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6日 信報
我思故我在
國失二老，思之黯然。季羨林、任繼愈兩老相繼辭世，雖是享壽而終，也意味精純求學一代之逝去。季老曾經懇辭「國學大師」、「國寶」等虛名，然則「國老」之名，兩人當之無愧焉。國老原是朝中老臣之意，有助宣化德教之老學士，古人也尊之為國老。季氏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及佛教源流，任氏執掌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會通儒釋道三教，都是有助中華之德化。五四時代，中國學者除了主張富國強兵、實業救國、革命救國之外，也有一批學者專注於宗教、哲學等心靈範圍之學問，並有卓著成就。若非故國遭逢赤禍，令學術中斷，德教不張，大陸斷無今日之人慾橫流、文化淪喪之境地也。
失學，猶如失土
季老是德國哥廷根大學東亞學系印度學門（Indologie）之哲學博士（一九四五），乃我五十年前之校友。當年我在哥廷根大學東亞學系漢學門修業，Erhard Rosner教授即說：「五十年前，戰火連天，季羨林曾在此小樓學習。」東亞學系位於哥廷根市Waldweg二十六號之百年小樓，至今未變，當年有漢學門、蒙古學門、日本學門及印度學門。學者與學生聊聊數十人，論學於小樓之內。哥廷根大學以政法、物理學及數學揚名，然則學院學門齊備，各有獨特建樹。季老於一九三五年即從學於梵文、巴利文及佛學權威Ernst Waldschmidt教授。
德國有自治市及聯邦之傳統，彼邦之學者研究中亞及中國，也注重文化交流與族群融會的學風，可補充近代中國學者過分強調漢民族及漢字經典之缺失。德國地理學家利鴻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於一八七七出版之《中國——親身遊歷所得》（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即構思「絲綢之路」（德文die Seidenstrasse）一詞，象徵唐代以來中亞與中原之文化融會。德國的突厥學家艾伯赫（Wolfram Eberhard，一九○九—一九八九），專研突厥民族，後來也研究中國風俗及民間故事，上世紀四十年代來華交遊及講學，著書主張以地方文化及邊陲文化重新構造中華文化，避免北方京城文化獨大之障閉。這些在民初時期吹拂中國的歐洲實證治學與文化立國之風，若能繼承，在中國發揚光大，斷不至於有今日漢土與西藏及西域之文化隔閡以至族群對立。
德國的大學不只有科學、醫學、哲學也有佛學、印度學、土耳其學等冷僻學科，大國之崛起，靠的是全面而精純之學術。曾經或正在領導世界之強國，英、法、德、美，都是名家輩出之學術大國。五四運動之初，北大校長蔡元培極力主張學生應專心學問，莫隨便涉入政局之爭。然則，示威學生被北洋政府逮捕，蔡先生也挺身營救。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蔡先生在國府負責備戰之「特種教育委員會」演說，題為〈犧牲學業損失與失土相等〉，主張即使國難當前，依然不可以救國之名而犧牲純粹之學術，他舉歐戰時期之德國為例，即使節節敗退，財政枯竭，依然不會削減學術經費。蔡先生其言如是：「學生愛國，是我們所最歡迎的，學生因愛國而肯為千辛萬苦的運動，尤其是我們所佩服的；但是因愛國運動而犧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
不知季老有否閱讀蔡元培之演講詞，然則當德國戰火漫天、中國負隅抗戰之際，季老不急於回國救亡，而留守哥廷根大學之學院小樓，當有護學如護國之感乎？
可惜，即使季老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爬梳佛學源流，終未能在大陸倡導佛陀之本心，復興佛教。一九四九年之後，遭逢劫難，落落寡歡，個人學力深厚，可以翻譯印度典籍及撰寫《糖史》之類，然則於學術可謂無大建樹，婉拒國學大師之名，諒也是出於事實。反之，太虛大師之門徒印順法師自大陸經香港至台灣定居之後，卻可以講學著述，發揚原始佛教之義理，復歸本心，在台灣振興民初在大陸夭折之「人間佛教」主張，其弟子證嚴法師創立慈濟功德會而將大乘佛教之菩薩道帶入現世。
「儒教為宗教」說
任繼愈之學術，貫通儒釋道三級，大有可觀，主編之《宗教詞典》，更是我往日案頭必備之考。然則大陸學界忽然吹捧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倡之「儒家宗教說」，可謂莫名其妙。儒家有天命之論、養氣之學、修身之說、神道之教（董仲舒之「神道設教」），有祭祀神靈之儀式，不論用哲理觀點、政教觀點還是人類學觀點，都可以視之為安身立命、協理天地之信仰體系，宋明之後復發揚心性之學，宗教之體，可謂完備。民初之康有為等，便倡立「孔教」，以為國教，流風所至，今日台灣、香港及南洋華人聚居之地，都有孔聖之祀。
首先，中國毋須以西洋宗教觀點自我考問有否本土之宗教，解除無謂之文化歉疚；其次，儒教乃宗教之說，任老重新以哲學闡釋其義理，以歷史論證其演變，自有學術貢獻，大陸學界何須標舉任老首倡儒教為宗教之功？莫非大陸學界都無視共黨建政之前的民國學術成果？
據聞，當今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王奇著述《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二○○八），在普通話定為一尊之後，竟不知以前之中國人名有用粵音英譯者，以至見了蔣委員長之英文譯名Chiang Kai Shek而不識，以為是北方官話之舊時英譯，遂重新發明為「常凱申」，而中央編譯出版社竟又懵然不覺，予以出版。事件揭發之後，學界羞憤莫名。其他學術造假、學位買賣、高官充當教授、博士導師濫收高官為門生等，罊竹難書矣。
何以當今中共宣稱之盛世，其學術精神竟不如戰火連綿、江山垂危之民初中國？季、任二老之去，留下學術與德範，也留下遺憾與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