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去年六四31週年，維園燭光晚會首度遭警方禁止，已解散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何桂藍否認煽惑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案件今（9日）於區域法院續審。控方盤問何桂藍期間，將她 Facebook 帖文中「冇大台」一詞翻譯成「no big platform」，引起何的不滿，因全球研究香港運動的學者均以「decentralized」來形容「冇大台」的形態。她續解釋，去年六四即使沒有支聯會的事前組織，各人都可以出來實踐他們要做的事，因此認為2020年的六四是延續了2019年「冇大台」的反修例運動形態。
何就「冇大台」英語翻譯爭持：非意指物理上沒有大台
控方就何桂藍於六四當日發佈的 Facebook 帖文提問，期間將文中的「冇大台」翻譯成「no big platform」，又將「晚會」翻譯成「vigil」，惹來何桂藍的不滿。
何表示，晚會不一定是「vigil」，「正如 TVB 台慶晚會唔會話係 vigil」。她指，當晚維園表面上的確有一群人，看來的確與過去30年的六四晚會一樣，可是實際上發生的事是非常不同。
何又表示不同意將「冇大台」翻譯成「no big platform」，指正確的翻譯應是「decentralized」（去中心化）。法官胡雅文指，李卓人在英語傳媒訪問中亦提及當年是第一次「沒有大台」的六四晚會，他同樣將「沒有大台」翻譯成「no big platform」。何則不以為然：「似乎佢對『冇大台』的理解同我唔同。」
法官聽罷指，兩種翻譯方法在字面上的意思相近。何隨即不滿道：「唔知法官閣下是否熟悉中文標點符號運用，既然一個詞語用到引號，咁呢個詞語就唔能夠 on the face 咁樣理解，否則唔會用開引號、關引號。」她續指：「2019年以來，『冇大台』唔係講緊冇一個台，宜家全世界都研究緊香港的運動，大部份學者都用緊『decentralized』 ，因為唔係講緊物理上的大台，而是睇有冇領袖、有冇指揮或組織、參與者和參與者之間有冇 hierarchy（層級制度）。」
控方引述帖文中一句「悼念，就是反抗」，指何欲透過悼念六四去反抗。惟何不同意，強調「悼念可以係反抗，但反抗不一定係悼念。」
何又稱，「未經批准的集結」只是支聯會已通知警方的集會，而帖文中「燭光依舊映滿球場」一句只是「所有人都見到的客觀事實」，她的確見到現場有很多燭光，但反問：「現場是否有一個燭光集會？」，若果沒有的話，「更遑論我去參與」。
何：2020年六四集會延續反修例形式 不需領導或組織
不過控方則堅稱維園有燭光，因此出現了一場集會。何桂藍反駁：「啲人係冇組織架嘛！咁我點知其他人意圖？」若果她說維園有集會，而現場其他人正在參與，「咁我咪屈咗佢哋？」
何坦言不知道當晚其他人出來「係做緊乜嘢」，「可能有人會覺得，2020年的六四，是過去30年的延續，但至少我個人覺得，2020年六四是2019年的延續。講緊嘅係，2019年通過嗰個運動，香港係出現一個能動性（agency）的爆發，即是香港人不再需要任何領導、任何組織，先至可以做政治行動。所以2020年六四，即使支聯會不再組織集會，但有咁高能動性的香港人，係唔需要事前的組織。所以在六四當晚，各人可以實踐他們要做的事。」她重申：「我從來都唔悼念六四，但我覺得八九民運的精神係要延續。」
法官胡雅文聽罷，卻表示不知道何桂藍在回答什麼問題，是否在詮釋「香港人，不會允許我們的意志被壓抑」一句的意思，又籲她只需直接回答問題，即同意或不同意。
何：即使支聯會到場 也不代表自己要離開
在何的代表大律師覆問下，何表示支聯會常委在維園的出現並不影響她進入維園，因為即使並非與她同一陣線的人在場，也不代表她要離開。她續指，只要支聯會當晚不會做主導角色，每一個人均可自由到維園，沒有人可以定義任何人，而支聯會是公民社會的一部份，因此沒有理由不容許支聯會成員前往維園。
何又澄清，警方禁止支聯會舉辦六四集會，背後有一個「冇講出來的目的」，「我係反抗緊個目的」而非禁令本身，她認為警方的目的就是「嚇到啲人唔敢入維園」。
何桂藍作供完畢，她被懲教人員帶回被告欄期間，部份旁聽人士拍掌鼓勵，但何向旁聽席面露笑容，將食指放在口罩前，示意大家安靜。
控辯雙方案情皆完成，法官押後至周四（11日）聽取雙方結案陳詞。
鄒幸彤和黎智英否認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控罪指他們於2020年6月4日在維多利亞公園噴水池外，非法煽惑其他身分不詳的人在無合法權限或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一個屬未經批准集結的公眾集會。
鄒幸彤另與何桂藍否認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控罪指她們2020年6月4日在維園明知而參與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案件編號：DCCC857-89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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