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筆者早擬為後雨傘電影作系列長訪，但有感拖延症無藥可醫，大概要等到美朝開戰，核廠爆炸，大部分人變成喪屍，筆者殺了兩打異變人後，揹著步槍坐在火堆旁邊，虎目噙淚，緊握手書，感慨自己終於寫完。
為免上述情況，先寫影評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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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只嚐過奴隸的生活，從不知自由的滋味是否甘美。如果你知道了何為自由，必會命令我們不但要用槍矛，更要揮動戰斧去捍衛自由。」
希羅多德《歷史》，斯巴達戰俘答波斯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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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
筆者有幸在首映先睹作品。映後問答環節，大家都不約而同，著眼於電影的取捨。
電影率先呈現的，是面向公眾的梁天琦。作為本土派領袖，他雄辯滔滔，為「無底線抗爭」辯護。面朝公眾的梁天琦，結下無盡恩怨和爭論。
然而畫面一轉，電影改變視角，披露梁天琦的個人生命。作為年輕人，他的遭際和決擇，值得尊重與共鳴。
但公共領域的縱橫捭闔，與私人領域的坦蕩青春，如何合而為一，成為同一個人？電影沒明言答案，卻在一幕透露端倪。
梁天琦返母校受訪，回顧舍堂（利瑪竇堂）無數錦標獎座，他申明自己的人生哲學：一定要贏。哪怕亞軍亦毫無意義，沒人會記得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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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民族主義緣何成為主流
二十多年前，王甫昌先生寫下一篇經典文獻：〈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對照當下香港，極具借鑒意義。[1]
王文想解答的重要問題，就是民族主義緣何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共識？[2]
回顧美麗島時代，台灣反對派的困局，與香港極其相似：
1. 台灣新生代沒親身見證過二二八事件。
（香港新生代沒親身見證過八九民運。）
2. 台灣新生代認為「反攻大陸論」不切實際，早已破產。
（香港新生代認為「民主回歸論」不切實際，早已破產。）
3. 很多台灣人接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還有其意識形態－－中國民族主義。
（很多香港人接受共產黨的威權統治，還有其意識形態－－中國民族主義。）
美麗島事件前，台灣反對派的主要訴求，是省籍平等的民主（類似香港的真普選），無意挑戰國民黨主導的意識形態。[3]
然而台灣的民主訴求，在美麗島大審遭嚴酷扼殺，一如香港的雨傘運動。傳統的溫和路線，既不敵官方統識而遭低谷（香港民主派亦喪失六／四比投票率）；復在陣營內備受批判。民族主義於焉抬頭。
眼見台灣由「民主化」到「本土化」的嬗變，香港民族主義者均冀師法台灣故事，扶正民族主義為主流。然而歷史不會倒模，香港民族主義更見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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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派的成功與困頓
無獨有偶，在美麗島事件（雨傘運動）前，兩地民主運動升溫之初，爭拗重心尚非激進的目標，而是激進的行動。台灣中壢事件即屬轉捩點，催生街頭運動的路線之爭。
儘管《香港民族論》在傘運前出版，但彼時多由政權誇大「港獨」，反對陣營尚未嚴肅討論。
其時本土派以熱血公民為首，鼓吹勇武，集中批判傳統泛民怠於抗爭，怯於行動。比如譏嘲泛民「行禮如儀」；佔中芻議「自縛雙手」，無力抵抗政權的無能。
年輕人無分派系，或多或少都受論述打動，其心態與昔年不少黑人類同。
《在世界與我之間》的作者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便記下年輕的他，多麼不屑黑人精英崇尚公民抗命：
「全班被趕進禮堂溫習民權運動。。。影片一齣接一齣，似乎全在歌頌在鏡頭前挨打的榮耀。。。為什麼唯獨我們的英雄崇尚非暴力？我的重點不在於非暴力的道德情操，而是在於，黑人何以特別需要這一種道德情操。」
最後一句正是科茨一生繫懷。他一度成為黑人民族主義者；麥爾坎．X（Malcolm X）的信徒。拒絕順從強者把持的道德，以牙還牙才彰顯真正的平等。
儘管立場隨學習有變，但科茨的批判終生不易，就是黑人「加倍好」的自我要求。
在白人壓迫下，不少黑人衍生委曲求存的心態而不自覺：要做得比白人更好。他們奮鬥一生，務求成為楷模，如是便能洗刷黑人污名，與白人平起平坐－－科茨形容他們是「大夢族」。
科茨的朋友是黑人精英，但仍舊遭警察盯上而被槍殺。他狠批「大夢族」輕信白人聲稱種族平等，無視種種壓迫仍然存續，方致多數黑人一生流連在黑幫和貧民窟。然而「大夢族」只求漂白自己，反過來指責其他黑人連累他們。
在香港，不少本土派懷抱相近憤慨。政權都唔講道德，點解我地要講道德？做乜要在乎其他人觀感？企係道德高地會贏咩？贏唔到又有乜撚用？若留心香港政治，應該都在網絡看過類似的話。
「成王敗寇」論並非純粹藐視道德。恰恰相反，本土派相當在乎道德，非常憤恨傳統泛民以「道德」之名指責本土派，漠視他們所受的壓迫和付出。
他們認為泛民／左膠拘泥的道德，沒用而且偽善。不在乎政治正確，直白地表達好惡，以結果決定對錯。真誠才是他們崇尚的新道德。
言論的蘊釀逐漸演變成真。隨著傘運挫敗，雙學星散，本土派繼踵而興。但要取而代之，亦意味本土派不復在野，須負起政治責任。
若干本土派意識到泛民／左膠的批評：本土派通常只會「拆」其他陣營的運動，未能號召旗下群眾，踐行勇武抗爭。
一組織脫穎而出，成為耀眼新星，就是本土民主前線。他們展開一系列行動證明自己，尤以反水貨備受抨擊，亦最受觸目。本民前聲名鵲起，成為年輕人一時趨慕。
儘管路線不同，但其勃興唯學民思潮可比。不過殊途同歸，水滿必溢。當路線行到頂點，亦預示下坡路在前。
旺角衝突是武勇抗爭的轉捩點。哪怕本土派都想勇武抗爭，但多數港人都難以承受代價（三年以上牢獄），後繼乏人。
旺角象徵傘後世代勇武抗爭的頂峰，爾後開始式微。本土派出現調節（舉辦和平集會），並滋生分歧（派系鬥爭激烈）。大體而言，是由行動路線的激進化（勇武抗爭），轉為意識形態的激進化（香港獨立）。
本土派在傘運前的主要訴求：
1. 泛民／左膠行禮如儀，顢頇無能。應該勇武抗爭（行動路線的激進化）。
本土派在傘運後的不同訴求：
1. 泛民／左膠行禮如儀，顢頇無能。行動不應受和平的教條規範，應容許不同的方法抗爭（行動路線的激進化－－但有調整）。
2. 香港獨立（意識形態的激進化）。
3. 鼓吹一系列右翼議題。[4]
然而香港民族主義未有如台灣成為反對派共識。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1. 台灣由戒嚴走向開放；香港恰恰相反，乃由開放走向威權。
2. 香港民族主義忽略了敘事。
拙文的關懷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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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敘事的典範－－以日韓為例
解釋何謂「敘事」前，須先解釋何謂「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最早的意思是「觀念的科學」，意即用科學方法，解釋不同思想如何出現。
後來馬克思援用此語，形容統治者向公眾灌輸理念，合理化現存的政治秩序。隨後葛蘭西等亦發揚此語，抗爭者同樣可建立意識形態，打敗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若涉獵過文化研究，還會認識「虛假意識」、「文化霸權」、「統識」等字眼，正是不同派系和人物，對意識形態的闡發。
公眾不懂什麼深奧大道理，意識形態通常是一種常識，一種簡化的世界觀。極少美國人看完整本《聯邦黨人文集》；極少中國人看完整本《四書》，但民主和儒家思想，都藉意識形態根植於兩國人民。
在古代帝國，宗教是維繫國家之本；在啟蒙祛魅後的多元世界，人性仍需情感安頓，非理性可以窮盡。民族主義遂取代宗教，成為建立／維繫現代國家最重要的意識形態。[5]
誠如前述，公眾不是看了什麼書而相信民族主義，乃出於情感接受民族主義。情感最重要的載體，就是敘事。
敘事是一系列有開頭、有情節、有結尾地安排事件的論述，從而「傳遞現實，製造意義，也建構認同」（蕭阿勤語）。由「國族神話」乃至「集體回憶」，其內容往往都是敘事。
衛南（Ernest Renan）在〈何謂國族〉中解釋：「共同的苦難比起歡愉更能團結人民。對國族記憶來說，悲憤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它（對公民）施加義務，要求同心協力。」
先以日俄戰爭為例。當年亞洲人首次撃敗歐洲人，天下震動。俄國一度不願承認，訛傳英軍假冒日本艦隊。陸戰更加艱苦，乃木典希的兩個兒子先後殉國，但他堅持作戰，最終自己持槍迫軍隊一起衝鋒，以大量犧牲換取勝利。
從史書所見，乃木典希決非智將，只是忠心耿耿，決勝全憑剛毅不屈。撇開背景細節，簡直像一齣熱血片。但當「軍神」的故事作為公共敘事，便成為民族主義的燃料：為了擺脫西方歧視，日本不惜代價都要掙回尊嚴。
民族主義的敘事，幾乎都不脫「壓迫＞反抗＞苦難＞承擔」的情節。上述敘事主導了日本國民的意識形態，合理化民族主義，漠視對外侵略也製造苦難。日俄戰爭是日本步向軍國主義的關鍵，可以向善，可以為惡，這就是敘事的力量。
再以光州屠殺為例。筆者英文差，偶爾會翻譯文章自學。其中一篇是「光州民主化運動三十週年紀念特輯」。
因素無習慣存案，譯文放在大陸空間，遭審查刪除，早己佚失。有心的大陸網民，把拙文改為「光州苠主化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辑」，繼續傳播，但仍難逃厄運。網絡搜索仍見標題，但已永遠找不回內文。
然而翻譯的記憶刻骨銘心。譯到最後，全斗煥派大軍到光州鎮壓，一批市民自願堅守道廳，不肯逃難，包括中學生。最後軍隊攻下道廳，留守市民悉數罹難。
筆者一生都不會忘記，自己是怎樣一邊哭一邊翻譯下去。最後一句直譯，本應是「無一生還」之類。但反覆易稿，終於選擇用古文：「盡皆死節」。
從此以後，但凡有朋友到韓國，筆者都會嚴肅地勸對方，請順道去光州，去望月洞基地向死難者致敬。
若一個故事對外人的影響也如此之巨，我們可理解它怎樣改變韓國。這故事太偉大了，不用懂什麼是民主，已徹底毀滅政權的意識形態。
光州的敘事，燃點後人爭取民主之火，掄鐵棍、扔汽油彈、切腹、自焚、前仆後繼，因為光州的血不可以白流。
沒有政體可僅憑契約論的理念成立，必然具有機的偶合，歷史的際遇。作為儒家文化圈一員，韓國向無民主傳統。敘事成為共同體的紐帶，方能如柏克（Edmund Burke）所言，聯繫逝者、生者和後人，為共同的目標奮鬥。
當偉大的敘事為崇高的目標服務，便能打敗政權的意識形態。民主和民族，通過敘事有機地合一，韓國遂脫穎而出，成為亞洲難能可貴的民主國家。
2016 年，首爾百萬人集會倒朴槿惠，朋友適逢其會。街道萬人攢簇，歌聲響徹首都，惜朋友聽不懂。還幸安裕先生撰文，方知是紀念光州的《獻給你的進行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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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林子穎的敘事轉向
試想您身在南非，懷幽思古，撫今追昔，拜謁孟德拉的墓地。
您恭敬俯首，省視墓誌銘，赫然發現：
「去左膠和理非非集會，聽日繼續返工？不了。」[7]
筆者明白不好笑。
香港本土派一直有建構民族敘事，但通常集中於兩點：
1. 文化民族主義。英治帶來不一樣的生活和認同，業已建構香港成為族群乃至民族。「集體回憶」便是重要資源。
從制度論出發，此說當然成立。然而這套事後建構的「後設敘事」，對現況的解釋力頗有局限。
相信最熾熱的民族主義者都承認，若您回到 97 前的香港大談港獨，多數港人必把您目為異端（其實至今未有大變）；您向一百個港人談馬文輝，九十九個人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這套敘事與史實有點距離。英國的確有份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沒像其他殖民地推動「民族工程」（nation-building） ，把港人塑造成「黃皮白心」的「英國子民」。
港英不似國共雙方，熱心在港爭奪意識形態的「正朔」，中國民族主義一直在港非常茁壯，金庸、梁羽生、李小龍等都是顯例。
六七暴動是另一分水嶺，面對左派威脅，港英醒覺要「補鑊」，強化香港認同。惟此認同針對的是共產主義，「去國族化」的香港認同乃以資本主義為依歸，避免更高層次的國族想像－－因為英國不想接收幾百萬香港新移民。
上述歷史全貌，較能解釋為何大量土生土長的「真本土」，在 97 後成為藍絲，轉投威權資本主義的中國，派生分化撕裂。
一如台灣的日治時代，殖民歷史固然是民族分道的重要源頭。但未足以建構有充分說服力的敘事，凝聚香港民族與中國爭衡。
2. 指責和憤恨。指責中國、泛民、左膠、港豬。。。致令雨傘革命失敗；憤恨他們不尊重香港民族的訴求。
上述敘事建構的「我群」與「他群」，不純然是「香港 vs 中國」的對立，不少港人都被劃為「他群」，甚至成為比中國更可憎的敵人。
先為本土派稍稍申辯。他們不時被誣枉為「鬼」，正是憤恨一大源頭。然而尋根究底，原因何在？
因為本土派的意識形態，與上一代截然不同。他們所得的政治啟蒙，泰半來自網絡，上述敘事早已定調。致令兩代都懷抱先入為主的鄙夷，一旦牴牾，雙方都會朝壞處猜度，觸發惡性循環。
筆者無意評論本土派的指責是否真確，此非拙文關懷所在。敞開心扉，他們的憤恨很可能有理。然而這套失焦的敘事，對民族主義作用有限。
這套傾向指責和憤恨的敘事，只會對民主派內熱衷政治的人生效，吸納激進的反共者轉投本土派，並加強同仇敵愾的影響力。其主要功用，其實是競逐民運圈內部的地位。
但對圈外沒政治意識的普通人，乃至親中的藍絲，這套敘事幾乎毫無作用，操作時也有不斷樹敵的副作用。
且以金庸來揭露弔詭。若您有幸和金庸對話，坦誠追求香港獨立，但金庸痛斥其非，您會怎樣回答？相信您很難回敬「返大陸啦」這類網絡常見的話，原因不僅僅出於禮貌。
金庸不但是文壇泰斗，他的作品業已成為香港史、共塑港人的身份認同。但無人可否認，其作品處處流露中國民族主義，晚年言論亦漸趨保守親共。
若無自由的香港，斷無金庸的文學成就。但他和同代人，畢生都受中國民族敘事洗禮－－由滿清喪權辱國，到抗日戰爭的悲情故事。無論國共兩黨，都藉此敘事為其背書。
即使理性上他們未必認同政權，但這套敘事已嵌入其生命，建構其認同。哪怕中共多行不義，暴虐百姓，但只要中國強大，他們依然為之光榮。面對「認知失調」，多數人寧偏聽護短，也不願改弦易轍。
就像有人告訴本土派，港獨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後者難免感到不快甚至傷害。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情感魅力。
本土派在困局中必須明白，香港民族主義的真正敵人只有一個，就是中國民族主義（而非中國人）。[8]
左膠「和理非非」集會，當然可以不去。但「不公義的詮釋，是社會運動發起的必要條件」（王甫昌語），「行動動員」的前提是「共識動員」。人民緣何會捨利取義，接受和政權敵對的意識形態？
若干人鄙夷「道德感召」徒勞無功；並鼓吹「成王敗寇」，放下道德，先求勝利，贏了便可操控敘事。然而筆者並不認同，因為現實就是，這套只在網絡流行，只有同道受落的意識形態，根本無法落地動員群眾抗爭。
還記得五月天熱爆的歌曲《頑固》嗎？《報導者》訪問過 MV 背後原型，科學家吳宗信。[9]
吳的遭際堪稱典型。在政權治下本篤信自己是中國人，但長大後讀書留學，得悉史明、江南、林義雄、鄭南榕、詹益樺、陳文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令他們義無反顧，揚棄政權敘事，選擇「改宗」。
香港民族受壓迫，網絡是最便捷的避難所，此乃人之常情。然而民族主義的目標是民族國家，必須要有全民視野的敘事，不能囿於狹隘的指責和憤恨。比一時勝負更長遠，敘事的比併，將決定後人加入哪一陣營。
要建構一套打敗中國民族主義的敘事，興許要五十年，一百年，不屈不撓，沒有捷徑可言。
拙文第四章已隱含答案，習慣乃萬物的主宰。唯有更偉大的敘事，才能取代舊政權的敘事。要麼用生命去建構敘事；要麼用學養去詮釋敘事。梁天琦選擇了前者；林子穎選擇了後者。
筆者最欣賞《地厚天高》之處，是導演林子穎回歸民族主義的古典敘事（壓迫＞反抗＞苦難＞承擔），儘管林導未必有此意。
不同一般政治論著，《想像的共同體》旁徵博引大量文學作品和理論（別說內容，往往連書名都聞所未聞）。令人折服的文學修養，讓安德森洞察敘事之功。
《地厚天高》看似「去政治化」－－這只是表象。因為文學修養，林子穎有視野走出糾纏，說一個年輕人受苦楚，普通人有共鳴的故事。
即使她無政治意圖，但若合符節地契合民族主義的敘事傳統。唯有這種古典敘事，才能成就高貴的民族主義，這是令人欣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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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斯巴達的喻意，林子穎的答案
大家都聽過「溫泉關」的名字。但小時候筆者不讀書，一直想當然地以為，既然溫泉關那麼出名，那場仗應該打贏了。
長大後筆者才知曉溫泉關失守：希臘聯軍的主力撤退，唯斯巴達和少數城邦，自願留守關口。憑著英勇和地利，連番擊退波斯軍的精銳「不死隊」，氣得波斯王三次從王座跳下來。
但有希臘人受賄通敵，供出往溫泉關的小路。腹背受敵下，斯巴達王力戰而死，波斯王的兩兄弟陪葬。為保斯巴達王遺體，三百衛士擋住了波斯軍四次衝鋒，終究寡不敵眾，逐一陣亡。攻陷溫泉關的傷亡慘重，為了洩憤，斯巴達王遭梟首示眾。
及後反敗為勝的薩拉米斯海戰，則由雅典領軍。但試問身邊的人，幾多人說得出這場勝仗？世人念念不忘的，倒是失守的地方。
斯巴達行雙王制，兼有元老院，公民雖享有一點自由，卻是靠變態的軍國主義來運作。斯巴達人對敵驍勇，但對同胞同樣殘酷。[10]
另一革命家托洛茨基，和梁天琦同樣執著於勝利。正是前者在黨爭中說下名句：失勢的對手注定要進「歷史的垃圾堆」。
蘇聯草創之初，外有列強，內有反抗，托洛茨基臨危受命，南征北戰，成為紅軍的戰神挽救蘇聯。乃後水兵嘩變，他鐵腕鎮壓，殺自己人一樣毫不手軟。為了革命，他不憚沾滿鮮血。
然而功高望重，招來嫉妒，中箭下馬，最終托洛茨基也成為革命的犧牲者。
《地厚天高》首映的問答環節，觀眾洞若觀火，詢問林子穎的敘事取捨，撇開本土派很多爭議，會否避重就輕。不認同的評論更加直白，用到「洗白」、「狡猾」等字眼。
前述的衛南還有另一名言：「要造就一個民族，其中一部份工作，就是要把歷史搞錯。」的確要警惕敘事的扭曲，中日民族主義都是殷鑑。
然而筆者要為《地厚天高》辯護。
1. 無論有意無意，無分任何派別，任何敘事都隱含「敘事策略」和「論述意涵」（蕭鳳霞語）。光明正大的敘事亦然。
世人咸譽柏林牆的倒塌，乃公民抗命的典範。萊比錫更為人津津樂道。然而觸發浪潮的一系列動盪，包括騷亂。
89 年起，不少東德人逃往共產陣營國的西德大使館，要求轉赴西德，東德答允。不過運載難民往西德的火車，須經東德領土，其他東德人都想「搭順風車」逃亡，觸發騷亂。後人的歌謳多談萊比錫，少談騷亂，惟後者同屬歷史。[11]
到 11 月 9 日推倒柏林牆，初時形勢其實緊張，為了「衝擊」柏林牆，東德人民當然與守兵屢生衝突，守兵亦開過水炮，最終東德高層放棄鎮壓，才和平收場。
鮮有大型的公民抗命能硬套教科書。若因東德人民弄傷幾名守兵，便批評他們隱惡揚善，使用暴力，不算公民抗命－－這是膚淺的。若連推倒柏林牆，重奪公民廣場都不算數，世上己無多少合資格的公民抗命。
我們要用批判的眼角審視一切敘事，查察有否隱瞞欺騙。然而發微索隱，不見東德抗爭的小節推翻大節，筆者便接受人性使然。
同理，《地厚天高》的視角僅出自一位導演，不涉由上而下的權術播弄。可在公共領域與其他敘事一起競逐，訴諸公論。筆者既肯認公民抗命，不會求全責備；也尊重藝術家有其偏愛，即使敘事略嫌班駁，未及周全，但筆者不會剔瑕掩瑜。
2. 梁天琦入獄前，筆者已訪問他兩次，錄音長逾兩小時。但自忖未看完鄂蘭的書，未敢下筆，拖沓下來就擱下了。現在回思很後悔，也許就是拙文寫得太長的原因，有點想贖罪。
訪問的時候，筆者都會「懶公正」，問到反對者的質疑。最大一支「整死」梁天琦的箭，就是批評他不貫徹革命初衷，待在美國不回港幫手。
彼時梁的掙扎猶在眼前。很久之後，筆者才能感同身受，明知抗爭應以身作則，但又自知無法坐監太久，不僅苦於無力挽救，遭奚落的苦楚才更難受。若您注定要坐七八年牢，能否為了理想在所不計，甘願多坐一兩年？唯有切身的代入感，才能產生由衷的同理心。
此所以筆者鋪陳斯巴達為伏筆。忝為民主運動一員，筆者背後也有箭創，民主運動的幽暗，通通都經歷過，不用電影提醒，所以不覺偏頗。
無論斯巴達何其殘酷，戕賊人性，都不能掩蓋溫泉關失敗的光榮。通過敘事，溫泉關成為以弱對強的永恆隱喻，人性依然可以選擇，哪怕時不我與，哪怕必敗無疑。
筆者見證過中傷、背叛、反覆、支吾、軟弱；也體驗過真誠、獻身、勇氣。功過可以評論，但無論任何陣營，都不應用前者抹殺後者。付出過的人應得相稱的尊重－－起碼比只會指指點點的人值得尊重。
對此筆者絕不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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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席勒的彎枝，康德的曲木
柏林在其作品，多次援引康德和席勒的話。
康德：人性是塊彎曲的木頭，從未造就過直的東西。
席勒：受傷的民族就像壓彎的樹枝，終究因羞辱而反彈。
柏林既是猶太人，又是難民，一家由蘇聯逃往英國，始獲新生得脫厄運。
但縱在不排猶的國度，猶太人作為少數，一生都要鑒貌辨色，微小謹慎，迎合主流族群。他的一生就是證據，證明人需要共同體的保護，需要和彼此理解的人共同生活，才能感到如家的自在（feel at home）；享有真正的自由。
是故柏林反對盲目崇拜啟蒙理性，尊重人性中的自然感情，也是終生不渝的猶太復國主義者。
然而柏林強調，他支持以色列是為了猶太人的自由。他不齒同胞不擇手段，為求立國發動襲擊殺逾九十人。以色列立國後，先後邀請柏林和愛恩斯坦擔任外交部長和總統，兩人都拒絕了。[12]
柏林乃從赫德（Herder）洞明人性。無論人和民族，都有根植於人性的表現欲，一旦遭排擠打壓，都會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民主運動不僅充斥派系彼此攻訐。還有好幾次是某派被整，派內同道亦加入落井下石。因為被整者曾和同道構怨，趁著風水輪流轉，當然以理殺人，多捅一刀－－反正跟風沒有成本。
見盡顛撲不破的人性，自己真的好害怕，好害怕。弱者熱衷互相廝殺，尤甚於高牆打壓。追求民主的悲哀，是喪生於雞蛋之手，而非高牆之下。
至於民運圈外的公眾，則樂於「外判希望，消費光環」。礙於成本太高，多數人不願投身運動，把希望投放予不同新星（通常是年輕人，靚仔靚女更加好 J），期望由他們號召人民，自己就可隨眾，避免太多付出。
但到新星亦無可奈何，失敗犯錯，光環褪色，群眾便會跟風放箭射死他們。在希望的祭壇上尋找下一個新星，下一個犧牲者。筆者理解公眾都有為難顧忌；但更不豫將希望當作廉價投機。
筆者灰心過，憤怒過－－承認吧－－也加入過輾轉報復。民主運動暫難期有成，所有人都無能為力。但人性起碼有其他選擇，不再為求報復而壓彎別人；不再外判希望而反求諸己。
下為幾項建議，只須思考，到頭來未必要做任何事。但民主運動的路上，大家也許可好過一點。
1. 尊重每個人的身份認同。差異的認同來自不同的際遇，或香港或中國或混合或超越國族。您覺得難以理解的政見，十九是由於迥然的認同。
後人向奉赫德為民族主義之父，由於德國的走向，他不免受批判。然而柏林亟力為之辯護，赫德一直強調民族沒高下之分，反對任何文化消亡另一文化，所有民族都應一視同仁。
在筆者眼中，只要眼前中國人不曾壓迫別人，他就和一個阿美族人、一個非洲黑人毫無分別，都是平等的。
訪問梁天琦多次，無論當眾和私下，梁從不會說「支那蝗蟲大陸雞」等說話，這點很值得效法。
2. 敢於代入對方達至同理心。留意同理不是同情，也不是無止境的逢迎。而是藉反省認識彼此位置，您有什麼願意讓步，又有什麼不容妥協，同時理解對方亦然。哪怕道不同不相為謀，仍可維持起碼的承認和寬容。
3. 不要用前嫌矯飾自己想報復，推諉自己不作為。「唔妥」別人的最佳回應，就是自己去挺身、去行動、去孭飛、去承擔政治責任。
若通過真誠的捫心自問，您仍可不作為而選擇批評。然而省思後的結論，起碼經過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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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最後容筆者解釋，為何不厭其詳援引柏林。
柏林痛心以色列倒行逆施，又自知難逆群眾大潮。但到臨終之際，他清楚要把握最後一次「燒光環」的機會。
他授權發布最後一份公開聲明，呼籲以巴和解，唯一方法是交還大量土地；耶路撒冷可屬以色列首都，但裡頭的穆斯林聖地應交予巴勒斯坦接管。
關鍵在柏林私下寫了附註，當年沒有公開，只有朋友知道：
「對任何人有任何用處嗎？如果沒有－－扔進垃圾桶。」
這就是反躬自省的人性典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何妨續貂。不認同筆者，請作如是觀，拙文真的可有可無。
曾在紛擾中見網絡轉載一諺語：
If you want to make everyone happy, don't be a leader, sell ice cream.
看到就忍不住脫口而出：「我屌我就係想賣雪糕啊屌～」
有天去壁屋探監，方知位處岸邊，自由和桎梏，不過轉瞬之隔。當日陽光溫煦，照耀海灘，立時想起《月黑高飛》，男主角便是在海邊再見摩根費曼。
林子穎在首映披露，曾邀梁天琦來映後座談，但沒回音。梁成為第一個敢對她「已讀不回」的男人－－他始終未看過《地厚天高》。
只好留待他出獄，筆者已想好電影場景。林子穎和梁天琦在海灘重逢，告訴他答案：敘事的力量比勝負更重要，歷史永遠會記得失敗者。
筆者則當閒角賣雪糕，免費贈送答謝他們。那日風平浪靜，地厚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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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甫昌先生的老師之一，便是神作《自由之夏》的作者道格．麥亞當（Doug McAdam）。
[2]
民族（主義）實在有太多歧義。台灣學者汪宏淪先生，意識到 Nation 的複雜面向，傾向採用新字眼，區分族群＞文化面向的「民族主義」；還有公民＞領土面向的「國族主義」，免生誤會。然而另一學者吳叡人先生，便拒用「國族」此稱呼，沿用 Nation 的舊譯「民族」。我們應該承認，無論港台的本土運動，既有「民族主義」；也有「國族主義」。
[3]
早於馬關條約為抵抗日本，台灣已成立過「民主國」；乃後在二二八為抵抗國民黨，亦曾冒起台獨訴求。史家俱視為台獨先聲，但亦須明白他們在當年決非主流。二二八爆發後，台灣精英隨即節制各方，提出 42 條要求，只求自治，不求台獨，但國民黨執意鎮壓。迄至美麗島大審，施明德仍然是被捕者中唯一明確的獨派。
[4]
為何香港本土運動與右翼親緣；而台灣新生代則轉趨「左獨」，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惜筆者才疏學淺，暫無能力探究。然而淺讀台灣歷史，略有心得可回饋。
我們不必美化台灣崎嶇的民主路。民族主義在解嚴後爆發，八九十年代台灣出現漫長撕裂，藍綠統獨互為仇寇，不乏醜陋怨懟。男女分手，家人反目，輒為常態。
台灣「四大族群」的分布，對民主的完善實有炳功。族群交錯的結構，讓不同族群有更廣闊的文化視野彼此理解，更易從他群的角度省思自身。
台灣的轉型正義屢屢面對如下弔詭：當本省人聲討外省人是壓迫者，須要清算的時候，原住民便會走出來說，你們漢人（外省人、本省人）通通都是壓迫者。
歷史的複雜令台灣人更易醒覺，民族主義是正當的價值，但非唯一價值，不應被它裹挾一切，需要並重其他價值，方能「過得人過得自己」，建立公正和共享的公同體。台灣的年輕一代，既自然而然接受國族框架，也樂於和進步價值結盟，遂成「左獨」新世代。
[5]
卡爾頓．海斯（Carlton J. H. Hayes）、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霍布斯邦等學者，都曾以宗教信仰理解民族主義。後兩人之見的確傾向負面。然而海斯（蔣廷黻的博士老師）的比較很公允，結語尤其直中心坎。詳見 goo.gl/wcejP7。
[6]
goo.gl/qBqSxZ。
[7]
goo.gl/c3aU9M。據新聞報道，孟德拉生前期許的碑文其實是：「埋葬在這裡的是已經盡了自己職責的人。」
[8]
本土派強調中國殖民香港。筆者同意，一如香港曾遭英國殖民，台灣曾遭日本殖民。
港台的民族主義者，為反抗中國殖民，皆推動一種「逆反論述」－－褒揚上一次殖民（英治／日治時代）。中國民族主義者不願理解，每視為大逆不道（英國走狗／皇民化）。
日本亦曾遭類似磨難。其民族主義之迸發，很大程度來自西方壓迫。但日本在反抗中迷失，既無分好壞抵制西方；又無分好壞崇拜自己，自信能「超克現代性」，遂用日本版的帝國主義，對付西方版的帝國主義，終致敗亡。
吳叡人先生深明箇中弔詭。他提醒台灣人，不要本質化殖民者；同時不要本質化自己。否則不過將己見定於一尊，延續過去壓迫異己。
吳提出「相互解放論」，只要是非殖民的西方，非殖民的日本，非殖民的中國，只要適合，俱可擇善結盟，重構為台灣（香港）主體，才是結束殖民的真正解放。
「我們必須解構多重的殖民中心與其製造的虛假對立。讓臺灣可以是同時是（自然的）原住民族、（文明的）中國、（和平的）日本、（友愛的）漢族、以及（民主自由的）西方－－讓臺灣可以是這一切普世的進步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
[9]
goo.gl/drcmFS。
[10]
如想了解斯巴達的體制有多變態，請見徐賁先生《統治與教育》。
[11]
goo.gl/dFgT7n
[12]
愛恩斯坦是另一更有趣的經典。由於屢屢發表左翼言論（包括公開讚揚盧森堡），他在威瑪德國已遭政府監視。乃後移居美國，以其威望之隆，仍難逃 FBI 疑慮，有他的秘密檔案。但愛恩斯坦一生都支持猶太復國，柏林正是與他相交，感其安之若素，肯認兩者並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