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府去年9月訂立《2025年道路交通（安全裝備）（修訂）規例》，對香港法例第374F章《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以下簡稱《規例》）作出修訂，並於2026年1月25日起正式實施。經修訂的《規例》強制要求所有乘坐公共巴士（以及其他指定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必須佩戴安全帶，違者須負刑事責任，最高可被罰款港幣5,000元及監禁3個月。
2. 此項新規定一經實施，迅速引發廣泛爭議，不少市民認為執行上帶來顯著不便，例如在繁忙時段上落車頻繁、車廂擠迫或短途乘搭時扣上及解開安全帶的實際困難，導致怨聲載道，甚至被戲稱為「安全帶之亂」。
3. 平心而論，《規例》的立法目的顯然旨在提升道路安全，特別是降低乘客在交通意外中遭受傷害的風險。表面而言，此目的無疑具備正當性及公共利益基礎，符合政府在道路安全領域的持續努力。然而，法例設計上卻存在明顯的差別待遇：《規例》僅針對已坐在座位上的乘客施加強制佩戴安全帶的義務，卻完全未有同時禁止或限制乘客在公共巴士內站立。換言之，乘客仍可自由選擇站立乘車，而不受任何額外的強制安全措施約束。
4. 這種針對同一類型交通工具、同一行駛環境、同一公共政策目標（即降低乘客傷害風險）下，對性質相似（甚至風險更高）的情況採取截然不同的監管方式，足以引發基於普通法行政法下「一致性（consistency）」及「理性（rationality）」原則的質疑。
普通法行政法的一致性與理性原則
5. 英國最高法院在R (Gallaher Group Ltd) v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1]一案中，Lord Carnwath JSC闡述，一致性雖「一般而言較為理想（generally desirable）」，但並非絕對性規則；然而，當行政機關的決策出現明顯不一致時，此情況往往成為法院審查該決策是否合法理性的重要考慮因素。
6. 行政機關在處理相同（或類似）風險或同一公共政策目標時，若對性質相同或相近的情況採取顯著不同的監管強度，則需面對是否符合理性原則的檢視。理性原則要求行政決策必須具備邏輯基礎及客觀正當性，任意或無合理解釋的差別待遇，即有違反理性之虞。
7.正如英格蘭高等法院在R v Department of Health, ex p Misra[2]一案中指出，當行政機關就同一風險議題作出明顯不同的結論時，此通常為「行政失當（poor administration）」的跡象，法院將以「最高度的謹慎（the greatest care）」審查差別待遇的正當性，以確保行政權力的行使符合理性及公平要求。
8. 上述普通法原則雖源自不同事實背景，但其核心邏輯為分析《規例》是否包含不合理差別待遇提供了重要理論參照框架。
9. 英國最高法院在Bank Mellat v Her Majesty's Treasury (No 2)[3]一案中，岑耀信勳爵論述，即使一項行政措施旨在回應真實且重要的公共利益問題，仍可能因包含「無法以客觀理據正當化的差別待遇」而被視為不必要或不相稱。岑勳爵以A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4]作為典型例子：該案中，反恐立法允許英國政府無限期拘留外國國藉的懷疑恐怖份子，法例卻不適用於英國國民。此種僅基於國籍的區分屬「任意（arbitrary）」，因兩類人士所構成威脅的本質並無差異；若來自英國國民、性質相同的風險可透過較溫和手段處理，則缺乏充分客觀理由解釋為何外國人不可以同樣方式處理，從而削弱措施的整體必要性。
10. 正如Lord Carnwath JSC在《Gallaher案》[5]所強調，岑耀信勳爵在《Bank Mellat案》的論述，雖原為討論《歐洲人權公約》下的相稱性原則，但其基礎同樣適用於普通法下的理性審查標準。換言之，當行政措施對性質相近的風險採取顯著不同的規管強度，且無法提供客觀的差異理據時，則該差別待遇易被視為任意而缺乏理性。
《規例》的非理性差別待遇？
11. 在公共巴士同一行駛環境下，站立乘客在交通意外中受傷害的風險，客觀上遠高於坐在座位的乘客。當巴士急煞、急轉或碰撞時，站立乘客僅能依賴握緊扶手或地面摩擦力維持平衡，完全缺乏物理固定或緩衝裝置；相較之下，即使未佩戴安全帶，坐席乘客已因座位提供較大的身體支撐面積、背靠及側翼結構，而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姿勢固定及衝擊吸收的保護。
12. 《規例》卻僅針對風險相對較低的坐席乘客強制佩戴安全帶，甚至施以刑事懲罰，而對風險顯著更高的站立行為完全不予規管。此種選擇性監管設計，邏輯上難以自恰：若政府認為強制佩戴安全帶對減低坐席乘客傷害風險至為必要，以致必須動用刑事法強制執行，則難以解釋為何容許站立乘客繼續承受更高、且政府默認「不能容忍」的風險，而不施加任何相應或更嚴格的限制措施。此差別待遇缺乏客觀的邏輯理據，使強制佩戴安全帶規定難以被視為針對風險的必要干預。
13. 有鑑於此，若《規例》面對司法覆核，法院循普通法傳統，理應以「最高度的謹慎」審視政府提出的正當化理據，要求其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差別待遇並非任意，而是基於合理的政策必要性。若政府僅依賴運作實務困難或漸進實施的泛泛陳述，而無法正面回應風險倒置的邏輯矛盾，則《規例》有機會被視為不理性，從而被撤銷或宣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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