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左起：主持廖崇興（Club O義務幹事）、講者袁易天
袁易天畢業於著名大學的中文系，可是卻選擇務農。以下節錄他在1月2日於旺角Club O（綠色生活教育基金）的講座。
香港有機農業為何難有成績
袁易天：我分享一下這幾年的經驗，剛好去年又有菜園村事件，突顯了耕種的問題。這十年來我耕種遇到甚麼問題？我家裡一直是種菜，也養過不同動物，到1997年，我開始從事有機耕種。為甚麼農民種的有機菜未必好？可能是沒有資源去改善生產技術，因為菜價太低了。如果要有優質的本地有機菜，我們首先要讓他們的生活不要這麼困厄，否則我們的農業發展只會變得更差。
我們的土地不穩定，建設農場，是以五至十年為基礎，城市人呢？一兩年就轉一份工作很平常，如果你在公司裡待五年，已很突出，十年是金牌了，但從事農業，多是一生一世。可是你到新界，每隔三年就可能覺得面目全非，原來的田野變成了地盤。土地如果不穩定，農民又怎樣投放心力，農業的質素又如何維持？有機耕種需要優質泥土，如果我們不留意泥土有沒有微生物，周遭有沒有應有的生物如昆蟲和雀鳥配合，那你就只能用買來的有機肥料、有機農藥來勉強維持，可是這只是用了有機認證准核的物料，那棵菜是否會好吃呢？這個問題沒有處理。是以有機農場雖有認證，但菜的質素還是無法提高。
以往，種菜、割菜、賣菜、宣揚有機耕種，都是由農民自己做，除了耕作，還要運輸和做市場推廣，那他還有多少時間去種菜呢？我們要協助農民面對這些問題，那他才可以全情投入種菜，種優質的菜。現在農民為了迎合市場需求，在夏天也提供葉菜，於是又要花十幾萬佈置膠紙棚來遮風檔雨，那其實一點也不綠色。我們也不能對農民苛責，他已在他的能力範圍以內做到最好。
追溯新界耕作的歷史緣由
然後談菜園村。它是一個典型的鄉郊面貌，有很多耕田的人聚居，但大多不是地主，他們不是原居民。原居民反而多數不會種菜。五十年代很多人走難來港，其中有些種菜，而六十年代香港的城市也未有良好的規劃，衛生系統無法應付龐大人口，政府的做法是鼓勵部分居民移往新界，並把官地便宜地租給他們，讓他們種菜養動物維生。在荃灣圓玄學院附近或荃灣和大帽山之間的地方，都曾經有很多寮屋居民，是政府鼓勵他們去開山劈石的。他們在很斜的斜坡，砌了一級級的梯田，那就養大了一代人。到農業衰落時，我去年再去那些地方，碰見寮屋居民，他們說政府現在要收地，說斜坡種植很危險，要收回。而他們的設施，則會由政府的判頭清拆，並用鐵絲網圍起，令他們不能再走近和耕種。判頭還把裡面所有的金屬掘出來轉售圖利，他們這樣翻土掘鐵反而令梯田變得危險。有人生產，那些地方便能得到妥善管理，但現在荒廢了，反而變得危險。政府實在是倒果為因，這些土地明明好好地養活了幾代人的，現在就清拆了，那麼這些居民可做甚麼工作？只好又去爭奪快餐店的職位。我們的草根階層是很難在金融業裡求職的。
菜園村的例子是，有一天官員拍門來收屋，說要建鐵路。後來村民一起想辦法和政府抗衡，現在菜園村已形成一種反對力量，顯示政府的發展模式有問題。首先他沒有認真通知受影響居民；第二他隱藏資訊，例如大角咀會變危樓又不說，要建很多巨型通風樓又不說；我們越來越發現政府的規劃不是整體規劃，他說高鐵設在西九會帶來很多經濟利益，他們認為中環是金融中心，西九是文娛中心，此兩個中心可以帶動香港經濟。那可能也是事實，但問題是這些經濟利益會分到誰人手中？而且高鐵會否帶來反後果，要令周邊的人承擔，而他們又不能得到高鐵的好處？這是整體規劃公義的問題。
高鐵巨大的隱藏成本
政府說高鐵速度很快，會帶動很多人來香港。可是香港已有很多人，為何還要帶更多人來港？又有說香港是沒有資源的，如果不吸引內地的資金，香港就出事了。可是金融業對香港大部分人來說均沒有好處，那只會造成更嚴重的貧富懸殊。如果我們要不斷用工程建設，才可確保建築工人的飯碗，那肯定遲早會建到我的家門，我的田，菜園村的問題遲早變成我的問題，所以我要反對。可是有人會說你自私，說沒鐵路就生活不了；可是我種菜的，沒有土地我如何種菜和生活？他們又說種菜的產值很低，我賠一點錢給你就是了。可是就算你給我一百萬，我又可以花多少年？尤其如果你要養妻活兒。可是如果我有一塊耕地，我到去世一天還有東西吃，無須政府接濟。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我的骨灰還可以在灑在耕地，作為肥料養活下一代呢。
現在我們鏟除一條鄉村，會令百多人不能安居樂業，從此要索取綜援。為何你不能讓他們繼續生產？為何一定要去吸引另一班人來香港？過往我們請城市的人去新界開荒，現在卻要他們重返城市索取綜援，並引內地的人來去佔用新界。這樣兜兜轉轉，是否沒事找事做？
有人說金融業很厲害怎樣怎樣的，但我給你一個數字，這數字令我更堅決反對高鐵。政府說高鐵五十年能造成850億元的經濟收益，這令我感到很卑微：我種多少年菜才可以有850億呢？但我發現縱然香港的農業已很衰落，但原來據香港的年報所示，香港農業每年整體收入是10億，因此農業五十年也可帶來500億收益，而且不像高鐵般要先投入680億。原來如果我們不做任何事，我們反而可有更高的收益，那為甚麼還要建高鐵？那實在十分奇怪，這些都是政府的數字。
我問經濟學者，我的想法正確嗎？他們說我的想法是正確的，而且政府的680億還未計算很多隱藏成本，例如這些人不能種植生產了，未來要索取綜援，也沒計算在內；以及政府破壞了地下水，影響更多農民，減少了農作物產量，這成本也沒計算。但生意人是應該把所有成本都計算的。事實上這條鐵路是蝕本的，即使不蝕本，也會令很多人喪失家園，並在市區造成噪音和地陷的問題。
大角咀受的影響是，部分八層以下的舊樓以前是沒打樁的，十數層的也只打了淺樁，而高鐵只在地底二十米深處，將來會引起地陷。其實地產商早已掌握這些資料，所以地產商總是收購附近沒問題的樓宇，唯獨是在高鐵隧道上的十幾幢樓沒人收購。原來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因和政府熟絡，可掌握更多資訊，而住在那裡的人反而一無所知。
錯誤的可持續發展觀念
高鐵不論對新界還是市區的影響都很大。它對市民的謀生帶來影響，對環境造成破壞，可見政府並無全盤規劃。政府常高舉可持續發展，究竟是否指我們可持續維生，是否指我們的環境可持續？曾蔭權說我們未來可發展成人口三千萬的大都會，這教我很擔心，如果是這樣，應該連米埔也要建屋，全香港都變成石屎森林。曾蔭權又叫我們多產子，其實那並不符合環保，同時政府又不把農業納入持續發展模式，這究竟是怎樣的持續發展觀？
興建高鐵還不是最貴的一環，高鐵是高科技，折舊很快，維修費用才更驚人。另外，從邊境到西九，共經過十四個斷層，工程界要避開斷層，以免沉降，因此光是挽救沉降的工程已是一筆很大的款項。我們其實無須採用這樣昂貴的方案，但政府一意孤行這樣興建，才有這些問題。日後維修，誰付錢？納稅人付的。那就如迪士尼一樣，我們做冤大頭了。
為何就業壓力越來越大
聽眾：為何香港可以這樣浪費金錢呢？
袁易天：有錢才會浪費，所以菜統處才能每天都把很多菜丟進堆填區。現在所謂貧窮和富有的概念，只是指你口袋裡有多少現金。不過除了現金，我們其實每人都擁有二十四小時，只是不能變錢。如果你能用你的時間做手藝，換取生活所需，就不成問題。這裡所說的生活所需不一定指現金。如果你住的地方比較自給自足，可以互相交換，你幫我兒子補習，我給你兩棵菜，你對現金的壓力沒這麼大，就沒這樣貧窮。可是現在的社會卻一定要用錢，結果你一定要就業，於是政府就以此為理由，去創造就業機會，例如周圍亂掘地。
貧窮的另一個問題是甚麼都要申請，以前街上很多小販，如果你失業後，可以推個木頭車在街上賣東西，你就不這麼擔心失業。但現在所有售賣的空間都給領匯壟斷了。如果你想賣魚蛋，領匯卻說那裡只能賣鑽石，你就沒輒了。以前我們每一個區都有特色，有地方賣花，有地方賣金魚。但現在的商場都沒特色。以前的生活是苦，但只要你肯幹，就能改變。現在也是苦，但卻不能改變。社會的流動性越來越小。
整個新界的收地慘無人道
聽眾：菜園村以外，還有其他農地被收的問題嗎？
袁易天：讓我舉一個例子。粉嶺北聯和墟旁的馬屎埔村被劃作綜合發展區。政府以前收地，要負責賠錢、安置、上樓。可是如我之前所言，新界農民多是流落來港的難民，都是向原居民租地。以前原居民也很願意租地並善待農民，因為農民為他們帶來租金收入，這是以前新界的人情。可是，現在地產商會和原居民傾，向原居民買地，於是地主由原居民變成地產商；同時，那農民本身一定是居住在農田旁邊的，以前政府的政策是容許他們建臨時屋，這間屋屬於農民，可是地卻屬於原居民。現在地主換成地產商，那他的屋怎樣處置？可搬往哪裡？地產商不會就這間屋賠償，於是農民被迫走之後便變成一無所有，整個新界正面對這個問題。政府也不會處理，說這是私人轇轕，農民有冤無路訴。
以前還有一種地叫阿公地，由多人擁有，所以難以收買。政府則會用《土地條例》強行收回，變成公園之類。所以當一個地方變成綜合發展區時，能買的地方就由地產商買，不能買的就由政府收作公共用途，這就是綜合發展區。我們的土地規劃有很多問題，而且對原來生活的人完全沒有保障。
廖崇興：為甚麼袁易天大學畢業後，卻走去耕田，日曬雨淋，還要和政府對抗，去反高鐵？可能他發現這樣還比較快樂。去打工，你可能要付醫藥費，要處理人際關係，最後甚至跳樓，那成本可能更高。只是大家都只從主流媒體吸收資訊，結果人人都跟著政府的制度走。
雖然我是上水的原居民，但其實原居民也未必有好處，即使你想做農夫，不肯賣耕地，但政府仍可用《土地條例》收作公有地，例如在上水那邊為甚麼會有污水處理廠？就是因為原居民不肯賣地，結果政府就收作公有地，那用來做甚麼？還不是用來處理新建豪宅的污水，為富人服務？這些都不是以人為本，只是金錢掛帥。
袁易天：政府常說平衡，但從來沒有平衡過，他甚麼時候尊重過大自然，尊重過農業？新界現在不斷變成市區。所謂發展與保育取得平衡，是捂著良心說，那是絕對傾斜於發展。
廖崇興：還要談談政府的所謂諮詢。現在的諮詢是怎樣做的？請一些大學教授來做show，說一些和居民無關痛癢的事，他只是要令人覺得政府有做事。你提出反對意見，政府就說回去想一想，然後回覆你說你的提法已考慮過，只是你的提法對社會的傷害會更大。即使政府是不對的，但只要有功能組別議員去贊成，去舉手，就證明政府是正確的吧。為甚麼我們會出現這種發展的毒瘤？
袁易天：毒瘤為何會長出來？是因為慾望太多。為何要方便？要快？那也是一種慾望。其實如果你去超級市場買東西，走了一個圈，然後靜心一下，就會發現購物車裡很多東西都是不需要買的。同樣道理，如果我們靜心一下，就會知道高鐵是不需要的。再者，其實快了，只會令你要做多些工作，例如信差要在同一時間內送更多信件，這只會令你有更多慢性病。
廖崇興：有時即使靜心也對抗不了，商店大減價，你就又去購物了。商人總會千方百計把你勾出來。我曾做過推銷員，我最明白。為何政府要買特敏福？其實政府也不想迫你吃特敏福。不過推銷員不斷迫他們買，而推銷員要不斷推銷，是因為公司的股價要上升，股價為何要上升？因為你買了股票。所以其實最後是你自己迫自己吃特敏福的。
如何扭轉農業衰落局面
聽眾：香港還能維持農業發展嗎？
袁易天：如果情況不再惡化，如果政府開始重視農業，那我們才有可能繼續發展農業。如果政府用680億元回購原居民的土地發展農業，然後有需要時才用一部分土地來發展，那農業會有希望。又或等全香港市民醒覺，說要參與規劃和發展，而且覺得農業很重要，要列入規劃的考慮範圍，當市民有這種意識，就有可能改變。而且原居民見農業越來越受重視，也就不會急於把土地售予地產商。
農業有甚麼功用？想呼吸一口清新空氣，想見見綠色，想有多些親子的大自然活動，這就是農業的功用。而且，農民的生活，往往比中產更好，在新界仍有很多長者靠耕作自給自足，我們少了幾萬人領取綜援，也少了依賴醫療系統，他們八十歲仍能耕種，非常健康。我們要這樣整體地看農業，不可以說那棵菜只值五角。
孔慶玲（Club O主席）：最後還想補充一點，林超英說可持續發展應是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如果只談一個角落，例如只談新界西北怎樣可持續發展，那是不足夠的。
袁易天：我們的概念可以很遠，但環保總是由自己開始做起。例如薯片也是全球化的工廠製作出來的加工食物，只要你吃越少的薯片，就會越少產生薯片的負面效應。此外，我們越支持本土農業，運輸業的碳排放就越能減少。在你的每一個生活小節，你都可以做事。我們無須去哥本哈根示威，只要在香港保留一些農地，或在街邊花槽種一點綠色的植物，已是很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