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蘋果日報
文：中大新亞哲學系三年級戴遠雄
教統局局長和各大學日前聯合宣佈，擬增加取錄海外自費學生至10%，中大校長不久前又宣佈中大全面國際化，增加採用英語授課比例。中大學生會及時關注事件，出版刊物引起關注，並於畢業禮當日示威反對國際化。校園內外，輿論強烈指摘學生幼稚、自私、一時衝動等，本人特為文回應，指出國際化旨在將大學納入全球大學產業的市場中進行競爭，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市場和各類產業日漸融合，實無關提升學術水平之宏旨，亦無助於大學承擔貢獻華人社會的責任。
大學國際化，其實即是把原來立足本地（local）的大學，合併到國際上的大學產業市場，與全界的大學一起進行競爭，競爭的包括成績優秀的學生及隨之而來的學費、教研成績卓越的教員、企業研究資助和各項捐助，而實際上，這些全部都是互為因果的。知名的教授引慕名而來的學生，大學因而得到充足的學費收入。研究成績卓越的教員，有助大學向企業招攬研究資助，企業固然樂於捐助，因為研究成果一旦推出市場，可以助其進一步加大市場佔有率。大學得到這些收入，又可以用於宣傳推廣，例如多辦開放日，加強對教員、學生和企業的吸引力，並且不斷擴充，如近年新開辦的社區學院。大學因而不但「學術」地位穩固，財政實力同樣雄厚，於是大學成為一門謀利能力相當高的產業。
大學進一步合併入國際大學產業市場，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為受全球經濟一體化所造成的壓力，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對勞動市場中的個人的要求日漸提高，故造成學歷上漲（inflation of qualifications）的現象，本地的經濟轉型導致研究院學位日漸擴充即為一例。另一方面，大學自身進行產業化（industrialization），乃由於近二三十年政府對教育開支的承擔日漸減少，大學不得不另覓財源；70年代英國保守黨執政，著力削減各項公共開支，呼籲大學私營化，並向企業招攬研究經費即為顯例，近年香港亦走上相同的新自由主義的道路。
上述的分析，把大學置放於社會經濟結構的脈絡下觀察，顯示出大學從來均是與工商界無異的產業，大學國際化，不過是加速它的產業化。至於大學的學術水平，則在產業化的情況下，化約為教員國際學術會議、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和市場化研究成果的多寡，由此可見進行國際爭競對研究和教學造成的壓力，對學術研究不受市場影響的獨立性格的歪曲。
當然，自大學創建以來，就不乏學人主張大學作一研究學問的機構，擔負推動人類文化發展的崇高使命。上述的分析並無意，實亦無法否定此項主張。我深信，唯有當大學堅持此項文化使命，大學才足以突顯其異別於工商產業的地位，並對其產業化進行合理規範。近日，大學國際化的討論，卻並沒有根本地觸及大學獨特的定位問題，而只著眼於與國際接軌的實際安排，當中要求中大增加英語授課比例一項，更動搖了中文大學的理念與定位：
第一，中文大學以「中文」二字為名，反映了創校之初前輩學人的辦學理念，即建立一所華人大學，以中文進行研究教學，以擺脫學術上的殖民狀態，一方面致力溝通中西文化，另一方面建立以中文進行研究的學術規範，擔負對華人社會作出貢獻的使命。學術上的殖民狀態指當前華人社會的大學中，汲汲移植西方學術規格和內容的狀態，這固然有其需要，然而，唯西方大學馬首是瞻，國際化，卻不積極發展以中文進行的研究，培養本地優秀華人青年，發展華人為主體的大學，實屬胡適所言「吾國之大?」、甘陽所言「人家的附庸藩屬」、「留美預備大學」。[1]
第二，將大學置放於社會經濟結構的脈絡下觀察，大學無可避免肩負社會分層的功能。大學進一步進入國際競爭，即進一步把自身精英化，更需面臨爭取國際排名的壓力，不同的科系因應得來的資源多寡而有著不同的發展。缺乏市場價值的人 文學科勢將更形萎縮，而人文學科的畢業生亦隨著大學精英化而處於較金融管理、法醫工程畢業生更見惡劣的社經地位。隨著大學朝營化的方向發展，分科收費成為未來的議題，在分收費下，對原來的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更形不公，階級流動更見凝滯。大學極有可能從推動社會公平的跳板上滑落為加劇階級分層的原兇。
職是之故，高倡大學國際化者如不深入考慮上面各項問題，委實流於閉門造車的妄言；胡亂指摘學生反對國際化時所提出的種種質疑，恐怕忽略了事態之複雜，遺忘了中文大學的精神，一所華人大學的精神。
2004年12月15日
[1] 見甘陽、李猛編《中國大學改革之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世紀D06明報劉進圖2004-12-14
編輯室手記
這一代中大生
日前聽到教育組一位中文大學畢業的同事大聲呼叫，情緒激動，以為發生了什麼大新聞，原來他的母校中大的學生會發了一則新聞稿，反對校長劉遵義推行國際化，增加非本地學生比例及鼓勵英語授課，導致宿舍房位緊張，損害以廣東話為特色的本土文化，中大學生會將發起抗議活動。這位同事激動地批評中大學生會「冇腦」，滿面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表情。
當這位同事張揚之際，鄰近好幾位同是中大畢業的同事也跟起哄，議論紛紛起來，普遍的看法是現在的大學生不懂事，目光狹窄，只重眼前的實利和方便，忽略了國際化大學教育才是香港在十三億人口的中國脫穎而出的競爭優勢。
我在香港大學畢業，因為念法律，所有課都是用英文，校內也有不少外籍教授，國際化的程度已經不低，但當我去到倫敦經濟及政治科學學院 （LSE）念碩士時，才真正明白何為國際化的大學教育。 LSE有一半學生是非本地生，來自世界各國, 課堂裏什麼膚色的同學都有，大家用口音差異頗大的英語交談，這個獨特環境帶來的思想啟發和教授的講學同樣重要。事實上，如今回想，當年教授講過什麼已經忘記了，但那五湖四海共融一室的經驗仍深印腦海。
最近幾年我在中大新聞系兼職教一課傳播法，因此有機會接觸這一代的中大生，他們的確比較習慣用廣東話上課，最初幾年我容許一人一票選擇授課語言，他們一定選廣東話，後來我堅持用英語授課，考試用英文作答，他們也適應得很好，完全沒有問題。也許中大學生會的抗議只是一時衝動，未必代表多數中大同學的看法，已畢業的師兄師姐不必太過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