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土地供應諮詢報告公佈在即，本土研究社就其中主要選項——「棕土」現況及過往發展趨勢進行全面研究，揭示2017年全新界棕土總面積為1,521公頃，較政府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供的數字（1,300公頃）多出200餘公頃；並有多達1,023公頃未納入各新發展區及「210多幅具房屋發展潛力用地」範圍內，相當於1,200公頃土地短缺的85%，質疑政府大幅貶低棕地潛力。
報告指出，棕土作業重置難度被誇大，2017年牽涉露天重型作業的棕土面積只有63公頃（佔總面積僅4.1%），即使重置亦佔地甚少，質疑政府未有提供全面棕土數據及用途普查的情況下進行公眾諮詢，藉個別例子刻意誇大重置及發展棕土的難度，誤導市民揀選填海及「公私合營」發展農地等不必要的選項，諮詢結果不能作為真實民意反映及發展理據。
研究社成員黃肇鴻指出，政府及土供組在整場土地供應諮詢過程中，為棕土選項處處設限，「問卷中限定未來30年都只能運用330公頃棕土，只佔這次研究發現的『未納入發展計劃』棕土三成，無非想迫市民多揀東大嶼填海等選項『湊夠數』。」
是次研究發現由1993至2017年間，棕土總面積大增近一倍；而2003至2017年間總面積的淨增長雖只是28.8%，惟棕土範圍隨鄉郊城市化而不斷轉移，擴散開的新增棕土亦達728公頃，佔2017年棕土總面積的47.9%。
團隊並按棕土在衛星圖上呈現的外觀，分類為「貨櫃場」、「露天停車場」、「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有蓋倉庫或工場」、「填土或已破壞土地」及「其他」六大用途。為評估土地供應潛力，故在「露天貯物或廢料回收」中再區分涉及吊臂及吊車運作的「重型作業」。結果發現，多達433公頃為非重型的露天作業，連同「有蓋倉庫或工場」、「露天停車場」類等，共1,206公頃（佔總數79.3%）為適合遷進多層大廈的棕土作業。
研究亦發現貨櫃場佔比由1993年的20.7%跌至2017年的7.9%（120公頃），與近年陸路貨運量下跌趨勢相符；當中52公頃位於洪水橋新發展區內，政府已在區內預留用地重置，其餘68公頃有機會自然減少，重置帶來的額外土地需求並不顯著。
研究社成員林茵批評：「政府近年只一再強調各發展區內納入了多少棕土，彷彿推動新發展區項目就已在處理棕土問題，但這次研究發現多達1,077公頃、即七成棕土都不在新發展區範圍內，可見以新發展區模式無法對應棕土問題。新發展區由於規模龐大，規劃及建設進程需時，在沒有凍結棕土及有效執法的情況下，徒令棕土場向發展區外擴散。」
談到棕土擴散亂象，研究發現只有17.4%（264公頃）棕土位於「露天貯物」及「工業（丁類）」兩種符合棕土發展的規劃地帶內，而多達195公頃位於各類住宅用地、及合共195公頃位於「政府、機構或社區」、「休憩用地」及「康樂」地帶，顯示棕土無序擴散已違反原有規劃佈局，佔用了其餘的土地資源。
研究團隊更發現政府在審批棕土改劃申請上涉嫌「忽然鬆手」。他們在洪水橋個案中發現，政府於2008年主動將區內36公頃「康樂」地帶改劃為「露天貯物」，變相令範圍內17.8公頃的涉嫌違例棕土場合法化；而剩餘「康樂」地帶內的「規劃許可」申請成功率，亦由2008年前的52%大增至2008年後的90%（見報告P.41）。至於全港涉及棕土作業的規劃許可申請，獲批比率自2005年起大幅攀升至2010年高達94%（見報告P.42）。
林茵批評，城規會過往會以「位於康樂地帶」、「近綠化帶」等理由拒絕批出相關改劃許可，但2008年後不但在同一地方、批出同一類改劃許可，同時沒有提供獲批理由，反映現時城規制度無準則可言，亦欠透明度。黃肇鴻亦點名批評三任規劃署署長自土地大辯論以來，只顧一昧唱淡棕土發展潛力，「無視他們任內主動向棕土作業開綠燈，令大量違例棕土場合法化。政府是一手造成現時棕土擴散亂象的元兇，現時則搞到亂哂籠，拍拍屁股走人」。
至於棕土發展成本，黃肇鴻點名反駁地產商支持的智庫「團結香港基金」誇大棕土發展難度，其副總幹事兼土供組成員的黃元山曾表示，填海與收回棕土成本相當，但所引數據為收地賠償的最高標準（甲級農地收回價），棕土卻大多實際座落於丙級及丁級地帶，收地成本分別只是甲級的41.7%和25%，故黃元山大幅高估棕土的平均收地成本，用「最貴收棕土成本，與最平填海成本比較，亳無說服力」。土供組主席黃遠輝及發展局亦在文件中多次表示，棕土「分佈零散、業權複雜」，但研究社今年3月公佈《合縱連橫－新界棕土發展潛力研究》、找出合共723公頃的相連棕土群後，黃遠輝即稱從來沒有準則界定何謂「零散」，明顯未研究先有定論。
他表示，主理諮詢的土供組成員多番發表誤導言論、政府亦未提供全面資訊的情況下，是次土地供應諮詢結果實在不足為憑。研究社要求政府立即進行凍結調查、嚴控棕土擴張，並採用《收回土地條例》全面收回屬私人業權的棕地，再透過適當的重置、復修及公共發展項目，重新規劃新界鄉郊，提升市民居住質素及改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