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時間，便總會有以女性為主題的展覽登場。憑我模糊的記憶，上一次開宗明義以女人（眾數）為號召，是2005年馬琼珠策展的《如果香港，一個「女/旅」人》及《圖式：「女/旅」人的國度》。舉行《Women’s Work》的畫廊i好像刻意不提供中文題目，而我起初也沒有深究到底「Women's Work」 的意思是指女性勞動還是女性作品。開幕前的圓桌討論，九位講者一字排開─有藝術家說「I don't know why I've been chosen.」 ─雖云是眾聲喧嘩，但煞有介事的展題，卻欠了一個勇於承擔言責的策展人，為人選、主題、作品、語境提出一個說法，討論遂流於失焦。年前文晶瑩曾經以「討論時常由零開始」來概括香港女性藝術的局限，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已經過去了大半，我們真要加倍努力。ii
討論雖然失焦，但作品非常可觀，這裡我只就其中兩件作品作較深入的評論。
麻木不仁的「擬似批判」
陳玉瓊的「Scavenger 」(拾荒者)在畫廊牆上的底部鑲入了一個螢光幕，播放着一套關於拾荒者的短片，前面則展示了一只放在手推車上、模仿滙豐銀行獅子的巨大卡通紙雕塑。短片拍攝一名「執紙皮阿婆」，如何把由作者預先安排好、跟展品一樣的卡通紙獅子，從中環的滙豐銀行推到上環的廢紙回收廠。富懸殊的城市意象、國際金融資本與社會底層的經濟網絡，遂如一幅「清明上河圖」般在觀眾眼前展開。鏡頭還特別強調這條「生路」上的超級名店、穿載整齊的路人、和回收店秤過廢紙以後，由店員遞給婆婆的一百大元。我不知道這頭簇新的紙獅子按照市價應讓能賣多少錢，但看着螢幕側那幾個「Editions of Four」的繩頭小字，和11,600歐羅的售價，我可以肯定這位在短片內連名字也沒有的作者，這一百元的回報絕對「物非所值」。而我不想相信的是─按「劇情」需要，這頭獅子早應化為烏有，那麼這隻屹立在觀眾面前的，就只是一件遷就畫廊需要的商品。作者有意突顯物件作為象徵、概念和商品，在不同價值系統裡的流動─而作品亦僅此於這種冷酷的陳述而己。作者指這個作品是一個表演(performance)。沒錯，對安坐在冷氣畫廊的觀眾和藝術家而言，這作品真聰明幽默。但我看着片中執紙皮阿婆的一雙珠耳環、陳舊而整齊的衣服、方便體力勞動的斜孭袋、和她對這次「出鏡」的嚴陣以待─都是鐵一般的現實和活生生的真人。「劇情」安排把資本的象徵還原為資本，以突顯金融資本的象微秩序、與同樣是無遠勿屆的回收網絡之間的碰撞與價值錯置，卻忘了對藝術作為商業行為和藝術家所處的位置作出反思。這個作品如果真的是一個表演，我想，真正的表演並不在中環到上環的街道上，而是在潔白的畫廊裡，當女性作為藝術家與作為執紙皮阿婆的差別待遇，並以麻木不仁的方式重演。
這種拾取街頭題才，卻對真實中的個人關愛欠奉的「擬似批判性」作品，與《文雀》這齣「疑似保育電影」正好作平衡閱讀。有說扒手由上環走到中環，喻意低下階層成功挑戰中環價值iii；然而，那些刻意在觀眾面前搔首弄姿的街景，把現實包裝成美好的過去，實際只是把香港包了膠套販賣給外國人1。現下這齣短片，從中環回到上環，意象的舖陳正中國際藝術雜誌的關鍵詞，還添加了近期在在港熱賣的公共空間元素(途中的新紀元廣場根本就不是到回收廠的必經之路；攝製隊使保安員如臨大敵，「介入」得非常安全)。這種擬似批判的作品，就算是出於良好意願，結果是好心做壞事，暴露出來的是藝術家對世界艱難的無知，與對國際資本的欲拒還迎，比起那些開宗明義地無關宏指的藝術品，更加令人慘不忍睹。
藝術家作為勞工
看着那頭售價1萬1千6百歐羅，幽默得殘酷的獅子，真令我哭笑不得─試想，如果是換成了由藝術家本人設身處地(甚至是與會的外籍女性藝術史家Pamela去推這車紙皮)，又會是如何光景。有趣的是同場的另一件作品，同樣一雙語關，探討女性勞動/女性作品，藝術家卻選揀由自己身體力行，介入城市空間─縱然力量微小，卻非常在地而觀察入微。一向從事體力勞動(雕塑)的林嵐，早於1999年已落戶官塘工廠區。工業與雕塑一樣，一般予人力量、剛強、男性的聯想。然而撐起香港工業的，還有是密集式勞動的「工廠妹」。官塘作為製衣業中心，「工廠區」是成千上萬女性經年累月付出汗水與青春的空間(家母便曾經在鱷魚恤車衫養家)。工業式微，入主工廠區的女性由工廠妹變成藝術家，同樣要在罅隙與邊緣中掙扎求存。在「仍在觀塘工作中─藝術家/工人：帶孩子出來逛逛」的短片中，林嵐把堆砌成角落形的六排陶磚按照原來的形狀安排在六輛手推車上，磚塊之間的夾縫，有她從工廠區小公園裡拔來重新卉種的小花野草。在三月的某一天，藝術家邀來了她的五位女性藝術家朋友，一起用推車把產物/孩子重回到公園遊逛。藝術家跟普羅工人在繁忙的街道上謀生，再把產物比喻成孩子─工人與製成品在生產過程中被異化的關係，被重新縫合；而手推車/嬰兒車，在此起亦變成非常關鍵的道具，既與展題互相呼應，又以性別的獨特性質疑公共空間的階級歧視。這種幽默、自信與對自身處境和權力的自省，有着女性主義對個體與在地經驗的關切。
稍嫌不足的是，作品註腳裡的邊緣感：「Both we and the weeds are weak, but we have both survived. Artists came to this area because of the declining industry in the last 2 decades, however, there is another change that happened when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rogrammes extended to Kwun Tong.」iv。香港藝術家，先是感到在國族與文化身份上無所適從，繼而在資本膨脹下無地自容。當畫廊在工廠區滋長，既為藝術家帶來生計，又同時推高租金與樓價。在士紳化的過程中，藝術家有時是同情者、同謀者或受惠者，卻未必一定是受害者。似乎我們更加要質疑的是，自由經濟「物竟天擇、適者生存」是否必然的道理？林嵐的作品似乎未能進一步為畫廊與藝術家/工人在空間政治上再添一筆，而只能對前景搖頭興歎。
如何在性別裡理解階級，在階級裡理解性別；從世界體察個人，從個人反照世界─在風起雲湧的西九亂象裡─這是一個問題。
1. 見Osage Gallery，展期2008年7月18日至8月29日。(http://www.osagegallery.com)
2. 以女性為號召的藝術展覽，當然不一定要以女性主義為理論和實踐框架；而女性主義也不只限於性別議題。女性經驗為我們開啟有關如何對待差異的討論，終點可以是世界和平、社會公義、最低工資、民主自由……。就展覽呈現來來的「假大空泛女性(主義)」毛病，友人楊陽將另撰文討論。
見文晶瑩：「討論時常裡零開始─九十年代至今的香港女性藝術展覽」，載文晶瑩個人網站：http://www.cyman.net/hkwomen_art.pdf 。
3. 見2008年6月23日，香港電台第二台「思潮作動之文明單位」評論。(http://www.rthk.org.hk/rthk/radio2/89/20080623.html)/ 「其實電影拍得很美、很用心，但就是太用心去拍一齣參展歐洲的精緻之作，像限量發行專門賣給遊客的香港紀念品，用精美的塑膠包裝盛載著，以便保存，卻欠缺了藝術所需的真實。 」見網友賴勇對文雀的辛辣批評：「文雀：把香港包了膠袋」http://weblog.xanga.com/brucelai/664393604/38651244333541365306288582010...
4. 見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