包括蝙蝠俠在內的全部參與者來說,道德已被相對化,它成為方便的問題、某種[完全可以]視乎情況的東西:當你面對民眾起義而非瘋狂黑幫的時候,為了保衛系統任何手段都被許可--它是一個公開的階級戰爭。

那麼,這是否就是全部?參與激進解放鬥爭的人們,是否應該平面地否定蝙蝠俠?事情比想像的要模糊--人們要以解讀中國政治詩的方式解讀蝙蝠俠:缺席和意外的在場要[absences and surprising presences]的東西要被計算在內。回想一個古老的法國故事:妻子投訴丈夫最要好的朋友在性方面引誘她--那位詫異的朋友花了好些時間才明白其中奧妙--通過這種扭曲的方式,女人在邀請他引誘她。。。這就像那個不知道否定的弗洛伊德無意識[譯註6]:要緊的不是對某件事的否定性判斷[或真假判斷],而[僅僅]是某件事被提及這一單純事實--《夜神起義》中的人民權力[people’s power]就在此--人民權力被佈置成一個[大寫]事件--:這是一個關鍵的變化:蝙蝠俠的敵手從一般的超級資本主義罪犯、黑幫和恐怖份子變成起義民眾![譯按:這改變即故事的想像框架或座標的改變]

在此我們得到第一個線索--佔領華爾佔運動奪權然後在曼克頓建立[真正]民主的可能性是如此明顯地荒謬、如此不現實,以致人們不禁提出一個問題:既然如此,為甚麼一齣荷理活大片還要夢見這個運動?為甚麼這運動能夠召喚凶兆[或幽靈]?

為甚麼要多此一舉地夢見華爾街爆發成為一個暴力奪權事件?明顯的答案(通過指控它包庇了恐怖主義集權主義潛能來抹黑佔領華爾街)不足以解釋「人民權力」散發出來的奇異吸引力。難怪人民權力的恰當運作在電影中的缺席:[導演]完全沒有描述這種人民權力如何運作的細節,也沒有起義人民正在做甚麼的細節(記得班恩告訴人民他們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他不會在他們頭上強加命令或秩序[譯按:但實際上我們沒有看見對這些人民在做甚麼的鏡頭]

這就是為甚麼對蝙蝠俠的外部批評(「它對佔領華爾街統治的描繪[本身]是一個荒謬的縮影」)是不夠的--批評必須內在[immanent],批評要在電影內部找出眾多指向真正[大寫]事件的記號 [譯註7]。(回想一下,例如,班恩不只是一個殘暴恐怖份子,而是一個擁有深刻的愛和犧牲精神的人).換言之,純粹的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班恩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必然在電影的肌理中留下痕跡.這就是為甚麼《夜神起義》值得我們細讀[close reading]:這個大寫事件[Event]--「高譚市人民共和國」:曼克頓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內在於電影本身 ,是這電影中以缺席形式出現的中心[或譯缺席的中心, absent center, 其效能見譯註6].

譯註3: 人類的自然限制,即人類的”動物性”.

譯註5:「神的暴力」屬於《暴力》(Violence)一書的中心概念,它不但不是神聖暴力,而且對立於(懲罰罪人的)「神聖暴力」。見Slavoj Zizek, Violence, Picardo 2009.

[譯註6] 借用一種陳腔濫調的弗洛伊德式命題--亂倫欲望--人類如何利用夢境滿足同媽媽上牀的欲望?答案極簡單:單純讓阿媽出現在夢中(“mere fact”)就己足夠(一般被人們信奉的理論「夢的作用是滿足白天被禁止的欲望」,將被迫得出不符事實的結論:所有人都必然千篇一律地做過同阿媽上牀的夢),通過在故事中引進新角色(這改寫了故事框架),夢引進了新的可能性。換言之,原本(虛擬的)外在威脅(怪獸/鬼怪/罪犯)「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外在威脅其實是某個內在威脅(immanent threat)的面具--原來真正恐怖的威脅是我內心最深層的欲望:亂倫。(註之註:殺父戀母是一個被誤解的精神分析理論,弗洛伊德確實借此探討最基本的人類心理結構,但其主旨和亂倫無關)

譯註7:所謂真正的事件,即是帶來真正改變的事件--大寫事件(Event)來自哲學家巴迪歐的重要概念,通過最嚴格的數學(集合論)解釋了何謂新、以及新的出現的條件和形式--換言之,解釋了新社會如何可能。

[1] Tyler O’Neil, “Dark Knight and Occupy Wall Street: The Humble Rise” Hillsdale Natural Law Review, July 21 2012.
T. 奧尼爾<黑暗騎士與佔領華爾街:謙卑的起義> ,《希爾斯戴爾自然法律評論》,2012年7月21日。
[2] Karthick RM, “The Dark Knight Rises a ’Fascist’?”, Society and Culture, July 21, 2012.
卡薜克 RM,<夜神起義捧起了「法西斯份子」?>,《社會與文化》2012年7月21日
[3] Tyler O’Neil, op.cit.
T. 奧尼爾,引自上面提及的作品。
[4] Christopher Nolan, interview in Entertainment 1216 (July 2012, p. 34.
克里斯托弗諾蘭訪問,《娛樂》1216期。
[5] Interview with Christopher and Jonathan Nolan to Buzzine Film.
諾蘭兄弟訪問,《跋精電影》
[6] Karthick, op.cit.
卡薜克,引自上面提及的作品。
[7] Tom Charity, “’Dark Knight Rises’ disappointingly clunky, bombastic”, CNN, July 19, 2012.
湯姆查瑞提,<夜神起義是一齣令人失望地難看、浮誇的電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2012年7月19日。
[8] Forrest Whitman, “The Dickensian Aspects of The Dark Knight Rises”, July 21 2012.
弗勒斯特惠特曼,<夜神起義的狄更斯主義面向>,2012年7月21日
[9] Op.cit.
同上。
[10] Quoted from Jon Lee Anderson, 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Grove 1997, p. 636-637.
引自 J. L. 安德森《哲古華拉:革命家的一生》紐約: Grove 1997 頁636-637。
[11] Quoted in McLaren, op.cit., p. 27.
引自麥拉倫,引自上面提及的作品,頁27
[12] Op.cit., ibid.
引自上面提及的作品,同上。
[13] One should note the irony of the fact that Neeson’s son is a devoted Shia Muslim, and that Neeson himself often talks about his forthcoming conversion to Islam.
人們應該注意到來自一個事實的反諷:連恩尼遜的兒子是忠誠的什葉派回教徒,而且連恩尼遜常常提及自己將要改信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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