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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狹縫中追求公義——專訪仇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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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狹縫中追求公義——專訪仇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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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移民外地,通常都是為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收入,然而生於香港的仇國平十二年前開始在澳門大學執起教鞭,卻因為參與社會運動多番被澳門政府和校方打壓,最終更失去教席。

澳門近年社會運動似有上升的苗頭,記者問澳門社會能否出現改變。仇國平說:「講真,無希望。」在仇國平眼中,澳門地方細、人口少,大家都擔心飯碗問題,不敢走得太前。

不過,仇國平自己便是在「無希望」中尋找「希望」的一員。

參與社運被打壓

這位笑稱自己是「異端學者」的政府與行政管理學副教授,即使校方已經排好下學年的上課時間,仍於本月中被澳大通知不獲續約,繼早前被炒的聖若瑟大學政治學系講師蘇鼎德後,又一大學教師被迫離開教學崗位。

2002年,仇國平在港大取得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博士學位後,到澳大任教政府與行政管理學,一直相安無事,校方亦提供晉升機會。直到近年仇國平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校方就開始施加壓力,並在本月中以違反紀律守規為由,不與仇國平續約。

對於被指以分數引誘學生出席民主派遊行,仇國平表示確有鼓勵學生參與公共活動,但他強調對民主派及政府的活動一視同仁,沒要求學生必須出席民主派活動,「公共行政其中一個範疇,是要了解公民社會如何影響政府政策,遊行示威正是活生生的例子,出席遊行示威都是與課堂內容有關的。」仇國平指他在課堂上也鼓勵同學出席政府舉辦的諮詢會、電視台論壇節目,而學生無論出席任何一方舉辦的活動,都要撰寫報告才能加分。

校方指仇國平違反「政治中立」,他笑言不少澳門大學教職員都是共產黨員,有部分甚至不忌諱地公開立場:「大學教育最重要的是,確保不同的觀點都能在課堂上發表。教授可以有立場,但要給學生接觸不同的政治觀點,而且教學的效果與政治是否中立無關的。」仇國平笑稱,自己在以內地或外藉教職員為主的澳大可算是「異端」,志同道合的同事少之又少。

改變始於足下

仇國平在澳門任教十二年,其實他直至2012年左右,才開始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2012年4月,澳門政府正在就政制改革諮詢,「當時不少事情都像香港的反佔中般,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例如他們(建制陣營)會找旅客、小孩簽名支持他們的方案、諮詢會上只有建制派才能發言等。」

「自己本身任教公共行政,固然在這些方面都會有較強的意識。同時也不甘於只以學者身份論政,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識參與行動,為社會帶來實質改變。」

在香港,公民社會還有很多人積極地關注不同議題;然而在壓力團體不多的澳門,仇國平和他有參與的組織澳門良心,關注的範疇幾乎包含了當地所有議題。「始終澳門是一個小城,人的視野往往被居住的地方局限,不少澳門人都會被大部分親政府的媒體影響,人們絕少會去想一些與政府立場不一致的言論。」


圖片來源:仇國平Facebook

絕望的公民社會

「講真,無希望。」仇國平感嘆,澳門的年青新一代對社會政治沒有太多想法,難以成為公民社會的希望。受到中小學保守的教育制度影響,少有將生活環境、工資等議題與政治制度連繫起,大部分人都被主流媒體的意識型態影響。

「澳門地方細小,很容易被認出,因此如果夠膽出來投訴、示威的人往往被視為麻煩製造者,就算有意識去參與,都會擔心影響日後的工作和做生意機會,我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學社可以做得更多

2013年,仇國平加入民主派新澳門學社,出任學社副理事長。「我被澳大提出紀律程序後,不少人都問我是不是與加入學社有關,看來社會大眾都早有一個想法共識,跟民主派在一起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不過仇國平認為,學社在動員和組織工作仍有改善空間,過去民主派較較少與民眾作面對面接觸,影響到社會行動的動員能力和工作能力。「議員們以倡議民生議題為主,但其群眾基礎十分薄弱,只反映在選舉中,未能大規模進行社會動員。公民社會的參與不只靠口講,還要有實際參與,例如遊行示威、寫投訴信、到電台、電視台論壇節目論政等。」

「我不會說對澳門民主發展感到失望,但也未至於有希望。例如政府本來在西灣湖舉辦夜市、氹仔北區規劃,都因公民社會的反對行動,成功令政府擱置計劃。公民行動或許能改變一些社區政策,但要徹底改變制度的問題,就真的是十分困難了。」


仇國平被警方抬走(圖片來源:愛瞞傳媒)

給學生的話

「在澳門,沒有東家唔打打西家。個人來說,過去有一點積蓄,短期來說應該不是大問題。」仇國平坦言對澳門公民社會感到無力,但仍堅持繼續推動公投運動。

看著本身已排好的上課時間表無奈作廢,學生不能再Reg他的課堂,仇國平這樣寄語跟他緣慳一面的學生:「人權和自由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大家需要爭取、捍衛才能保護這些東西。在捍衛的過程中,或許會有所閃失,有些人可能會失去工作,好像我這樣般;有些人則沒有了做生意的機會,或遇上各種不同的事情。」

「雖然爭取自由的過程是艱苦的,但自由的果實是甜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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