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朱凱迪按：石崗菜園村保留運動步入關鍵階段。政府就走線的憲報反對期將於六月廿九日結束，隨後港鐵會交出環境影響評論供公眾諮詢，立法會也會開始就六百三十億的撥款作審議。希望大家用點時間了解事件，並付諸行動，詳情可到「反對廣深港高鐵規劃行動呼籲」
給各世代的香港人﹕
德國哲學家尼采曾經提到「永劫回歸」（Eternal Recurrence）這個觀念，他認為過去某個時間點曾發生過的事情，在未來會以同等形式，人事時地物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再次重現，有限的物質能量在無限的時間河流裡，不斷循環，直到永恆。這個概念在應用於現今香港發展，實在曉有深義。尤其是在菜園村的抗爭之中，我們不難發現，整個香港現正重複地在她的歷史軌跡上徘徊，向左走，還是右走﹖似乎只在一念之間。
菜園村的故事，很多香港人都沒有特別留意。菜園村的故事確實十分平凡，它的故事與數十萬第一代香港人從大陸逃難的故事都是大同小異－難民受內戰、文革的影響被迫南來。唯一不同的是菜園村第一代村民沒有到市區打工，反而就地選址，在英軍軍營的旁邊翻泥僻土，開始耕種，自給自足，漸漸與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村民及他們的下一代感受到這份對土地的愛(朱凱迪語)，成功地在菜園村紮根，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直至一條鐵路的興建，菜園村的命運即將改寫。
眾所周知，鐵路的興建本來就是十分政治性，單是鐵路的走線不但影響民生，更影響樓價。不過這樣側重經濟價值理解鐵路政治是非常淺薄，而且是欠缺歷史感，以致我們無法釐清是什麼力量正在干預香港人的本土生活。菜園村的抗爭，表面上看來不過是一少撮人個人權利，然而阻礙著菜園村村民紮根的意識形態，同樣地左右著整個香港如何紮根本土的問題，甚至懸系著香港未來十年的城市佈局，關係著整個城市面貌和景觀。
清拆菜園村的原因，是一條名為廣深港的地下高鐵必須於新界地面設置車廠，廣深港高鐵屬京九鐵路的南段，早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部份中共高幹已提出「將北京至九江鐵路延長至香港九龍，並爭在1997年7月香港回歸時全線貫通」，及後國家鐵路部多番就京九鐵路開展集資、走線等研究，最終國務院於1992年批準了京九鐵路的總體規劃方案(註一)。有興趣的是這條與回歸、民族大義的鐵路，它的名稱卻是京九鐵路而非京港鐵路，背後其實大有故事。
「九龍站」是殖民地年代唯一與中國相連的標記
殖民地年代，香港唯一與內地相連的交通工具，便是廣九鐵路。英國在19世紀鴉片戰爭後首先成功取得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及至20世紀初，英國取得新界租借地不久便與廣東政府達成建造廣九鐵路的協議，儘管班次稀疏，港人可以由尖沙咀總站直接乘火車返回國內。當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廣九鐵路不再直通。往返兩地的旅客需要在羅湖下車，然後再跨過深圳河，再登上對方路段車廂繼續其旅程。至1950年，中英邊界不再自由通過，旅客必須持有效證件，包括回港證及回鄉證等，才可進入中國。60年代初內地鬧饑荒，但內地指令執行「三趟快車」政策，糧食貨運未有一天停止過，與此同時香港市民把大包大包的衣履糧油帶返鄉間，贈送親友。九龍尖沙咀火車總站，就是當時與中國聯繫的起點。火紅年代的學運大力對動認中關社，相信不少熱血青年，也是透過這條鐵路在殖民政權下，開始發揮對家國的想像。
可惜的是這個充滿身份政治的文化符號，卻逃離不出被淡化、被洗刷的命運。本地研究學者已經指出70年代由麥理浩大力推動本土化及福利化計劃，其實旨在淡化港英殖民歷史，重塑公眾對港英政府信心，以便中國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準備政治籌碼。在此背景下，即使有多個居民組織曾於1970-1977年向港英要留保留九龍火車站，仍遭政府拒絕。1977年7月29日，古蹟學會向總督麥理浩請願，港英政府為發展計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小組，而小組研究指出新的文化綜合設施將可替代車站的角色。古蹟學會指控政府使用卑劣手法去誤導公眾，並於1978年2月籌集了15000個簽名，直接向英國女王伊莉莎伯二世請願，希望王室干預。最後王室決定讓拆毀工程於48小時內開始。
西九龍規劃是一項一雪殖民前恥的工程﹖
三十年後，無獨有偶，在維港兩傍最後一塊市區空地，陸陸續續地出現九龍站、凱旋門式的豪宅、以及廣深港高鐵，嚴然是一個與國家緊扣的地標，它的文化意涵，彷彿就如三十年前被拆卸九龍車站。未來西九鐵文化區，更是廣深港高鐵的其中一個出口，整個西九龍建築的格局，與維港對岸的新政府總部遙遙相對，兩幢凱旋門式建築，在維港兩旁互相輝映，形成「心繫家國，凱旋歸來」的城市佈局。當這些充滿著國族主義符號的建築逐漸落成之後，英國殖民政權符號一一被洗刷之後，香港整個城市彌漫著一個「心繫家國，凱旋歸來」的城市佈局，這種城市佈局，不就正正是展示著香港好像是從大英殖民的手上戰勝回來麼﹖
令人詫異的是，回歸十二年的今天，殖民者明明早已遠去，何以殖民思維卻深深地徘徊於整個香港，以致香港的城市佈局都瀰漫著殖民管治的氣息。看來當年深深不憤港英拆卸九龍車站的熱血青年，三十年來受殖民統治手法薰陶嬰兒潮，今天成了位高權重的管治者後，到底是患上了健忘症還是模仿症﹖以致殖民幽靈陰魂不散，詭異地徘徊於香港管治階層，甚至影響著香港的城市面貌﹕
2006年特區政府以中環填海的工程為由，清拆天星碼頭，在社會輿論激烈反對下，橫蠻地拆卸天星鐘樓，並粗暴地在事後毀屍滅跡。在歷史的明鏡之前，特區政府的管治手法，基本上與當年港英在48小時內清拆九龍車站，如出一轍。
2007 年10 月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宣佈興建廣深港鐵路，在此前毫無任何諮詢，更遑論民主參與。城大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於2009年5-6月以抽樣方式作街頭訪問，成功訪問了992 個市民，調查結果顯示，只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聽過高鐵計劃;關於鐵路的詳情及安排，逾半受訪者只是「略有所聞」，甚至「全不知情」。這條貫穿整個新界西北，耗資幾百億公帑的龐大工程，影響無數，但在回歸十二年的今天，市民居然毫不知情，可見香港不單在政治制度方面民主步伐毫無寸進，在城市空間分佈的決策權，依然緊抓在少數特權階層的手裡，「民主回歸」的口號，至今仍是空談。
2008年11月，菜園村的居民收到地政署的收地通知，同年12月村民自發成立關注組，及後多次扶老攜幼地上街抗議反對清拆菜園村，孤身力弱的居民其後到立法會申訴，要求政府到菜園村開公聽會等等，但港鐵回覆清拆菜園村的原因，居然是因為「權衡社會影響後，而選擇清拆菜園村」，這樣說法毫無任何科學化的社會影響評估支持，說穿了，不就是暗示﹕「菜園村的戶數較少，因此對不起，你們不幸了」﹖這種欺凌弱小，妄顧公義的行為，不就是當年英國恃著船堅炮利，以武力侵華，迫使中國簽下南京條約的態度﹖
法國哲學家米蘭昆得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回應尼采永劫回歸論，他指出「如果永劫回歸是最沉重的負擔，那麼我們的生活能以其全部輝煌的輕鬆，來與之抗衡，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慘，而輕鬆便真的輝煌嗎？」在歷史軌跡不斷重複的當前，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屈辱的歷史，如何突破這個永劫回歸的循環﹖
這時候我想起菜園村的村民，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在菜園村耕種，家人鄰舍關係緊密，自給自足。多年來，他們生活於英軍軍營的旁邊，政權的符號無礙他們平靜的生活，他們也只是日復日地耕種，慢慢地建立與家人、與鄰舍、與土地的關係，歸屬感，就是一點一滴的沈澱出來。
保留菜園村，讓我們在這片小小的土地，開始學習面對殖民歷史，踏上紮根之旅吧﹗
第四代香港人
頁言
註﹕
1. 張健基，「京九鐵路是一項造福人民的宏偉工程」，《京九鐵路沿線地區發展與香港發展》，科學出版社，1997
參考資料﹕
1. 明報， “廣深港高速鐵路 逾半市民欠認知”，A16， 2009-06-09
2. Alan Smart and Tai-lok Lui, "Learning from civil unrest: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the 1967 disturbances", 2009
3. 翁維銓，《總站。終站》，序言，P.1-P.4，水墨出版社，1980
4. 九廣鐵路公司，《百載鐵道情》，九廣鐵路出版社，2006
5. 高家裕， “火車站搬回老家，一拆一建間多少故事為你道來”，2004
6. 星島日報， “百年火車卡終「回娘家」安居尖沙嘴露天廣場或用作警崗”，A14 ，2009-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