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輕阿 Sir 突然問我：『你衰啲乜入嚟呢？』我一時語塞，不懂回應。記得法官說我們是衰『天真』的。」
「當我們傾盡全力仍無法撼動一個邪惡的制度時，剩下來可以做的是去受苦。這其實是神學家潘霍華在對抗納粹統治時說的話。。。潘霍華常提醒信徒沒有『廉價的恩典』，人必須要為自己的信仰付上代價。」
「記者朋友來信說她曾追訪一個女孩，在6月12日萬般掙扎應否踏出馬路參與佔領。但吸了太多催淚煙和目睹太多手足被打爆頭後，她漸漸從後方支援變成衝衝子，警察在西灣河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實彈槍後，她便告訴自己再沒有抗爭的底線。如果沒有高牆阻隔，我會像她般同樣『進化』嗎？」
《陳健民獄中書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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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因為周梓樂離世，抗爭者於 2019.11.11 發起「黎明行動」。當日筆者先於大埔等地記錄，聽聞中大戰事正酣，雖然焦急卻無法分身。翌日筆者篤定決心，無論後果和代價，都一定要去到中大。
來往大學站的港鐵已經癱瘓，筆者本擬在大埔坐28k 小巴。詎料苦候多時終於等到，司機才告之中大後門也有路障而改道。筆者頹然下車，卻不忍半途而廢，決定步行到中大。
筆者向街坊問路，他一面詫異，但依然熱心指路，沿著吐露港公路走就必到，但必須行三四小時。行至廣福邨，旁邊是海濱公園，不少人都在踩單車，筆者才想起另有捷徑，轉往公園尋找「共享單車」。
可是所有「共享單車」都要用「支付寶」解鎖，本來心存僥倖卻無從入手，正自沮喪，赫然發現一部藍色的「共享單車」沒有上鎖。
後來筆者才知道那部單車是 LocoBike。但當時不知原委，自忖事在迫切，天從人願，取不傷廉，沒有計較小節就當一次孔乙己。
平生首次在吐露港公路飛馳，恰逢初冬天氣，陽光普照卻不溽暑淋漓，一邊是海一邊是山，沿路皆是最好的風景，卻適值臨難之際，一心只有目的地。
路上有一對男女手挽手並肩而行，筆者料到他倆是中大學生，朝前方大喊：「係咪去中大呀？」男生答「係呀！」筆者回頭再喊：「我走先喇！」帶著復仇的快感絕塵而去。
臨近終點，便能遠眺中大像火災般冒煙，無數警車在路上圍伺，筆者心情愈益繃緊，加速趕往中大。甫到正門拋下單車，已見一隊綠色的防暴警戍守正門，準備隨時進攻；民主女神像周遭的磚頭皆被挖起，準備守城之用。
筆者拚命跑上二號橋。史無前例的中大一役，隨著入夜去到最危急的決戰。周圍都是火與煙，筆者心下惴惴，不少人都擔心中大守不住。結果警察雖多番攻陷二號橋，但始終無法再向前，終於不支而後撤。
遺憾時乖命蹇，一位最關心中大的老師無法與母校共患難。提早退休的陳健民教授於 2019.04.24 被判監禁 16 個月，他不肯保釋等候上訴，寧願先入獄「找數」。當他在 2020.03.14 出獄後立即重返母校，只見二號橋恍若成為另一座監獄。
出獄後他頻繁往返法庭、荔枝角收押所探望黎智英等朋友。重返故地的他感覺恍如隔世，若果要保住良心，輪流去坐監似乎是香港人的宿命。
陳健民教授出獄後立即重返母校，只見二號橋恍若成為另一座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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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入獄之後，我才開始看你的博士老師林茨（Juan J. Linz）的名著《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很抱歉我未看完這本書。。。
陳健民：其實我也未看完（笑）。
問：裡面有一段話令我非常震撼。
We will develop this argument via an excursus on Hong Kong. The basic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1984 accords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prerogativ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til the latter becomes democratic or cedes independenc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nnot become a democracy, despite the growing scope and strength of democratic movements there.
The initial 1984 formul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e agreement promis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xisting legal,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of Hong Kong for fifty years from July 1,1997, illustrate very well the limits of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statehood. If we substitute the expression “one country” by “one state,”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decision about what kind of political system should prevail is ultimately in the hands of that state. The Peoples Republic, for its own reasons, particularly its plans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Macao and above all Taiwan with the PRC, might be willing to grant more or less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to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Hong Kong. But that decision will ultimately b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他強調國家是民主的必要條件（without a state, no modern democracy is possible），而且以香港為例，解釋世上從沒有專制國家允許治下有民主地區。這本書在 1996 年已經一語成讖，像知先般預言香港民主運動的兩難困局。
陳健民：因為我和他談過香港問題，所以他才在會書中加入這段評論。
當初我赴美學習民主化理論，是想以香港為論文題目，但林茨認為意義不大，因為香港的例子太罕見，民主化的機會好微，所以建議我研究中國民主化，不過一年就發生八九民運。
我和老師有不同意見。林茨說沒有主權沒有民主，但台灣未有真正的獨立主權，依然能夠成就民主。此外台灣的成功也在於沒有接受一國兩制。
問：其實台灣人民已經擁有主權，只是未有能力宣佈獨立。
陳健民：沒錯，要成為獨立國家的條件之一是得到國際承認，台灣卻在國際上被孤立。我明白很難有準確答案，建立任何理論都要相當多例子。林茨研究了很多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答案就是沒有必然結論。
香港的例子非常罕見，很難用通則解釋一個異例。香港仍在摸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
問：不妨假設趙紫陽沒有失勢，他的政策得以延續，香港繼續保留英殖時代的開明專制，但始終逃不出林茨預言的宿命。
陳健民：我不覺得一定要中國先民主化，香港才能民主化。就像經濟改革，中國可以借鑒香港經驗。如果中國政府有改革的心，香港可以比中國先行民主化，而不必等中國。
但現在中國不但沒有改革的胸襟，甚至認為民主就等於港獨，危害國家安全。在習近平的統治下民主化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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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去年 6.21 群眾包圍警察總部，一名叔叔揮舞港英旗，年輕人與民主黨的尹兆堅一起勸阻他（笑），有人甚至憤慨地搶走他的旗幟。
在反送中運動初期，年輕人都願意保持克制，只求實現民主等五大訴求。後來走向非常類似雨傘運動，政府執意鎮壓運動，人民的善意落空，失望轉變為憤怒，行動和思想都隨之升級。行動由堵塞交通演變為武力抗爭；思想由民主普選演變為民族獨立。
運動的口號正反映出變化，早期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中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後期是「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你認不認同年輕人的轉變，香港有了屬於自己的國家才有民主？
陳健民：台灣的民主運動也面對過同樣的問題，在日治時期由文化協會和民眾黨開始，已經爭論首要解決的問題究竟是階級、民主、抑或主權？
波蘭團結工會一樣面對三者孰先孰後的爭持。法國社會學家亞蘭．杜漢（Alan Touraine）親自往波蘭考察而寫下 Solidarity，發現礦坑工人早已在爭論困擾我們的問題。
工人提出了兩條路線，一是上樓梯理論，從低做起，先處理好階級問題，再上升到民主層次，最後才能解決到主權歸屬。二是下樓梯理論，必先解決了主權問題，餘下的兩個問題便能拾級而下順應而解。
三角問題永遠糾纏著民主運動，我完全理解年輕人的想法，但我會有策略上的考量，爭取港獨比爭取民主更難。反威權、爭普選始終是民主運動的最大公約數，最能夠整合民眾訴求。
雖然現在爭取民主，已被中共視為與港獨無異，但台灣的條件比香港好得多，依然要長時間遊刃在「不統不獨」的狹縫。我無法想像香港可以突然超越台灣。
國際對獨立運動會出現分歧，但民主和人權就很易取得共識，以民主為訴求始終有較大空間。
我相信將人生投放在「反威權、爭普選」的位置，能為民主運動作最大貢獻。我理解其他路線，但不會是我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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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現在你怎看民族主義？
陳健民：大學時代我和同學都是不同程度的「大中華膠」。因為殖民地抑壓我們愛國，我們當然要反抗；現在是另一個循環，新政權強迫我們愛國，我們依然要解放。
當年幾乎沒人願意討論「港獨」，因為大家都清楚沒有可能，餘下只有「回歸」和「民主回歸」，後者在當時環境已屬更進步的論述。
中大學生會討論應否支持「民主回歸」時，我在代表會提議不宜倉促決定支持與否，應交由全體學生投票自決。若果可以投票，當年的我大抵也會選「民主回歸」。但我開始剖析自己，民族主義是否必然的價值？能否僅僅憑民族主義而將數百萬人推往火坑送死？
某些時候民族主義可以推動更崇高的價值，好多反殖的民族主義能夠和自由民主等正義的價值相契合，比如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這時候民族主義就值得支持。
但我始終不認為民族主義是最高的價值，還有一些價值在民族主義之上，規範民族應該怎樣行事。有些時候當民族國家有悖正義，不但不應愛國，甚至應該叛國。就像在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日本，納粹統治下的德國。
我會按不同的歷史時空，衡量民族主義是否服務於更高價值，抑或在摧毀更高價值，從而決定支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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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根據林茨對威權政體的分類，究竟現在中國屬於威權、極權、後極權抑或蘇丹制？過去理論好像無法理解現在中國。
陳健民：我也和林茨討論過這問題。他最早在 Th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用了兩百多頁解釋何為威權／專制（Authoritarianism）和極權／全能主義（Totalitarianism）。
威權和極權的一大分別，在於後者有一套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我和他討論後，他同意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也屬於極權。過去他以為只有希特拉的德國、史大林的蘇聯才算。
蘇聯在 89 年的骨牌式倒塌對他帶來很大衝撃，過去他以為極權下沒有革命的可能，「蘇東波」改變了他的看法。比如波蘭農村以合作社的方式營運，依然有超過九成民眾參與教會。很多表面上仍屬極權的東歐衛星國，其實政權已無法徹底控制，促使林茨派生後極權（Post-Totalitarian）的概念。
改革開放後中國漸漸走向後極權，國家擁有極權的統治機器，卻放寬了意識形態。但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就全面倒退，公民社會完全崩潰。現在中國是在後極權與極權之間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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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林茨提出民主轉型需要一些條件，比如西班牙、匈牙利和波蘭，政權一方有「開明派」和「強硬派」；民主陣營中有「溫和派」和「激進派」。當雙方都分別由「開明派」和「溫和派」主導，彼此有良性互動，和平的權力轉移始有可能。
但我們見到中國完全沒有開明的跡象，將來中國是否只能像東德般突然瓦解？
陳健民：改革開放時我們清楚見到有胡耀邦、趙紫陽等「開明派」，但到現在可說是不復存在，我們根本找不到和平互動的對象。
同時亦不見得會出現由下而上的革命。外人往往低估中國民眾對政權的支持，不同調查都反映政權頗受人民信任，甚至位居世界前列，不過僅限於中央政府。民眾對地方政府諸多不滿，相信中央英明而貪腐僅止於地方官。
中國的人口龐大，Critical Mass（群眾效應）固然存在，問題在於他們分散在不同地方，因為公民社會凋零，沒法有效連繫，連最溫和的組織都在打壓之下分崩離析。
亨廷頓說過民主化只有三條路徑。平行的互動不可能，由下而上的革命不可行，本來還有由上而下的改革，但當習近平在位，三條路線都無望。
餘下的只有宮廷政變。因為經濟下滑而分贓不均，政權其他高層會不服獨裁者獨攬大權，導致黨國出現危機。危機不一定會帶來民主化，但會造就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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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2010年你和民主派代表會見中聯辦官員，至今依然受狙擊。現在回望會否覺得當時誤判？
陳健民：我有檢討自己的不足，但我始終不覺得當時的決定有問題。
我們在不同時段都要因時制宜選擇策略。孟德拉最初選擇公民抗命，後來投入勇武抗爭，入獄廿多年後他見到機會，便押上自己的光環尋求對話。當某一路線走到盡頭而無效，孟德拉便選擇另一方法。
要記得當年醞釀佔中，民調的支持率不過 25%，去到頂峰時支持率也只有 40% 左右，和現在完全不可同日而喻，當年太過冒進只會更加眾叛親離。
追求民主必須有認識和嘗試的過程，正如七一佔領立法會有一句最著名的塗鴉，「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當年我們必須走盡所有合法的對話之路，同魔鬼談判也得不到回應，才可以名正言順發起公民抗命。當公民抗命也得不到結果，人民才理解為何要勇武抗爭，反送中運動的發展也是同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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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好遺憾你錯過了反送中運動的顛峰，特別是中大保衛戰。運動的形態完全不同以往，當晚的二號橋恍如在打仗。
我記得是梁天琦最早引述羅爾斯的《正義論》，指公民抗命理論僅可應用在「近乎正義的社會」（nearly just society）。現在香港已經淪陷，你會不會認為公民抗命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
陳健民：我從來不是無條件地堅持和平，若果面對納粹屠殺仍然執著於和平就很傻。
韓國的民主運動在八十年代充斥「火魔法」，但在另一邊廂，金大中、金泳三等人始終沒有捲入勇武抗爭，繼續用犧牲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召施壓，得到國際支持。
台灣的民主運動在七十年代也非常激進，包括計劃搶劫軍營武器、行刺蔣經國等等，年輕人被判終身監禁甚至死刑。但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成為轉捩點，反對派動員到更多民眾通過參選挑戰政權。
民主運動很少會墜入鐘擺的一偏，和平不行就只能不斷勇武；勇武不行就只能維持和平。因時制宜往往是兩路並進。
不可能奢望有一百萬人扔「火魔法」，也不可能指望外國會為武力抗爭背書。「和理非」在香港的民主運動始終會有角色，一方面要整合社會的多數，另一方面較易得到世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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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假若你身在中大保衛戰現場會擔當什麼角色？
陳健民：我在監獄已很清楚「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毋須在同一位置但彼此照應，才能產生最大效果。我在運動中大概會站在民陣的位置，雖然無法站在最前，但會發揮符合我所長的貢獻。
只不過在中大保衛戰，若果我身在現場，情感的衝動一定會令我做得更多，我真的不敢說我會做什麼，因為我實在太愛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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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4 陳健民教授出獄，太太到壁屋監獄外迎接他。
問：你終於要為公民抗命而入獄，如何克服低落的情緒？
陳健民：我在監獄寫下二百多頁讀書筆記。現在重看筆記，發覺初時筆跡很潦草，但到後來漸漸回復端正。字體其實反映我的心情。
雖然早有準備，但剛入獄時還是深受衝擊。判刑後去到荔枝角收押所的第一晚，也是沒書可看的唯一一晚，我打開床頭櫃就有幾隻曱甴衝到我身上，也因為太熱而睡不著。尤其是回想家人流著眼淚送別我。我的太太很堅強，她忍住沒有哭，但雙眼始終飽含淚水，初時我的心情無法完全平復。
所以我坐監後看的第一本書，就是梭羅的《公民抗命》，我要確定自己的選擇，在人類歷史上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作為先行者，梭羅的行動幾乎不為人知，書在行動過後三年才刊行，當時亦無人在意，他比我們孤寂得多。所以他的文章給我很大安慰，我因此得到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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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曾國藩有名言謂「剛日讀經，柔日讀史。」聽說你在監獄都是這樣有系統地閱讀，一年來看了50本書。
陳健民：我的監獄內正看了唐浩明的的歷史小說《曾國藩》。
我在裡頭很少看政治著作，只是補看一直放在書架卻沒空看的書，主要是歷史、傳記和小說。午休時段我會看比較嚴肅的學者傳記；入夜後我兼任英文義教，不但疲倦且餘下的時間較少，我會看小說為主。
過去我以為學者的傳記好悶，但原來回到歷史脈絡，能夠更加深刻理解傳主的作品。包括容閎、Malcolm X、韋伯、鄂蘭。。。
問：是不是《愛這個世界》？
陳健民：（一時不解）。。。沒錯是 For Love of the World。
問：嘩。。。（一個只能看中譯本而且還未看完的人想轉移話題）。我探監時常常聽到抱怨，說送入去的書往往會不翼而飛，但你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陳健民：沒人會看我的書（笑）！每本書我都從頭看到尾，而且做了筆記。原來要在獄中看這些大部頭傳記，才能讀通他們的著作。
監獄的環境其實極為、極為嘈雜。飯堂大約可以容納五十人，四個角落都有一部電視機，都用最大音量播放無線（TVB）的節目轟炸我，廣告時段耳朵簡直會作痛，初時我要用廁紙塞著耳朵。
但兩個月後我漸漸練就無形的金鐘罩，電視節目再怎麼吼叫也騷擾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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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其他囚犯會否視你為異類？
陳健民：他們當然覺得好奇妙。初來報到，一名獄卒曾對我說：「阿民，你咁樣會睇壞腦架！」但久而久之他們都習以為常。
監獄允許每月收取六本書，很快已經擠滿我在囚室的儲物櫃。但某個月所有藏書都已看完，囚友們為我翻檢前人留下的「勝」＊，十九都是寫真集和科幻小說。他們終於翻到一本《哲學 101》的哲普書，我也很開心地讀完。
（註：廣東話「書」與「輸」同音，囚犯為了避諱會將「書」改稱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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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監獄讀書有什麼心得？
陳健民：《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是其中一位作者吳乃德先生所贈，但我一直沒時間看，直到我身在監獄終於一口氣看完三冊。我深受觸動，尤其是林獻堂客死日本的花果飄零，所以寫了四個字在第三冊的最後一頁—「驚心動魄」。
讀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最辛苦，他直接引述諸子原文而不附注釋，我要反覆揣摩才明白大概。
卡繆的小說鋒利而冷峻，用簡潔的文字劃過我心。還有勞倫斯（D. H. Lawrence）的《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用細膩的文字寫出兩代的糾纏。
我在裡頭還會看介紹高第（Antoni Gaudí）的建築書。我為他的建築去過巴塞羅那兩次，看這本書就像回到巴塞羅那的日子。
所以我讀書不一定是從學術視野出發，所有書都能讓我超越高牆和鐵窗。
一位年紀老邁的囚犯，恍如智者般告訴我：「監獄內的時間過得很快，日子過得很慢。」我在獄中將近一年才領悟這番說話。因為我在監倉的床上發現前人留下痕跡，他不斷刻上「正」字數算自己出獄的日子。若果你在監獄這樣無時無刻望著終點，就像爬山時數算自己的腳步，日子會變得好慢好難過。
所以準備入獄的人一定要培養閱讀能力，可以讓心靈有自由呼吸空間。其實在監獄內看什麼書都行，不用求高深意義，別被當下的政治困著自己，能夠暫時離開目前處境，便是好好的調整。
當你活在當下，過得充實緊湊，每日在意的是看了幾多頁書，時間根本不夠用，歲月就會在不知不覺間很快過去，渾忘自己身在牢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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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你會在監獄中擔任義教？
陳健民：原來我是一個很喜愛教書的人（笑）。即使去到監獄，我能夠幫忙的事畢竟還是教育。
我初來報到不過幾日，囚友們見我是「教授」，凡遇不懂的問題，由國際形勢到法律問題都來找我—他們搞不清楚我和戴耀廷的分別。我簡直成了諮詢中心，其中很多問題都牽涉英文，我便說可以教他們，很多人舉手報名。
我設計了一個類似讀書會的英文課程，一星期三堂，每堂約一小時，為期四個月，完成後轉教另一批學生。起初囚友們有點尷尬，因為要像小學生般圍坐在我的床邊一起上課，跟著我大聲諗英文生字，但習慣了便覺得光明正大。
我先從食物的名字教起。我告訴他們將來總有一天，要和女朋友或老婆一起到餐廳點菜，說不出來很沒面子，但原來那些英文生字都不難諗。監獄的伙食很差，大家滿腦子都是食物，所以諗得好用心和好開心。
之後我便教他們去旅行用得上的會話，一起神馳在鐵窗外環遊世界。除了正式課堂，我還要求他們嘗試和不懂中文的外籍囚友用英語對答，完成後再向我匯報。
本地囚友平時不敢和外籍囚友交談，只能指手劃腳。但有「功課」的壓力，便能督促他們和外籍囚友講英文。最後我還要他們作文，題目是問他們在監獄學到什麼，將來想成為怎樣的人。
我還要撥出更多時間為個別囚友補課，他們連 He、She、It 都不會諗，每個生字都要用中文標音，將 Monday 標注為「炆地」等等。但最後有八名學生完成課程，我感到很滿足。
還有些外地黑工，想處理法律文件或寫信回鄉，他們不太識字便請我代筆。正因為夜晚不只上課，還有「諮詢中心」的工作，其實頗累且時間大減，所以我才說在晚上只能看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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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還未問到懲教署指派的工式工作。
陳健民：最初負責掃地，跟著轉往木工，之後我獲得「升職」與囚友操作一架機器製作枱櫈。雖然已經機械化，但始終要靠人手搬運材料，木板需要兩個人搬，我在監獄一直從事體力勞動，不斷搬搬抬抬。
部分囚友覺得去掃地很難受，認為是非洲等外籍囚友的工作。輪到我負責掃地，有些好心的囚友會問我須否代勞，擔心「教授」接受不到。
其實是我們賦予工作有不同的社會價值，有些工作比較卑微。但我從沒有這種感覺，樂於去掃地。我反而比那些囚友更適應監獄生活，因為他們依然被一些社會價值框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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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聽聞囚犯和獄卒對反送中運動都頗有意見，結果「跟車太貼」，始料不及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
陳健民：我甫到監獄時囚友都為我鼓掌。原因無關政治，而是因為監獄很重視 Masculinity（男子氣概），囚友會尊重在法庭上表現硬朗的人。何況有一個「教授」和大夥同為階下囚，他們內心會感到安慰。
監獄飯堂的電視都只播放「大台」無線，囚友接收的都是偏頗資訊，不時大罵「黑暴仲惡過我地」；獄卒則輕佻地說「教授你睇吓中大理大，民意會逆轉架喇。」他們疑惑我究竟支不支持這場運動，但我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區議會選舉揭曉，監獄一片靜謐，他們大受衝擊，因為出乎意料而無言以對。我終於開口向他們解釋，在TVB看不到真實的世界，他們不清楚抗爭者選擇動武前發生什麼事。所以選舉最有效展現民意，多數港人都站在抗爭者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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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你出獄後會特地重返壁屋監獄？
陳健民：當我重返監獄探訪室的接待處，獄卒都顯得錯愕。其中一人認得我，勸我不必「返轉頭」。也許很多人覺得坐監是創傷，不想回頭。但對我而言坐監是公民抗命所不可或缺，也是抗爭和人生的一部分。
我想確認監禁我的壁屋監獄在香港什麼地方。很多囚友在休息時都會爬上一個高處的窗向外眺望，臨近出獄時我也不能免俗。所以出來後我很想從外回望，究竟自己遠眺時身處什麼地方。
＊ ＊ ＊
問：監獄內哪些囚友對你影響至深？
陳健民：很多囚友都來自黑社會，或因販毒而下獄，但他們其實都不是大奸大惡，而是有血有肉。若果沒有家人探望，他們會非常沮喪；一旦收到家人來信，他們便十分雀躍。
他們只是為了求存，卻無法通過讀書等途徑得到安穩生活，而社會又物慾橫流，才會走上歪路。只要大家都願意放下背景和身份交往，他們都很好相處，而且很有義氣，互相照應。
還有一些年輕人因我而轉化。我遇到一個廿來歲的年輕人，他自十多歲起吸毒，自承缺乏意志。但後來他成為我的英文課中最勤奮的學生，直到最後一堂都很用心做功課。
我在監獄一直練習跑步，每次約一小時，繞著小小的球場不斷繞圈。我估算自己在監獄一年，繞著那球場跑了六七百公里的路。最初只有一個非洲囚友陪我，後來加入的人愈來愈多，直到我即將出獄，有七八名囚友陪我最後一次跑步，那位年輕人就是其中之一。
因為囚友不太愛惜身體，我的耐力勝過年紀更輕的他們。但那位年輕人毅然戒煙，堅持陪我鍛練，臨到出獄前他已經能夠超越我，打敗我好幾次。
他深深觸動我，很希望他出獄後能與他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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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有不少學生都是陸生，他們都因為你的言行身教而支持中港民主運動。但在現香港的民主運動漸漸走向以香港民族為主體，支持民主的陸生往往陷入左右為難的尷尬處境，一方面被部分香港人排擠；另一方面又被小粉紅追殺。你會怎樣開導他們？
陳健民：大陸的小粉紅甫出生便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活在微博內的世界，無法體會不民主的中國經歷過什麼血的教訓。
但在這樣的環境下，我依然認識到不少陸生保持清醒，充滿批判，令我更加欣賞他們，甚至可說是鼓舞。
不應該用是不是中國人，說不說普通話來決定誰是「手足」。他們在香港的處境很難受，但依然全心全意支持我們。
我理解很多香港人在打壓中漸漸將整個中國都視為他者，不只政府，人民都是一丘之貉。但這種心態會推走一些本來與我們並肩作戰的夥伴。
我希望經過情感的反彈後，大家能夠明白「價值」、「文化」、「血統」都能夠塑造我們的身份，沒有什麼會先天決定我們成為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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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很多年輕人在反送中運動被捕被控，不但失去學業，甚至失去一切。你會怎樣勉勵他們？
陳健民：1970 年黃文雄因為嘗試行刺蔣經國，失去學業而流亡，2012 年他的母校政治大學頒授他為傑出校友。
留意台灣的威權時代，也是經濟起飛的時代，很多人享受經濟利益，不屑抗爭破壞穩定。所以走得太前的人，往往不獲同代人理解。去到 1979 年美麗島事件，還是有很多人相信政權，要求嚴懲「賣國賊」。
轉型正義已經在台灣實現。當威權倒下，歷史終於會還抗爭者公道。但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準備作最壞打算，不能奢望很快就可以「煲底相見」。
黃文雄流亡了 25 年，我們也要捱過一段漫長而艱辛的日子，經過歷代人的堅忍不拔才能夠抵達終點。我們要學會在漫長的日子保持戰鬥力，善待自己和所愛的人，才能繼續向前。
我的爺爺是鄉下有名的中醫，他很關心病人，無論天氣多麼寒冷，病人住得多麼偏遠，始終堅持出門看診，因為勞累英年早逝。所以父親在失怙的環境下長大，覺得做人要優先照顧家庭，莫談國是。他在 1948 年逃難來港，一直自忖為人生最精明的決定，他不理解我為何硬是要和政權作對。我很難和他溝通，有一段日子很少回家。
直到我受審時父親病重入院，那段日子我不再與他討論政治，而是一直緊握他的手。我盡量不答腔，只聽他說話，到最後我與他重建關係，互相理解。我入獄前一個月，父親終於平安地離開，我湊近他耳邊，告訴他「多謝您是我爸爸」，我好慶幸能夠與父親和解。
今日年輕的抗爭者也可能會被家人誤解，甚至被趕出家門，一個人面對審訊和牢獄。我想告訴他們，面對不理解的家人需要耐心，一切都需要時間，要讓對方知道沒有忘記過彼此的愛，永永遠遠都是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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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和戴耀廷教授在民主運動的志向有共通亦有差異。沿用林茨的分類，你一直堅守「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而戴教授則很投入「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
捷克的哈維爾和波蘭的華里沙都選擇走「清高」路線，不願涉身務實政治。他們在野時素孚民望，表現卓絕，但去到民主轉型必須面對選舉，兩人的應對就顯得參差，一度令國家陷入危機。你怎看自己的取捨？
陳健民：我從不會自視哪條路線才算「清流」才是「高尚」。其實去參選的人承受更大壓力面對人生挑戰。就好像魔戒的戒指，從政者得到地位和權力，有很多閃光燈在眼前，有很多利益的計算，如何保持初衷毫不容易，只有內心一塵不染的哈比人才能攜帶魔戒而不變質。
兩條路線沒有高下之分，只不過「政治社會」對參與者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好欣賞有人能夠放下過去的生活冒險。
現在已經不能用傳統思維從政，以為通過辯論呈現民主素養的日子已經過去，即使不用身體抗爭一樣可被控以重罪。只有願意付陳出沉重代價的人才可以參政。
其實公民黨創立時，關信基教授曾致電邀請我加入，我立即回答他自己一生都會立足於公民社會。我的人生軌跡令我早已決心以公民社會為志業，我們需要分工，不想混淆角色。
另一原因是因為我參與佔中前沒有好好徵詢家人，太太是有嗔怪。所以我向家人承諾，佔中過後我會退下，不會再站在第一線。現在我轉為支援運動，協助面對起訴和面臨坐監的抗爭者，同時繼續從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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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國安法的重重制肘下，我們應該參與抑或杯葛選舉？
陳健民：根據台灣民主運動的經驗，只要有選舉就去參加。參選過程其實是一個呈現民意的公投。政府當然會用 DQ、甚至用大灣區來造票等手段操縱選舉，我們便藉著參選暴露這些醜惡於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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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除了最新出版的《獄中書簡》，將來你還有什麼計劃？
陳健民：除了《獄中書簡》我還有三本書要寫。
首先我要記錄由佑寧堂宣布佔中到壁屋監獄的歷程，完成歷史使命。傘運結束後我已寫到第三章，第四章卻寫不下去。
因為第四章的主題是商討日，商討背後有賴對話的精神。但傘後一段日子只有互相攻訐，我很沮喪而擱筆。直到我看到梁天琦的表現，同時上一代愈來愈理解下一代的轉向，大家的距離漸行漸近，入獄前我開始重新提筆。出獄後我覺得充滿力量，能夠繼續寫下去。
第二本書就是我希望將中大最後一課〈毋忘燃燈人 — 向啟蒙者致敬〉擴充成書。我在出獄後才首次重溫講座，發覺很多地方太過濃縮，還有很多思考可以補充。我希望自己的求學歷程能夠成為大學新生的參考。
第三本書是我想承繼林茨的傳統，將在中大執教廿多年的課程「民主與社會」編彙成書。有心的學生上課時已經悉數錄音並打成講稿。我不知道中國和香港何時才有民主，所以我要將多年思考的心得記錄下來，這是我身為學者的責任。
這一兩年我會潛心寫書，不會怎麼捲入現實政治。我要為長遠的民主運動做好自己的份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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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國安法的時代下我們怎樣做人才能無愧於心？
陳健民：我們看不透時局，只能夠靠自己，決定自己的人生怎樣過。人生苦短，為什麼還要向人卑躬屈膝？最重要的希望在人。在最壞的境況才能見到人的尊嚴；在最黑暗的夜晚才能見到星星。
在暴政之下，每個人都要為公義做一點事才能無愧於心。但每人可以付出的代價不同，應該選擇做甚麽沒有定論。我現在能做到的是「見證」和「陪伴」— 我要見證罪惡如何發生並將之記錄；我要陪伴憂傷的人，那怕是簡單的探監或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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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訪問結束，筆者偕陳教授往中大運動場和二號橋拍照。一架的士路過，司機探頭出來問路，不意對方就是陳健民。司機說剛在早上的電台節目聽到他受訪，特地向他致意，互相揮手道別。
後來筆者探望一位已「進化」的朋友。她說《陳健民獄中書簡》初進監獄，懲教署本來不識泰山一度通行，兩星期後始知不妙列為禁書。但趁著兩週空檔該書已傳遍獄中手足，潘霍華的勉勵銘刻她們心中，我們終以委身來得到救贖。
「上天有時要你蒙難，為的是要你避過更大的劫，問題是你能否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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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陳健民《陳健民獄中書簡》
陳健民〈創傷同學會讀書會：讀到驚心動魄〉
陳健民〈思托邦第十四講：毋忘燃燈人 — 向啟蒙者致敬〉
何桂藍〈「雨傘運動最令人痛心的，是中國失去了陳健民」〉
吳乃德〈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 — 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
Juan J. Linz & Alfred Stepan《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
陳翠蓮、吳乃德、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