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貼(20/6/08)
重要附加消息：
成員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全體畢業生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訂於2008年6月28日(星期六)下午3時，假香港中文大學陳國本樓LT3演講廳，召開本年度週年會員大會。26日截止登記及授權投票。今年，陸耀文校友將會參選。
詳情請按以下各連結：http://www.alumni.cuhk.edu.hk/chi/convocation/agm/2008agm.html
5月21日，中大教務會就該會的重組舉行特別會議。據悉，會議未作深入討論，主席（即校長）便宣佈成立由31人組成的「重組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將教務會的人數減縮到50左右──在將來成立的新教務會中，所有行政主管作為當然委員將留任，餘下席位按現行比例分配。
這是中大管治架構重整的第二波，一切在校方的計算中。
放在桌面的版本：為何改、如何改
教務會是大學的重要組織，掌控的範圍極廣，包括授課、課程、研究、考試以至於設立及取消教席、審議大學開支預算、懲處學生等，大學事務的重中之重，俱在其中。教務會不僅包攬了大學的核心業務，還可就任何與中文大學有關的事情，向校董會提供意見。故此，重組教務會，需要壓得住的理由。
據劉遵義校長5月8日的公開信解釋，教務會重組是為了「有效履行職能並加强問責」。此外，《宋達能報告書》要求各高等院校必須確保其管治方式切合所需，而政府審計署又於2003年建議中大減少校董會和教務會的人數，這些都是今次重組的遠因。
校長認為重組十分簡單：以國際優良範例為鏡，縮小教務會規模，使人數減至約50便成。為了說明人數是關鍵所在，校長羅列了一堆數字：中大教務會由207人組成，其他名校教務會，本地的港大（52）、科大（54）；世界級的，不要說迷你型的劍橋（15），就是巨大如史丹福（72）亦遠遠少於中大。
劉遵義的邏輯是：人少了，就能加强凝聚力、深入討論問題、提高中大的管治水平和競爭力，在教研方面躋身國際一流之列，長驅直進！
校長此信可謂「滿紙荒唐言」，假話連篇、邏輯幼稚，不忍卒讀。
縮小教務會規模就能躋身名校？
劉遵義繪畫了中大的美麗前景：只要教務會縮小規模，中大即奔向世界名校的金光大道。如此簡單？相信有基本思考能力的都會失笑。在如哈耶牛麻劍普等世界級名校以外的大學，其教務會成員約50人的大概數以萬計，為什麼這些學府還未演化為龍，在天上翻雲覆雨？再說，劍橋教務會的規模只及史丹福的五分一，兩者皆不符50黄金律，但未聞有人批評劍橋成就遠不及史丹福；關注組也敢擔保：就算中大重組了教務會，在這二、三十年內，獲劍橋和史丹福取錄的學生也不會「棄暗投明」，轉投中大懷抱。
教務會的成員人數多少才算理想？本來沒有絕對答案。
大學資源來自社會，有責任迅速回應社會的需要和訴求，理論上，規模太大的教務會當然難以細細討論、速速回應。至於理想人數，本無一定，視乎各校性質。《宋達能報告書》談大學管治之道在於平衡「自由」與「問責」，前者為大學教育與研究必需的自主與空間，後者既是社會大眾對大學的監察，也是校內要求成員共同遵守的準則。權力廣泛分佈、共同承担責任、通過諮詢達成共識的民主決策風格、管治組織盡量吸納民意代表，都是平衡「自由」與「問責」的有效手段。因為必須包含相當的民選議席以反映大學的規模， 50人大概是實踐中逐漸形成的趨勢，不是金科玉律，更非躋身名校的捷徑。
大學真要卓越出眾，只有憑藉本身最寶貴的資源：人。重視民意、吸納民意、把民意代表請進管治組織裏，才是有抱負的大學致勝之道。
中大學生會會長林嘉嘉向教務會提交的〈有關重組教務會的報告〉，以劉校長推崇備至的史丹福教務會（Senate）為例，提出其議席悉數由教務會議（Academic Council，由講師及以上全體教員組成）互選產生，大學主管，包括校長，只能列席教務會，沒有投票權。至於和中文大學同行書院制的牛津和劍橋，兩者的校董會（Council）成員超過一半皆由評議員大會（Regent House / Congregation）選出。年輕的香港科技大學，約50人的教務會，其中佔半數的教師和學生代表亦由選舉產生。
更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例子。英國的倫敦經濟學院（LSE）學生會若競選成功，四名包括會長、秘書的學生會主要幹事，必須按大學規定，休學一年，專心做好學生會的工作，包括議論校政。LSE學生質詢學校高層時絕不客氣，台上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台下則拋紙碎敲湯匙助慶。休學期間，校方每月發津貼給四位同學，免他們後顧之憂。津貼不薄，約為該校講師的薪酬。
引用《宋達能報告書》斷章取義
《宋達能報告書》原名《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教統局委托宋達能勳爵（Lord Sutherland）領導一項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檢討，其後撰寫報告，由教資會於2002年3月發表。
校方所引「各高等院校必須確保其管治方式切合所需」出自第三章「院校管治」，但此章談的是管治的一般原則，與管治組織的人數規模無關。如3.7項談到管理層探討管治（或管理）模式的一項基本原則，認為採用哪類模式主要視乎院校的性質而定，不能照抄別校。又如3.20和3.21分別提及吸引和留住富創意的優秀人才，認為不能靠在等級分明的制度內下達工作目標和權責，也不能靠薪酬回報，相當程度的思想和探索自由、包含學術上自主和自信的工作條件才是必須的。
隨手引用的這幾段，都與「有效履行職能、加强問責、與國際接軌」有更密切的關係，不見校方片言隻字介紹，反之，卻為「各高等院校必須確保其管治方式切合所需」作無中生有的註解，使《宋達能報告書》成為劉遵義的後盾，實在寃枉。
《宋達能報告書》其實充滿争議徃。宋達能曾任大學校長，熟悉高等教育，他談大學管治自有不少值得參考的個人心得；然而，當年特區政府檢討高等教育是以擴張為前提，同時非常重視成本效益，所以，宋達能的香港高等教育藍圖亦引進不少商業思維，例如商人辦學、集中資源、顧客為本等。落實之後，便出現如今所見的景象：副學士課程主要由財團辦的社區學院提供；大學分為研究及教學型兩類，政府撥款及私人捐款只會集中於前者的重點項目，以增加競争力；以及最具爭議的院校容許學生在各校間自由流動，政府撥款會跟着學生走，等等。在報告書最後一章，宋達能描繪了十年後香港高等教育的「美麗新世界」，其中，他曾寄以厚望的副學士課程，現已成為「高等教育爛尾樓」，政府正在收拾殘局。
借重整管治架構為名收權中央
時移世易，《宋達能報告書》在今天已失去主導香港高等教育界的作用，何以劉遵義重整中大管治架構，還要亮出宋達能的招牌？
《宋達能報告書》面世不久，中大校董會即於02年5月成立「大學管治專責小組」，全面檢討管治架構──劉遵義入主中大第三年（06年），準備從架構入手整治中大，於是把「專責小組」和《報告書》全盤接收，只因方便。
回顧過去兩年，劉遵義以重整管治架構為名，權力收歸中央為實，其意圖昭然若揭，每一部署清晰可見。06年全年造勢，為翌年實際行動作好準備，包括在二月發表《十年策略計劃》，表明決心重整管治架構，三月火速邀請專家小組到校作匆忙神秘的訪問，旋向校方提交報告，此份大學員工總會要求公佈，然而從未完整發表的「專家報告」便是校方重整管治架構的依據！06年年底重整開始，院長改為委任制是第一波，接着是08年的教務會重組，估計最遲在09年為校董會瘦身，集權中央便大功告成。所謂重整，說穿了就是縮減現有架構之民意代表比例及安插「自己人」入局。
其實，中大行政架構的缺點是欠缺權力制衡及民意諮詢的機制。
權力制衡方面，以港大和科大為例，兩校架構相若，包括校董會（Council）、顧問委員會（Court）及教務會（Senate）。校董會是最高決策和監管機構；顧問委員會向大學提供意見，不參與日常實際工作；教務會負責規管、監督學術事宜，兼具決策和行政功能。中大只有校董會及教務會，沒有顧問委員會一類組織。港大顧委會可以訂立、推翻及修訂港大法規《大學條例》，科大的校長及校董會須向顧委會呈交校務發展報告以供審閱，可見顧委會對校董會和教務會有一定制衡作用。
中大的民意諮詢機制亦非常不足。我們固然沒有如史丹福教務會議（Academic Council）和牛津劍橋的評議員大會（Regent House / Congregation）的强勢教師組織；也沒有足夠的民選席位與管治層平起平坐，討論並決定校政；溝通的管道，正式及非正式的，皆淤塞不暢或限於文件來往。這番所謂重組，不僅未撥亂反正，反而令情况惡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謂重組還在進行，似乎已無人可以制衡劉遵義，由他恣無忌憚、為所欲為，以下是一個例子。推出院長改制時，改制方案須先後經教務會和校董會討論、通過，方可落實。結果，教務會以大比數通過方案，校方原以為校董會也可順利過關，然校董會最終議决為：「知悉」有關學院院長改制建議，並同意就建議再展開諮詢。但劉遵義接着發表的公開信，並未遵校董會議决重新諮詢，信中雖有「新一輪諮詢已經開始」的標題，內容卻是「院長委任制」的具體安排。校長故弄玄虛假傳聖旨，校董會卻莫奈之何，以後如何監管？
壞制度比壞人可怕。領導人不濟，最多在他任期內或離任數年造成不良影響；劣質制度卻吹不倒、燒不化，沒人動它，便屹立如山，不斷破壞正面、美好的價值。
更可怕的是，在專制封閉的管治下，久而久之，人們還會改變自己去適應它──有發言的權利，但選擇沉默；明明有抗爭的空間，反忙不迭後退；學者們關進小房談學問，不管窗外春夏秋冬，間接為當權派的氣燄助燃──這，才是中大真正的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