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移民外地，通常都是為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收入，然而生於香港的仇國平十二年前開始在澳門大學執起教鞭，卻因為參與社會運動多番被澳門政府和校方打壓，最終更失去教席。
澳門近年社會運動似有上升的苗頭，記者問澳門社會能否出現改變。仇國平說：「講真，無希望。」在仇國平眼中，澳門地方細、人口少，大家都擔心飯碗問題，不敢走得太前。
不過，仇國平自己便是在「無希望」中尋找「希望」的一員。
參與社運被打壓
這位笑稱自己是「異端學者」的政府與行政管理學副教授，即使校方已經排好下學年的上課時間，仍於本月中被澳大通知不獲續約，繼早前被炒的聖若瑟大學政治學系講師蘇鼎德後，又一大學教師被迫離開教學崗位。
2002年，仇國平在港大取得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博士學位後，到澳大任教政府與行政管理學，一直相安無事，校方亦提供晉升機會。直到近年仇國平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校方就開始施加壓力，並在本月中以違反紀律守規為由，不與仇國平續約。
對於被指以分數引誘學生出席民主派遊行，仇國平表示確有鼓勵學生參與公共活動，但他強調對民主派及政府的活動一視同仁，沒要求學生必須出席民主派活動，「公共行政其中一個範疇，是要了解公民社會如何影響政府政策，遊行示威正是活生生的例子，出席遊行示威都是與課堂內容有關的。」仇國平指他在課堂上也鼓勵同學出席政府舉辦的諮詢會、電視台論壇節目，而學生無論出席任何一方舉辦的活動，都要撰寫報告才能加分。
校方指仇國平違反「政治中立」，他笑言不少澳門大學教職員都是共產黨員，有部分甚至不忌諱地公開立場：「大學教育最重要的是，確保不同的觀點都能在課堂上發表。教授可以有立場，但要給學生接觸不同的政治觀點，而且教學的效果與政治是否中立無關的。」仇國平笑稱，自己在以內地或外藉教職員為主的澳大可算是「異端」，志同道合的同事少之又少。
改變始於足下
仇國平在澳門任教十二年，其實他直至2012年左右，才開始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2012年4月，澳門政府正在就政制改革諮詢，「當時不少事情都像香港的反佔中般，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例如他們（建制陣營）會找旅客、小孩簽名支持他們的方案、諮詢會上只有建制派才能發言等。」
「自己本身任教公共行政，固然在這些方面都會有較強的意識。同時也不甘於只以學者身份論政，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識參與行動，為社會帶來實質改變。」
在香港，公民社會還有很多人積極地關注不同議題；然而在壓力團體不多的澳門，仇國平和他有參與的組織澳門良心，關注的範疇幾乎包含了當地所有議題。「始終澳門是一個小城，人的視野往往被居住的地方局限，不少澳門人都會被大部分親政府的媒體影響，人們絕少會去想一些與政府立場不一致的言論。」
圖片來源：仇國平Facebook
絕望的公民社會
「講真，無希望。」仇國平感嘆，澳門的年青新一代對社會政治沒有太多想法，難以成為公民社會的希望。受到中小學保守的教育制度影響，少有將生活環境、工資等議題與政治制度連繫起，大部分人都被主流媒體的意識型態影響。
「澳門地方細小，很容易被認出，因此如果夠膽出來投訴、示威的人往往被視為麻煩製造者，就算有意識去參與，都會擔心影響日後的工作和做生意機會，我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學社可以做得更多
2013年，仇國平加入民主派新澳門學社，出任學社副理事長。「我被澳大提出紀律程序後，不少人都問我是不是與加入學社有關，看來社會大眾都早有一個想法共識，跟民主派在一起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不過仇國平認為，學社在動員和組織工作仍有改善空間，過去民主派較較少與民眾作面對面接觸，影響到社會行動的動員能力和工作能力。「議員們以倡議民生議題為主，但其群眾基礎十分薄弱，只反映在選舉中，未能大規模進行社會動員。公民社會的參與不只靠口講，還要有實際參與，例如遊行示威、寫投訴信、到電台、電視台論壇節目論政等。」
「我不會說對澳門民主發展感到失望，但也未至於有希望。例如政府本來在西灣湖舉辦夜市、氹仔北區規劃，都因公民社會的反對行動，成功令政府擱置計劃。公民行動或許能改變一些社區政策，但要徹底改變制度的問題，就真的是十分困難了。」
仇國平被警方抬走（圖片來源：愛瞞傳媒）
給學生的話
「在澳門，沒有東家唔打打西家。個人來說，過去有一點積蓄，短期來說應該不是大問題。」仇國平坦言對澳門公民社會感到無力，但仍堅持繼續推動公投運動。
看著本身已排好的上課時間表無奈作廢，學生不能再Reg他的課堂，仇國平這樣寄語跟他緣慳一面的學生：「人權和自由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大家需要爭取、捍衛才能保護這些東西。在捍衛的過程中，或許會有所閃失，有些人可能會失去工作，好像我這樣般；有些人則沒有了做生意的機會，或遇上各種不同的事情。」
「雖然爭取自由的過程是艱苦的，但自由的果實是甜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