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警方於2020年8月拘捕黎智英及搜查他的住所，檢取了他的2部手機，獲法庭根據《警隊條例》簽發搜查令檢取手機內的資料，高院曾下令封存部分屬「新聞材料」或受「法律專業保密特權」保護的材料。惟2年後，裁判官於今年7月根據《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向警方批出搜查令，範圍涵蓋上述獲封存的材料，當中涉及約8千多項「新聞材料」。黎智英入稟司法覆核，挑戰裁判官的搜查令的合法性，《國安法》指定法官陳嘉信今（30日）頒下判詞，指搜查令足以涵蓋「新聞材料」，亦符合《國安法》的立法原意，「新聞材料」並非完全不能被檢取，否則警方難以調查危害國安的罪行。法官裁定黎司法覆核敗訴，並裁定2022年簽發的搜查令有效。
入稟人黎智英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大律師關文渭、黃雅斌及劉韻瑩代表。《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1第2(2)條指，裁判官可簽發搜查令，授權警方進入特定地方搜查「指明證據」，黎爭議條文所指的「指明證據」並不包括「新聞材料」。黎又指，《釋義及通則條例》規定執法機構檢取新聞材料時，須遵守嚴格的程序，受法官監管而非裁判官，然而2022年7月由裁判官所簽發的搜查令，卻授權檢取「新聞材料」作為「指明證據」，因此是不合法。
答辯人為警務處處長，由資深大律師孫靖乾及大律師彭禧雯代表。警方則指沒有任何基礎將所有「新聞材料」都排除於《實施細則》的「指明證據」之外，若根據上文下理詮釋條文，便會發現黎一方的說法站不住腳，尊重新聞自由並不代表「指明證據」不包括「新聞材料」。
判詞指，黎一方並未爭議《實施細則》是否合憲，是次司法覆核亦非挑戰警方向法庭申請搜查令的決定，而是僅爭議對《實施細則》條文的詮釋。
判詞：黎一方詮釋條文錯誤 與國安法立法原意相違背
判詞指，黎一方不爭議《實施細則》並非「條例」，故《釋義及通則條例》並不適用於《實施細則》。判詞又指，若然黎對條文的詮釋成立，《國安法》及《實施細則》將缺乏對新聞材料的司法管轄權，這是難以接受（objectionable）、荒謬（absurd）及有違常理（anomalous）的結果。
判詞指，根據《實施細則》附表1第1條的定義，「指明證據」指「屬或包含（或相當可能屬或包含）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證據的任何物件」，從字面上理解「任何物件」涵蓋任何存有危害國安證據的材料。而此定義符合第43條《實施細則》的原意，即賦予執法機關更廣闊調查方式，及更有效地防止、遏止及懲罰危害國安的活動。由此可見，「指明證據」沒有任何理由將「新聞材料」排除，反而足以涵蓋任何材料，包括「新聞材料」，黎對「指明證據」的嚴格詮釋與《國安法》的立法原意相違背。
判詞：新聞自由非首要考慮
判詞續指，新聞自由並不等於禁止所有對「新聞材料」的檢取或解鎖，案例早已指出對「新聞材料」的保護並非絕對，反而應權衡公眾利益（調查案件）與新聞自由。新聞自由只是其中一項考慮，但非首要考慮。法庭在下令披露或執行搜查令時從來不會被理解為自動地排除「新聞材料」，這從來都不是法律。
判詞指，黎一方嘗試將「新聞材料」與受「法律專業保密特權」保護的材料相提並論，但兩者實不相同，後者不論在現實及法律層面上，皆只得一個答案，就是不容許被下令披露或搜查，這是植根於憲法中；可是「新聞材料」並非完全不能被檢取。
判詞：若與本地法律不一致 國安法具凌駕性
對於黎一方指《釋義及通則條例》規定搜查令在一般情況下不會授權檢取「新聞材料」，判詞指，《國安法》第43條賦予警方額外權力（additional powers）去調查與危害國安相關的罪行，警方可以視乎不同情況，選擇行使《國安法》及《警隊條例》的權力，以最方便的手法達到他們調查案件的目的。《實施細則》是《國安法》必要部份，《國安法》第62條亦表明，若果本地法律與《實施細則》出現不一致，後者應凌駕前者。
判詞：警隊可以自由地選擇依據哪套規例辦案
就2022年搜查令的合法性爭議，判詞指，《釋義及通則條例》未有應用於《實施細則》附表1第2條，並不代表它是「例外」，因此黎所指《實施細則》中的「指明證據」不能涵蓋「新聞材料」，而警方只能依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的規定申請搜查令檢取「新聞材料」，否則屬不合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說法，法官拒絕接受。
判詞批評，若果黎的詮釋成立，將會根本地及嚴重地限制警方行使《國安法》及《實施細則》的權力。警隊可以自由地選擇依據哪套規例調查案件，而不應只限於《釋義及通則條例》的規定。
法官最終裁定黎的理據並非合理可爭辯，拒絕批出司法覆核許可，警方於2022年根據《實施細則》獲簽發的搜查令仍然有效。
不過法官強調，警方根據2022年搜查令可檢取的電子內容只包括「新聞材料」，而不包括受「法律專業保密特權」保護的材料。
案件編號：HCAL738/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