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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青

本土研究社成員,經營民間地理思想,關注城市空間問題。 網誌

環境

土地經濟 遇洪而開?

土地經濟 遇洪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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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銅鑼灣登龍街諸發展商強制拍賣土地的地盤與周邊環境
〈載於今日《明報》「星期天生活」)

  從最宏觀的角度看,香港三大所謂「支柱」行業中,金融業的性質是吸取周邊地區的資源,將各地的剩餘價值集中化(centralization),與物流業一樣槍口對外。然而地產這一行業,卻是透過挖取城市內部各種生活領域的資源,透過持續不斷的漲租、改造郊區、惡化空氣質素、甚至土地的剝奪(dispossession)才能夠暢順運作,是集中化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 of centralization),亦是香港表面上作為亞太資本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往往被忽略的「裏面」。

  香港人在整個八、九十年代投入炒樓、SARS 期間更樂此不疲、直到次按風暴仍未過去的今天還是熱烘烘。吃自己吃了三四十年,如果要在這個如洪水猛獸般的經濟危機反思,就應當為地產發展模式來一次歷史的反芻。

土地經濟的歷史地理

  曾經訪問過一位根正苗紅的香港人——1942年在石硤尾木屋區出生,經歷大火,然後安置到七層大廈,結婚後上山蓋木屋,清拆後租住唐樓;八十年代開始炒樓,八十年代中在市場波浪的翻船,失去婚姻成為工人;九十年代板間房被收地重建,上公屋後轉做清潔工——她一生都與香港整體土地經濟環環相扣。當問到她為何要買樓的時候,她直言七十年代的她根本「沒有買樓的概念,更別說炒樓」,「要住的話便上山搭間千呎木屋,不習慣便租,為何要這麼蠢會買房子回來」。她的炒樓行為,忽然變得不可理解。引伸的,正是究竟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才熱中於地產這玩意的?整個地產發展模式是何時活躍起來的呢?

  其實自六七暴動以降,遠東、金銀、九龍等新交易所相繼建立,華資在兼併了不少退卻的英資資產之際,同時容許了它們初嘗股票市場的龐大資金。引用地理學者鄧永成的概念,一個由華資地產商、港英政府與發現地產有利可圖的股民的「土地發展體制」(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已經初步建立。它強調交易價值的網絡,大大改造了香港人視土地自用、視房產為家的概念。它是城市命運的巨輪,主宰了我們四十年來城市發展的格局。

  這種土地發展模式當然不是唯香港所獨有,是一種非常極端的複合。它不止於如城市地理學者Andy Merrifield所指出,像美國 那種地產利益與州分內政治勢力有勾結的深刻傳統;它又像整個東亞整個地區內的權威政府(strong state)一樣,國家與城市往往以公權力「協作」這些土地利益的交和收,如提出公私營合作的概念,合法地邀請土地利益參與分享。它特殊且極端的,是因為香港曾屬殖民地,英國 人上岸後「普港之下莫非皇土」,政府至今還是最大的土地利益集團。因而這個「土地發展體制」比起世界很多地方都來得更明顯、更直接、更堅固、更「勾結」。

拚命多於創造

  當然,這種殖民時代的勾結向來都十分複雜,土地利益的輸送可能並非出自純經濟的考慮,政府甚至在經濟的效益上適得其反。以上那位地理學者曾在八十年代算了一道大數題,發現原來前港英政府的從土地得回來的收益,根本無法抵銷各種為了這地產經濟而消耗的成本,包括交通配套、行政架構等等。土地經濟使政府帳面豐碩的理由,只是由於未計算整全的總開支。姑勿論港英政府背後懷着什麼經濟以外的因由(詳細可參看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在沒有經濟利益的前提下,被學術界詬病為一種「拚命多於創造」(Desperation than Inspiration)的經濟模式也並不為過。

  因這(非)經濟勾結之故,當八四年中英草簽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政府不是帶領香港邁向一種新經濟反是把地產業視作龍頭,忽然關愛舊區環境質素,實質在盤算着市區重建 這些不算在內的土地,以保財閥經濟的繁榮及光榮撤退。董建華 年代一份施政報告更提及過一項瘋狂的創舉 ——在十年內開展二百五十個市區重建項目,以闢地餵飼整個利益體制。這引發市區生活十年浩劫,居民維權運動處處,直到現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才稍有一刻的屏息。

  「土地發展體制」像是令大家參與其中,獲得利潤。但從整個歷史地理的過程來看,故事更多的似乎是像起初受訪者的生涯一樣「拚命多於創造」、各種別樣城市經濟的可能因土地租金而遭到排拒、政府政策受地產利益把持、多少舊區居民被遷徙、多少本土經濟被破壞,全都是本地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痛苦不斷的現實寫照。

偽開放與真正的封閉

  既然這個體制遺害深遠,既得利益當然是拒絕改變的答案,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合理化自身呢?我們日常所聞,都拿發展與反發展兩種二元對立,謂之若我們死守老樹,不開放土地來發展便會被邊緣化云云。這種「開放」與「封閉」的概念,是支援整套地產發展論述的關鍵詞。

  為回應這爭論,人文地理學者瑪西(Doreen Massey)曾做過一個具啟發性的研究。她選了兩個地方,一個經常被認為是全球的、公共的、流動的、開放的科研實驗室,另一個是被經常想像成本土的、私人的、凝固的、封閉的家居。表面上,實驗室是每天有國際性會議、全球「精英」匯聚,經過她長期在地考察,發現實驗室其實也封閉得很,不僅是排斥其他功能的單一經濟活動、有保安員禁止進入、而且根本十分具本土性(一種作者解作為植根西方傳統、強調理性的知識生產);而家居也具備各種開放的活動,能夠集居住、工作、娛樂等功能於一身,家中電腦的功能很多時候都不比工作環境的少。因此,關於這兩種不同時空流(time-space)的問題,她認為不應再問什麼事物本質上是「開放」或「封閉」,真問題是為什麼事物會被定性為「開放」或「封閉」。

  按此視野,我們不難察覺這種強調現行土地發展模式體制不開放的地方。相比起具社區網絡、靈活運用地方的舊區街道與建築,要強調收益的新地產項目,從設施到管理都相當封閉。反而,像舊區或新界鄉郊的經濟空間結構卻從不封閉。以往利東街一類的本土經濟作業,除了大門常開、童叟無欺、生意額大小無區外,比起許多中環 的公司可能更加連結全球,連卡地亞 也會找他們做生意。現在一個正被強調流通、融合、經濟開放的廣深港高鐵所影響的菜園村,除了像同文俞若玫所指,「是盛載豐富的生命歷史,是個睡、吃和育兒的地方,也是她們工作、娛樂、聚會、以及增長知識、交換經驗及身分建立的場域」以外,其七八十年代的米產一直都是運往歐美的。「開放」一個本身也具開放性的地方給一條只能連接特定地點的高鐵,骨子裏就是為破壞開放多樣的本土經濟的單一地產經濟建立合理性,產生的效果,只能是從開放走向封閉。

真正開放經濟

  近年開始談融合,基建在新界郊野穿插,這種由集中重建市區闢地轉向至擴散開發新界的空間政策轉移,將觸發新一波由土地發展引起的災難,如古洞北、粉嶺 北內許多具開放性的經濟模式在幾年來遭到地產商收地逼遷。這個土地發展體制對新界這「新殖民地」所帶來的環境、人文及經濟禍害與新一波衝突,是委任多幾位劉皇發 也解決不了的事。唯有透過正視由來已久的土地發展體制問題,解除定性某事物為封閉或開放的習慣,才能真正開放城市經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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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希望地理
http://spacehope.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_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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