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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中大校友關注組:教務會重組的葫蘆賣什麼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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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貼(20/6/08)
重要附加消息:
成員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全體畢業生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訂於2008年6月28日(星期六)下午3時,假香港中文大學陳國本樓LT3演講廳,召開本年度週年會員大會。26日截止登記及授權投票。今年,陸耀文校友將會參選。
詳情請按以下各連結:http://www.alumni.cuhk.edu.hk/chi/convocation/agm/2008agm.html

5月21日,中大教務會就該會的重組舉行特別會議。據悉,會議未作深入討論,主席(即校長)便宣佈成立由31人組成的「重組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將教務會的人數減縮到50左右──在將來成立的新教務會中,所有行政主管作為當然委員將留任,餘下席位按現行比例分配。

這是中大管治架構重整的第二波,一切在校方的計算中。

放在桌面的版本:為何改、如何改

教務會是大學的重要組織,掌控的範圍極廣,包括授課、課程、研究、考試以至於設立及取消教席、審議大學開支預算、懲處學生等,大學事務的重中之重,俱在其中。教務會不僅包攬了大學的核心業務,還可就任何與中文大學有關的事情,向校董會提供意見。故此,重組教務會,需要壓得住的理由。

據劉遵義校長5月8日的公開信解釋,教務會重組是為了「有效履行職能並加强問責」。此外,《宋達能報告書》要求各高等院校必須確保其管治方式切合所需,而政府審計署又於2003年建議中大減少校董會和教務會的人數,這些都是今次重組的遠因。

校長認為重組十分簡單:以國際優良範例為鏡,縮小教務會規模,使人數減至約50便成。為了說明人數是關鍵所在,校長羅列了一堆數字:中大教務會由207人組成,其他名校教務會,本地的港大(52)、科大(54);世界級的,不要說迷你型的劍橋(15),就是巨大如史丹福(72)亦遠遠少於中大。

劉遵義的邏輯是:人少了,就能加强凝聚力、深入討論問題、提高中大的管治水平和競爭力,在教研方面躋身國際一流之列,長驅直進!

校長此信可謂「滿紙荒唐言」,假話連篇、邏輯幼稚,不忍卒讀。

縮小教務會規模就能躋身名校?

劉遵義繪畫了中大的美麗前景:只要教務會縮小規模,中大即奔向世界名校的金光大道。如此簡單?相信有基本思考能力的都會失笑。在如哈耶牛麻劍普等世界級名校以外的大學,其教務會成員約50人的大概數以萬計,為什麼這些學府還未演化為龍,在天上翻雲覆雨?再說,劍橋教務會的規模只及史丹福的五分一,兩者皆不符50黄金律,但未聞有人批評劍橋成就遠不及史丹福;關注組也敢擔保:就算中大重組了教務會,在這二、三十年內,獲劍橋和史丹福取錄的學生也不會「棄暗投明」,轉投中大懷抱。

教務會的成員人數多少才算理想?本來沒有絕對答案。

大學資源來自社會,有責任迅速回應社會的需要和訴求,理論上,規模太大的教務會當然難以細細討論、速速回應。至於理想人數,本無一定,視乎各校性質。《宋達能報告書》談大學管治之道在於平衡「自由」與「問責」,前者為大學教育與研究必需的自主與空間,後者既是社會大眾對大學的監察,也是校內要求成員共同遵守的準則。權力廣泛分佈、共同承担責任、通過諮詢達成共識的民主決策風格、管治組織盡量吸納民意代表,都是平衡「自由」與「問責」的有效手段。因為必須包含相當的民選議席以反映大學的規模, 50人大概是實踐中逐漸形成的趨勢,不是金科玉律,更非躋身名校的捷徑。

大學真要卓越出眾,只有憑藉本身最寶貴的資源:人。重視民意、吸納民意、把民意代表請進管治組織裏,才是有抱負的大學致勝之道。

中大學生會會長林嘉嘉向教務會提交的〈有關重組教務會的報告〉,以劉校長推崇備至的史丹福教務會(Senate)為例,提出其議席悉數由教務會議(Academic Council,由講師及以上全體教員組成)互選產生,大學主管,包括校長,只能列席教務會,沒有投票權。至於和中文大學同行書院制的牛津和劍橋,兩者的校董會(Council)成員超過一半皆由評議員大會(Regent House / Congregation)選出。年輕的香港科技大學,約50人的教務會,其中佔半數的教師和學生代表亦由選舉產生。

更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例子。英國的倫敦經濟學院(LSE)學生會若競選成功,四名包括會長、秘書的學生會主要幹事,必須按大學規定,休學一年,專心做好學生會的工作,包括議論校政。LSE學生質詢學校高層時絕不客氣,台上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台下則拋紙碎敲湯匙助慶。休學期間,校方每月發津貼給四位同學,免他們後顧之憂。津貼不薄,約為該校講師的薪酬。

引用《宋達能報告書》斷章取義

《宋達能報告書》原名《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教統局委托宋達能勳爵(Lord Sutherland)領導一項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檢討,其後撰寫報告,由教資會於2002年3月發表。

校方所引「各高等院校必須確保其管治方式切合所需」出自第三章「院校管治」,但此章談的是管治的一般原則,與管治組織的人數規模無關。如3.7項談到管理層探討管治(或管理)模式的一項基本原則,認為採用哪類模式主要視乎院校的性質而定,不能照抄別校。又如3.20和3.21分別提及吸引和留住富創意的優秀人才,認為不能靠在等級分明的制度內下達工作目標和權責,也不能靠薪酬回報,相當程度的思想和探索自由、包含學術上自主和自信的工作條件才是必須的。

隨手引用的這幾段,都與「有效履行職能、加强問責、與國際接軌」有更密切的關係,不見校方片言隻字介紹,反之,卻為「各高等院校必須確保其管治方式切合所需」作無中生有的註解,使《宋達能報告書》成為劉遵義的後盾,實在寃枉。

《宋達能報告書》其實充滿争議徃。宋達能曾任大學校長,熟悉高等教育,他談大學管治自有不少值得參考的個人心得;然而,當年特區政府檢討高等教育是以擴張為前提,同時非常重視成本效益,所以,宋達能的香港高等教育藍圖亦引進不少商業思維,例如商人辦學、集中資源、顧客為本等。落實之後,便出現如今所見的景象:副學士課程主要由財團辦的社區學院提供;大學分為研究及教學型兩類,政府撥款及私人捐款只會集中於前者的重點項目,以增加競争力;以及最具爭議的院校容許學生在各校間自由流動,政府撥款會跟着學生走,等等。在報告書最後一章,宋達能描繪了十年後香港高等教育的「美麗新世界」,其中,他曾寄以厚望的副學士課程,現已成為「高等教育爛尾樓」,政府正在收拾殘局。

借重整管治架構為名收權中央

時移世易,《宋達能報告書》在今天已失去主導香港高等教育界的作用,何以劉遵義重整中大管治架構,還要亮出宋達能的招牌?

《宋達能報告書》面世不久,中大校董會即於02年5月成立「大學管治專責小組」,全面檢討管治架構──劉遵義入主中大第三年(06年),準備從架構入手整治中大,於是把「專責小組」和《報告書》全盤接收,只因方便。

回顧過去兩年,劉遵義以重整管治架構為名,權力收歸中央為實,其意圖昭然若揭,每一部署清晰可見。06年全年造勢,為翌年實際行動作好準備,包括在二月發表《十年策略計劃》,表明決心重整管治架構,三月火速邀請專家小組到校作匆忙神秘的訪問,旋向校方提交報告,此份大學員工總會要求公佈,然而從未完整發表的「專家報告」便是校方重整管治架構的依據!06年年底重整開始,院長改為委任制是第一波,接着是08年的教務會重組,估計最遲在09年為校董會瘦身,集權中央便大功告成。所謂重整,說穿了就是縮減現有架構之民意代表比例及安插「自己人」入局。

其實,中大行政架構的缺點是欠缺權力制衡及民意諮詢的機制。

權力制衡方面,以港大和科大為例,兩校架構相若,包括校董會(Council)、顧問委員會(Court)及教務會(Senate)。校董會是最高決策和監管機構;顧問委員會向大學提供意見,不參與日常實際工作;教務會負責規管、監督學術事宜,兼具決策和行政功能。中大只有校董會及教務會,沒有顧問委員會一類組織。港大顧委會可以訂立、推翻及修訂港大法規《大學條例》,科大的校長及校董會須向顧委會呈交校務發展報告以供審閱,可見顧委會對校董會和教務會有一定制衡作用。

中大的民意諮詢機制亦非常不足。我們固然沒有如史丹福教務會議(Academic Council)和牛津劍橋的評議員大會(Regent House / Congregation)的强勢教師組織;也沒有足夠的民選席位與管治層平起平坐,討論並決定校政;溝通的管道,正式及非正式的,皆淤塞不暢或限於文件來往。這番所謂重組,不僅未撥亂反正,反而令情况惡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謂重組還在進行,似乎已無人可以制衡劉遵義,由他恣無忌憚、為所欲為,以下是一個例子。推出院長改制時,改制方案須先後經教務會和校董會討論、通過,方可落實。結果,教務會以大比數通過方案,校方原以為校董會也可順利過關,然校董會最終議决為:「知悉」有關學院院長改制建議,並同意就建議再展開諮詢。但劉遵義接着發表的公開信,並未遵校董會議决重新諮詢,信中雖有「新一輪諮詢已經開始」的標題,內容卻是「院長委任制」的具體安排。校長故弄玄虛假傳聖旨,校董會卻莫奈之何,以後如何監管?

壞制度比壞人可怕。領導人不濟,最多在他任期內或離任數年造成不良影響;劣質制度卻吹不倒、燒不化,沒人動它,便屹立如山,不斷破壞正面、美好的價值。

更可怕的是,在專制封閉的管治下,久而久之,人們還會改變自己去適應它──有發言的權利,但選擇沉默;明明有抗爭的空間,反忙不迭後退;學者們關進小房談學問,不管窗外春夏秋冬,間接為當權派的氣燄助燃──這,才是中大真正的死因。

中大校友關注組:http://www.cuhkalumniconce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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