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尚衡
二零零七年六月，金融風暴發生前，曾蔭權特首曾在英國的《金融時報》訪問中表示為了提高香港的競爭力，與紐約和倫敦爭一日長短，香港的人口應由當時的六百九十多萬增加至一千萬。雖然政府沒有明確表示這目標如何達成，但是從這幾年的施政報告來看，我們大概知道政府希望透過吸引人才來港，以及與周邊地區連繫，來構造一個人口達一千萬以上的大都會。十大基礎建設中就有四項是關於跨境建設的，包括極具爭議的廣深港高速鐵路。然而這些政策都只是關於增加人口和提高城市內外的流通度，假若將來真的有三百萬的人才來港，他們應該住在哪裏呢?
連月來社會各界對樓市和置業問題的討論，不期然令我想起特首的這番話。曾聽過有人戲謔，樓宇價格再不斷上升，他的兒女將來可能要搬往離島居住。輿論關心的焦點，似乎都集中在應否恢復興建居屋和定期賣地這兩個問題上，沒有乘勢對香港的房屋政策、城市規劃和居住問題作更深入的分析和討論，這點令我有點失望和擔心。因為上述的兩個方法，都只能幫助一部分的人，而且只是治標的權宜之策，根本的問題在於政府沒有正視和嘗試解決香港的居住問題，沒有明確長遠的房屋政策。
房屋政策 = 提供公屋、居屋 + 控制賣地?
香港的房屋政策到底是甚麼?在我看來，提供公屋、居屋和控制賣地都只是控制房屋供應的策略和手法，算不上是政策。政策應包含長遠的目標、中期的藍圖和短期的措施，亦應與社會的整體發展方向相配合。沒有明確長遠的政策不但會令居住問題叢生，而且還會窒礙社會的發展。就以文首提到的目標為例，若香港真的要容納一千萬人，可以令他們安居樂業的房屋政策和措施是甚麼呢?政府有沒有想過他們應該或可以住在哪裏?市區的空間是否足夠?是否需要興建新市鎮?要不要發展離島?應該先提高新界住宅的密度還是先發展新市鎮?
政府似乎相信奉行自由市場政策就是最好的房屋政策，但我不相信由經濟利益主導的自由市場能有效地解決七百萬人的居住問題，商人也實在沒有必要為政府解決政策問題。確保市場自由也不等於不可以有明確的政策，有清晰的政策反而可以提高施政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對各方也有利。香港的發展方向由政府釐定，房屋政策亦應由政府親自草擬，再和市民討論。
香港未來會變成怎樣?
可能你認為香港要發展為一千萬人的大都會只是空想，沒有可能發生。但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部於零八年二月發表的《二零零七年全球都市化展望(修訂)報告》的預測，到了二零五零年全球約七成的人將住在城市，其中人口增加最多的會是亞洲和非洲的城鎮；有一千萬人口的超級大城市亦會由目前的十九個增加至二十七個。香港成為其中之一亦不無可能。
但以現時的發展模式，高樓大廈一排一排地建造，除了阻擋海風帶走混濁的空氣外，還遮蔽了陽光，令市中心愈來愈「不見天日」，政府是否要繼續袖手旁觀?政府常說要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推動「可持續發展」，但當人口愈來愈稠密，居住的環境愈來愈惡劣，我們可持續發展的又是什麼呢?
不要把所有責任都推到發展商身上，因為各區的地積比率、上蓋面積和建築物條例都是政府擬定的，樓宇得以落成也經過不同的政府部門審核。
房屋政策與保育政策
相信政府不會認為房屋政策和保育政策之間會有甚麼關係，在決策上也不會綜合考慮，正因如此，近年不少的重建項目都為人詬病。雖然保育的內容不一定是住宅，也不一定關於舊區重建，但我想在這裏引為例子，說明政府的房屋政策思維和對城市新與舊部分的處理手法。
香港的房屋政策一直重視的只是數量，不是質量，官員做決定也只根據當時的市場數據作出近似條件反射的所謂對策。舊的矮樓房要讓路給新式的參天住宅，因為可容納的人和經濟利潤都會多上幾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思維模式可能適用，但在追求生活質素和社會價值的今天，這只會是解決市民燃眉之急的短視政策。經濟好、人民富足時居屋怎樣也賣不出，因為質素普遍低劣，單位長期空置，造成資源浪費；到現在市民買不起私人住宅，才迫於無奈要考慮居屋 — 但縱使政府現在動工興建，落成也是幾年後的事，那時的社會又是另一番景象。
政府對城市新與舊部分的處理手法也很簡單，舊的若非歷史文物，都是沒有用和沒有價值的。我想政府推出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時也萬萬想不到原來觀塘在那麼多人心目中竟是如此寶貴和不可取代。市區重建的衝突，只是新與舊規劃不善最明顯的例子，其他的例子比比皆是。市區大部分的舊樓也是住宅，哪些有價值應該保留，哪些可以為社會的整體發展犧牲?是不是愈舊就愈有價值?多少年前的樓房才算舊?三十年前的還是五十年前的?若政府因重建舊區時遭保育和環保團體的反對而降低發展的地積比率，供應的樓房豈不是少了?政府的建屋目標豈不是不能達到?在這些問題得到解答和達成共識前，香港的房屋政策和保育政策都是欠缺說服力的。所以我認為在今後的城市規劃裏，房屋政策應與保育政策一拼考慮。
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城市，也是亞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香港當前面對的居住問題，在今後亞洲的其他城市也會相繼出現，特別是發展急速的內地。若我們的社會發展、城市保育和解決居住問題的工夫做得好，不單能為內地的城市立下好榜樣，間接作出貢獻，更能成為亞洲密集都市發展的一個獨特模式，成為世界城市規劃發展史的一個可借鏡的案例，那不是比在各類型的調查和數據分析中都爭做世界第一更有意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