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寶山
某天在某大上課，遇到幾名學生做表演/示威，幾個同學仔，幾個在地上抄寫「大學之道」。當教的都忘記了大學理想，學的竟然來個當頭捧喝。上周三下午帶了一課導修，是Clifford Geertz 在Local Knowledge的一篇。二十頁行文流暢淺白的英文讀本，大部份學生都讀不過五頁。我嘗試解析設計跟文化有什麼關係，我看到的是更多疑惑的眼神。趕回中大參加中大國際化討論會。同樣，坐滿潤昌當的是學生與校友，和少數敢站出來的老師。學生會請來了社會學系的陳建民、教育學院的蔡寶瓊；還有校友梁文道(崇哲)、現在浸大教社會學的陸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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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講者頭上均一額灰字。先發言的陳健民自道，自收到消息後，自己其實「無反應」。中大的所謂「國際化」計劃，其實早在六、七年前已經開始，先是以教職員研究報告論文，在英美學術期刊被刊登與引用率作為研究水平的指標；續而是從兩年前開始，要求研究院以英語授課。加上大學削資，能夠保得住學系與教藉已算幸運。自此早已培養出「唔敢做大學問，但係又唔想做小工匠」的心態；返學的唯一滿足是希望能與自己學生有塊自耕地。
香港學院要「國際化」，存在着條件上的兩難。特別是在地性強的社會科學─你拿香港的問題到英美期刊─真是關人隱事！而華文學術期刊至今仍未能做到統一的引錄統計，又難以之作評審標準。這是惡性循環─「西學」無法本土化、社科研究欠缺本土關懷、出版界缺乏相關普及性及教學讀物─現在就連高官也指責香港學院唔做政策研究！就這次校方推出的一籃子政策，陳健民只能提出三個問題：1. 校方的說法是雙語並行，但為什麼外國學生就不用懂中文？2.校方「國際」政策欠缺論証，例如如何改善學習環境(宿位因而要「架床疊屋」！)；其他更有效的融和措施，為什麼不是要求所有學生組織諮詢須以雙語進行？現在的推銷，似乎是關心「國際排名」多於實質的融和。3.到底什麼人有興趣來港讀「中大」？如果沒有中國文化環境，為什麼要來港讀書？要讓海外生了解中國文化，為什麼不是着手開設Chinese Studies？他恐怕校方想的國際化，只是希望校園多幾個金髮學生！
梁文道開口，一貫的見招拆招─咩叫世界一流？咩係國際化？英語教學？三者恐怕未必等同！我們一般會應為加拿大夠國際，但實際情況是充滿港生！友人亦試過在澳洲用廣東話上導修，因為全班連tutor都是香港人！他指出，「大學」(University)本身其實已是包含「普遍性」的理念。大學的「國際化」，是學術領均的無邊際，而不以師生的族裔來表現。如果以世界排名來算，亞洲能夠長期保持榜上有名的是以日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東京大學。所以「世界一流」，並不等同「英語授課」。何況中國的國際地位亦正上升！但最重要的還有語言的責任，前陣子北大也曾爭論過是否應以英語授課，最終的決定是「否」。他對新亞農團道時代校友香樹輝竟然提出讚成大表詑異。中文作為學術語言是一種使命─這是大學成立的目的：1.進行教育；2.開發新知識；3.服務社會(指的當然不是今日只以工商界為服務對象的大學理念！)而三者是相轉相乘的。中大以「中文名命」，是要使知識能走出學堂─現在連流行曲也講解構！生活話語應該是能與學術話語相通的，我們有責任令中文成為可以包容更多原來所無的概念。港英時期的政府對文化政治的操控不體現在教學語言上(文官制度與上層社會以英語作門檻，)；相反，回歸之後政府的語言政策比港英政府更具抑壓性(陳慧琳說學好英語可以「多一份自信！」)，是一個很荒謬的現象。
蔡寶瓊則從自己的成長與教學生涯開始。她一直是審書女，八十年代回港，當時香港學界因為人才流失而迅速擴充，人未返黎已有三份工等住佢。起初在嶺大教學，對着香港學生用英文─只因為自己所有筆己都是英文！入中大之後竟很有意識要用中文，逐漸覺得這才是能與生活、自身歷史對話的語言；而從前用英語就算探討的是本土問題，也如像是隔着一層透明玻璃─寫完之後可以與本土無溝通。兩年前被要求用英語或普通話教研究院課程，她寧可撰擇只得七成的普通話而捨她流暢的英語─至少，普通話比起英語隔膜少，亦沒有那種階級性。加上師生比例越來越大(一對百多)，師生的距離感已越來越大。教室內的即席交流，比值學術來學英語重要！尤其是教性教育，她不想學生只能講penis penetration 而不講陽具插入，失去了切親感受。大學理念─好耐無講過─係1.穩固的文化扎根；2.訓練下一代的批判思考；3.對價值的執着與建構─而這通通都得要以本土語言進行。
更荒謬的是她近期做過有關現行中文中學政策的研究，其結果其實不是建立正面地建立中文認同與提高學術水平─每一道語言關卡，都是把尖子撥到(cream 咗去！)英文教育；而每當變成英語教學，學生的學術水平與思考能力就明顯下降。相反，中文中學學生術術水平高，卻因為不是英文中學而對欠缺自我認同。最終，教育只為了教英文，延續的是殖民地的買辦心態，而不是教人思考與關心社會。
陸德泉認為，問題的關鍵是點解要以英語認識自己的社會？要以英文作為爭取國際地位的手段，是學術中心對邊緣的殖民化。他80年代回港，也是適逢大學擴張，帶給所有人學術自主的盼望，並是一種有着中國視野的未來。可惜九十年代梁錦松的教改一到，加上大學高層把北美期刊與過氣美國華裔學者當神咁拜，引入虛浮的標準。回歸之後，更赤裸裸地把香港當成是國家的工具，其價值只在經濟實利，殖民意識變本加厲。國際主義應是cosmopolitanism ，本土如果未能豐富國際，那要你干啥？國際化應是在地的多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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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筆者感動的，開放討論時間第一個舉手發言的理科生，他提出反對─為什麼是全校要遷就那七個反對以英文授課的文學院學系？不應以那少數學科的特殊性要阻礙「國際化」。中大傳統不在於語言而在於其中國文化，文化不是語言。反對者是否過於井底之蛙？我感動的是這位在場獨排眾議的勇氣，雖然明顯是沒有聽懂我們講的語言政治─但我在想，如果能說明給這位理科生明白，比我們這些在自然自語地痛陳利害的老鬼重要！誰料第二個舉手的亦是理科生，他舉的例子是國內之所以要堅持使用自家別扭的化學術語，是出於對自己文化認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亦有國內學生提出，會上有校友熱淚盈框，亦有一年級同學陳詞情理兼備。這都是我在各院校教散科時所不會遇到的情形，我覺得只是為這這些師友，中文大學就是值得的！
離開中大已多年，不知道現在的校園文化與學生氣氛。我的隱憂是參看學生會的言論，當中不少非此即彼、對立化的傾向。例如容易令討論掉入狹隘的本土主義用詞與意氣；沒有倒過頭來考慮語言邊綠化校內弱勢社群的問題(例如不說廣東話便難以容內校園生活)；整個討論有沒有主動要請國內留學生參與？大家都是中大一份子，宿位「三改四」、校巴爆滿、「入唔到大學」(只是增加5%之微)的矛頭不應指向「我們」的一份子！還有那條「反國際化」的映眼大題，這剛好正中校方用修辭的陷阱；另一方面亦是策略上的考慮 (你問十個校友包括我同十個家長，都無人會反對國際化)。
另一個際憂是，拿着兩份白紙黑字的文件比較(校長室在1月4 日以英文發給各學系主任的「Curriculum to prepare for a broader student mix」，與1月27日以中文發出的「校園多元化的課程配套」)，前者寫得意氣風發，後者寫得畏首畏尾。大學行政跟政府的施政手法別無雨樣，你明刀明槍反抗，他就縮沙，然後話係誤會一場。等事件丟淡了，就行使行政手段，減資源撤人手秋後算帳！咁你話邊個會敢出聲？最關鍵的是，這些政策，又豈止是「配套」而已，影響最為深遠的是─當中文已不再是入學要求─雙語政策只是名存實亡！
如何壞事變好事？
正如我們可以將西九變成香港整體文化政策的檢討一樣，要把壞事變好，為什麼我們不能把討論轉向如何保持中大兩文三語傳統，一拼檢討語言政策？以良好的願望期待與海外師生民主共治，創發更多活力、擴闊「國際」的定義與範圍，便國際與本土接壤？校方以語言作等別，我們卻不要為此自行分化，傷害自家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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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又上課，我問同學設計是為了什麼？有答，設計是為了方便人類生活─石點頭─我想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