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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傑:港大精神代表香港價值

鄭文傑:港大精神代表香港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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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有憲政健全的法治社會,能夠自由表達多元聲音,市民均享有公民權利,要讓國家領導人留下好印象,不是疑似特首候選人范徐麗泰所言,因為國家大義,連將最冷靜和理智的異見聲音完全隔絕;相反,警察應疏導民情,讓請願者以合情理的方式讓領導人知悉(至少也讓香港大學學生代表呈上請願書,握手拍照留念),真正讓領導人體會多元公民社會下的香港,以及在內地大學罕見的公民運動。

我們沒有選擇走新加坡的舊路,停留在「依法治理」的層次,即是國家將法治從精神層面,壓縮至技術層面,透過警察強制力,以鑽空律法條文及國家安全大義,扼殺了人民表達自由的最起碼尊嚴,來換取國家領導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形像。從香港市民對爭取普選的堅持可見,我們對這個城市有更深度的訴求,而這一個訴求,有賴英國殖民的機遇,讓香港市民免受當年毛澤東時代政治活動的折騰,專心發展經濟,得以養出一批堅守政治中立的文官體系,才不致新加坡受到政權有意識的利用法治,阻擋公民自立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英國人管政治,中國人管行政的港英時代過去了,在港人治港下,餘下的本地精英就只有資本商人和技術官僚,即是前特首董建華和特首曾蔭權,所以對於政治,對於宏觀的政策大局,其實不大熟悉,曾蔭權行政歷練數十載,聽上級決策的習慣影響著今日香港政府,再沒有了立場和風骨。所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得很對,「香港政府還未學懂當家作主!」。可悲的是,香港年青人多年來的請願,特首從來不屑一顧,中央人士金口一開,特首馬上唯諾回應,令人不勝唏噓。

港英時代過去,專注於經濟的發展模式構成了愈益嚴重的社會矛盾,香港小部份市民開始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以更具正當性和公信力的政府來干預市場嚴重分配不公的情況,因之香港尚有小量的民主,左派政黨開始成形;同樣因之香港只有少量的民主,刺激了左派政黨走向了極端的方向,現存制度本身的缺憾,也導致新一代參與公民運動時愈發激進,充滿語言暴力,若我們只將部份人的民粹放大成對所有公民運動的厭惡,而忽視制度暴力本身的推因,其實並無助香港走出國務院總理指的深層次矛盾的困擾,所謂深層次,即暗示了唯有政治結構轉變,才能解決現時經濟結構性問題,雖然港府自二千年後放棄了「積極不干預」政策來宣傳香港,但香港政府長年都無法以新加坡模式貼近民情,有限民主下左傾的力度未夠有效來治理經濟民生,又回饋成要求民主的動力,撕破了中央要香港新加坡化的美夢,然而,向民主制度挪移的遠水太緩慢,暫時來不及救近火,才產生了深層次矛盾。

可惜的是,英中策略下,養成香港人長期只看經濟、不問世事的單一思維傳統,使很多香港人紙醉金迷,過份短視,我們過於著力尋求中央的協助來緩沖經濟問題,我們以為,副總理訪港對香港作「經濟大送禮」,信奉著在大陸盛行,香港人只靠內地接濟的說法,忘記了內地也只能靠香港這個中國唯一法治最健全、商貿經驗最豐富、視野最國際化的城市,來充當人民幣離岸中心這角色。而這些香港特有的優勢,香港政府和社會卻屢屢因為迎合上意而自我打壓,為了賺內地的錢而自我控制,結果我們以為內地化就可不被邊緣化,實情是唯有香港的價值淪陷,上海跟香港沒差兩樣,我們就正自我邊緣化了。

我們過於著力尋求中央的協助來緩沖經濟問題,反而麻痹了政治體制改革這套治本方法;就是政治體制滯後使經濟體制改革產生失衡現象,中國內地正正面臨跟香港大同小異,但程度和幅員大得多的同類問題,所以這驗證了我剛才提到,要讓國家領導人留下好印象,就應當讓他見識一下香港的人權自由保障、多元公民社會和憲政法治精神;而又基於中立而廉潔的文官體系、司法體系,加上大部份香港人理性務實的市民性格,應有信心,將來民主建立後,極端和民粹因有既定機制之疏導會有所收歛。我們正正是要把香港打造成示範城市,提供給大陸一個將來改革的樣本,也多發揮以往港英時期留下的特色,讓內地人和台灣人更中立溫和的看待兩岸,也促進東西方的了解互諒。

放棄消極,互不干預的一國兩制,轉化成積極,互相學習的一國兩制;這才是香港未來的大局定位。香港大學,作為國際著名的香港最高學府,學術聖地遭國家警察的過敏佈防,何來持守「明徳格物」的校訓,何來承擔香港高等教育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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