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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專訪:存活於地圖無法標示的真實城市—— 從《電子城市》到陳炳釗

劇場專訪:存活於地圖無法標示的真實城市—— 從《電子城市》到陳炳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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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演員把身體摺疊,化成機場輸送帶上的行李。演員重覆動作,一次又一次被輸送。然後,輸送帶化成跑步機,演員輪流在上狂奔。他們似乎在追趕著甚麼,卻未曾意識到,儘管動作有多猛烈,也只是回到原地。

有人說網絡世界是一座無法標記的真實城市,而它是虛擬還是真實,取決的,是那運用的人。陳炳釗,《電子城市》的導演,猶如那彌留於城市縫隙的人,一直試圖在劇場標示出他心中的真實城市。

《電子城市》二度公演:回應全球化下的城市變化

時間回到2003年。香港經歷沙士,社會、經濟陷入困境;另一邊箱,政府急推基本法23條並首次引進自由行,最終50萬名市民在七一走上街頭。同年,德國的李希特 ( Falk Richter ) 寫下了《電子城市》,陳炳釗則努力地在更著重營銷的消費時代經營劇場。

《電子城市》裡有一段:「全世界一式一樣,我覺得自己不斷check in,但就從來無check out 過。我周圍去,但就無郁過……我住喺呢度,但係呢度唔係我屋企。」

全球化為我們帶來的,除了世界經濟一體化;似乎連迷茫二字,也成為了普世的共通語言。


《電子城市》劇照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世界被絕對理性化:當密碼等同人的身份

劇中的Tom一直記不起自己要輸入的密碼,他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懼。全球化下,人的世界變成如同生物鏈一般的系統,而這個系統,由網絡、數字和數據組成。因此忘記密碼,如同忘記了自己在這個世界建立的所有。

「這種感受,相信我們也很清楚。現在每人也有可能有20多個同類型的密碼,但我們好像相對習慣了。密碼是一個重點……劇中不斷重複某個數字,好像是某個系統。有一個階段,我們比較意識到這些密碼。特別是開始用電腦與網絡,開始有ICQ……開始有代名或假名的時候,那個年代對密碼的敏感度好像更強。」

「我想說的是,我猜阿否( 李希特 ) 所代表的是西方哲學。當中比較敏感的是,人被數量化及數據化。又或是,這個世界好像被某種純數的系統控制……這是西方哲學邏輯的講法,即這個宇宙是否由絕對的理性控制的呢?有一種說法就覺得,也不是的,絕對的數學原則當遇上人類文明,即有語言的時候,其實產生了某種變異。就如人的感情,就如心理學……是不是也被某種絕對的數學邏輯支配?我覺得他們在思考這些。」

釗稍頓,幾乎不帶表情。眼睛轉動,似乎專注地思考著甚麼。

「我覺得,如果把所有東西密碼化的話,危機就是……人的文明,就會傾向那種絕對的理性化。這是我們今次未有深入探討的,因為比較……形而上。」

當人被數量化——自覺被操控

釗笑言,他與演員的關係有趣的地方是,當演員對劇本已有強烈的既定觀念時,排練將更困難。

「我與演員討論這些問題,例如我們是否被數量化、我們是否已失去了身份、我們的生活是否已可被任何人替換.....大家也點頭,大家也有很多意見。有時甚至比我的反應更強。但正正因為大家在表層上已認同這件事,要再深入去錐 (挖掘),就更難。」

釗緩緩拿起咖啡杯,卻未有喝下。

「難的意思是,你要質疑自己,你是否講一套做一套,還是如何?你的思考有多深刻?這是難的,不是一般的戲劇排練可以做到。如果係咁Chur,或用一種氛圍去挖演員的內在,演員相對會有一種被操控、不自主的感覺。」

「你問我劇場是甚麼……我想是一種耳濡目染。做了一套這樣的戲,留底了這樣的一種經驗,這些經驗會再走出來與演員自己的生活對話。當他可能沒有太多信念,講一套做一套的時候……就如我們排練放 break,然後大家依然是看手機,哈哈。我們也有討論過,沒有手機的時候,不看手機,我們會做甚麼呢?大家都問這些問題。但過多兩日,大家也是拿回手機出來....」釗輕輕笑著,不帶責怪。


《電子城市》劇照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當語言變成一種數據

釗發現在電子化的世界,人與人的溝通方式已逐步改變。那讓他想起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

「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從前相信宇宙是由純數組成的。到了晚年,即是他四十歲時,就推翻了自己,著手研究語言。我的理解是,語言有些含意,是不能清晰地界定的。你沒有辦法在離開了那個context 後界定。」

「語言是通過人的運用形成的,包括人的邏輯、語言的語法……我想,從前我們運用的是人際的處境,但現在的運用去了媒體,跟著去了電腦化……是否一步步把那個處境制度化、拿走了?如『我好掛住你』這句說話,如果留低了,check 番的時候,是否也可以check 到那個處境呢?如果check 不到,但那又會形成一個系統,一個紀錄。我就聯想到……連語言都變成一種數據。本來語言不應是一種數據。所以媒體,或是電腦世界,有可能是……會把語言的某種能力減弱。」

釗依舊不帶表情,又再陷入沉思。

「如果在維因斯坦的語言哲學裡,日常語是語言裡最重要的。那是一種基礎,是最核心的。很多新的詞語在日常生活出現,然後藝術家才在當中提煉成小說。現在我們日常的溝通方式,已慢慢地在改變……是否絕對是負面的呢?……人的存在未必很有危機,但好像的確出現了一些干擾……定義已不像從前那樣純粹,人的自由意志是絕對的?現在或許……會有動搖吧。」


《電子城市》劇照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當文明是一種習慣

「我其實都是一個很從俗的人。對於在日常生活裡,很多東西隨著大勢的生活模式,大家用手機我又用吧。我是接受的。雖然不斷有人提醒我們,要過另類的生活啊,一個星期不用手機的心靈效應......我也相信的。但一般人做不到這件事,我也很明白。因為是習慣,習慣是很強大的……文明也是一種習慣。只是我們如何去調節這些習慣,你說是絕對壞,它又不是。它本身有一種實際的作用,如資訊、連繫、溝通……雖然有時你跳高一個層次,就會發現,這些溝通與資訊其實不太重要。但這個層次其實不是太容易到的,也不是強逼性的。」

釗拿起咖啡杯,喝下一口。續說,

「只要你在隨波逐流的習性裡,你參與的生活裡,不論是文化、文藝、政治生活……你仍然有一定的自覺與能力……去到某一個位,你可以有一種stop的能力……那是重要的。」


《電子城市》劇照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從《電子城市》到香港劇場:劇場是一種修行

陳炳釗,劇場編劇、導演。他在1998年創立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現仍為其藝術總監。相信曾到過土瓜灣牛棚藝術村的,都會認識前進進,而提起前進進,就必然與「實驗」、「先鋒」等詞劃上等號。

前進進自2001年遷入牛棚藝術村後,自主營運牛棚劇場,並引入文化交流及合作計劃。他們曾與世界各地的藝術團體合作,由臺北、日本至波蘭,也是本地小劇場獎多年來的常客。他們近年致力發展「新文本運動」,把歐洲的新文本 ( New Writing )引入香港,以讀劇、主題戲劇節、網上資料庫、研討會等,全面擴闊本地劇場的創作視野,在本地劇場業界備受尊重與肯定。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劇場的世俗面

劇場在香港仍是小眾,在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下,當藝術也被迫量化;如何經營出心中的理想劇場,遂成某種時代性的難題。

「做劇場的人有很多壞習慣,完全做不到劇場是一種修行。第一,把劇場變得很神聖,即劇場的其中一個性質,就是holy theatre……排戲時擦地板……很認真地對待,很集中地討論,靜心,然後反思,離開劇場……這是最理想的一種狀態。但我又覺得未必絕對是這樣,劇場也有其世俗的一面。」

「如果絕對是這樣 (神聖) 的話,我覺得劇場的可能性與影響力會變得很細,很多人會接觸不到劇場。在不同的排練過程裡,每一套戲都在處理不同的議題,但每一套戲都不會徹底地錐得中。雖然會錐好耐,但又會在某些時間再出現,繼續影響生活。」

「《電子城市》也是的。但我覺得是因為它的議題比較鮮明與尖銳,即使是表層的反思也有很多。演員在排練的早期,在做功課的時候……甚至到達較後的階段,對這些題材的反應也是比較強烈。在後階段,演員甚至是導演,也會著重了在production,即把注意力放在演得好不好,套戲做得好唔好……當然是很正常。但有些時候,例如是很classic的戲,如果演員與觀眾都沒有新的input,大家就會不是太討論個戲的內容,而是討論個戲的表演性。」

人性的啟示與社會的批判

「是否反思呢?是否我們以前的……好似沙磚上那些就是比較徹底呢?比較完全瞓身呢?其實也不是的啊,那年代更自由,排戲好hea,哈哈。討論很自由。但從前對文化活動的分別就是……人們對文化活動可能也有鄙視的奇異眼光,但相反,如果你覺得那東西是幾有意思的,多少會有幾分尊重。很簡單的,如果你覺得一個議題重要,你就買票去看,因為覺得這個戲會帶給他們一些啟示。不看的,就是本身生活上已不會看這些東西……是很分明的。」

「但現在社會不是這樣,是在這兩種人中間,有很大的灰色地帶。他們會覺得藝術有時是有啟示的,不過有時都是藝術家自己陶醉……有很多不同的價值……啟示指的是甚麼啟示呢?是普世價值、人性的啟示,還是對社會的理解、社會的看法……這是最大的爭議。甚至有時在我裡面,也有掙扎……人性的啟示和社會的反思與批判……這兩者,是否可以調和,是否有一些東西是兩樣都有的呢?但又好像真的是有比重。甚麼時候放下社會的反思,在我們也未想得清的時候,其實很多觀眾也未必想得清。」


(照片由前進進提供)

沒有絕對應該要去做的劇場

「可能是直覺,覺得需要簡單的善、簡單的美。太複雜的思辨,就連最簡單的善都沒有了。沒有出路的,沒有一種善可以告訴我該如何去做。中間有一堆這樣的人……不同的人,應用不同的方式去遊說這一班人,擴闊自己的看法。可能有一些形體劇場在做這樣的事情……沒有絕對應該要去做的劇場,沒有一種劇場是絕對要去發展,至少這種姿態不應該傳遞給公眾。如80年代,你是思想前衛的,就一定會看前衛劇場,哈哈。」

「如果收到很細,只說《電子城市》的話……我都會有疑惑的。每一套外國的翻譯劇,啊……我都會想,他們的文化與我們的,確是有些距離。有趣的是,當我寫自己的劇本是,很少次,我有導別人的戲,會覺得自己寫的劇本,某程度未錐得中本土的事情。其實有哪個劇本是最對應現時的情況呢?是沒有的,哈哈。永遠都會覺得是有一個距離存在的。其實一直努力去尋找這樣的東西。所以有一些時候,做翻譯劇是重要的。我又會搖擺……做創作劇……原因都這樣,總覺得有一個核心的洞你未reach到。」

劇場是不提供出路的

「阿否的劇本……我前排看了他另一個劇本,叫《Nothing Hurts》,好像也是很早期,都是這個階段的。這劇更澎湃,角色經常形容自己在流血、在血泊裡灘了很久……但他自己覺得很舒服,很寧靜……哈哈。我也覺得有些頂唔住的,啊……他是否太沉溺,著重個人的痛苦呢?他用放大鏡去放大,你可以說他不是真實的……但其實也是真的,不過這樣完全focus在個體的狀況裡,又真的好像沒出路。」

釗眼神聚焦遠方,卻又投入了思考。他續說:「可能他的責任不是去思考出路,是把個人濃縮的經驗放大,然後呈現出來。」

「劇場入不到屋,某程度被某一種傳統影響……那就是劇場是不提供出路的。電影相對就會有較多的出路。比例上,我覺得電影是比較抒懷的,劇場比較暗黑。劇場的本質……不知道呢,可能就是live,而電影就是真的是發夢……潛移默化給你一些較舒服的,去思考、感受。很多劇本也想再做……《金龍》,甚至是十幾年前的《飛吧﹗ 臨流鳥,飛吧﹗ 》……總是有些東西未處理得好。《電子城市》首演那次是APA的製作,我覺得要放回去前進進做。我覺得這是如貼近香港近況,貼近演員……我們用的也多是年青只演員為主,這是比較general,每個年青演員走進來都必定會有感覺。會與那個戲會有比較直接的關係。」

藝術的動力:以痛楚面對真實?

「可能在西方文化裡,逼自己去面對一些好像很真實的東西,是他們藝術的一種動力。而他們的藝術又如此多樣化,也有一些人在做別的東西……也是的,我也開始想,的確是有一種文化上差異,我們或許未必要用如此痛的一種方式去面對真實。我們是不願意的……東方文化裡面有一種抽離,道家、佛家……某程度會滲進我們的腦袋,覺得應該抽離。我們好像是要尋找這種狀態……」

「但我又不是在說,我們不要接觸西方,因為我們現在劇場的骨子裡,甚至現代的生活裡,很多價值都是西方的價值。對個體的重視……應該將來會有一些劇作家可以消化這層,但做出來就不是阿否這種的……即不是新文本那層的。」

釗仍以一貫平淡的語調,那一向習慣性地與自己思辨的語調述說。

「我覺得……我最需要去番一個靜些的狀態,累積了很多在創作、排練的問題。其實一直都在累積,但絕對覺得要有一個空間去沉澱。」

大概,這也是全球化下的一個普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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