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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為限制宗教自由拆救堂和拆十字架,香港有宗教自由,但這裏的基督教會又三番四次為了錢而將自己的教會拆掉。

馬太福音六章廿四節:「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事奉主,又事奉財利。」

1990年代的灣仔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紅磚屋)
1990年代旳大埔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
1997年的灣仔天主教灣仔聖母聖衣堂
2014年的灣仔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英語堂

今天香港佑寧堂(union church),又要拆。為的是和恆基合作,建四十幾個豪宅單位,教會可以分廿幾個收租及自用。

教會說計劃是因為地方不夠用,但諷刺的是,計劃強行落實後,聽說教會流失了不少會友。出賣了根本,挖走房角石,新地方再大,教友也難再合一。

示威期間,教會重建委員會一名成員開車路過,我們要求他公開已經隱藏二十年的改劃申請內容,以及與地産商的協議,他喃喃自語了幾句,然後開車離開,連名字也沒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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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集體談判權於20年前的今日(10月29日)被臨時立法會廢除。職工盟昨日發起絕食30小時行動,多個工會及勞工團體成員共25人參與,爭取恢復集體談判權條例。今天下午絕食結束,多個政黨及團體共約300人由皇后像廣場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進行集會,焚燒臨時立法會廢法文件並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發言指,香港人對集體談判權「沒有感覺」,因為打工仔從來未擁有過這項勞動人權。但他指1997年廢法後發生金融風暴和沙士,工資下降了近兩至三成,直到2017年,仍有一些行業未能回復到97年的水平,正因工人階級缺乏可抗衡資本家權力的法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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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路政署建議在旺角興建「超級天橋」,公民黨油尖旺區議員余德寶今日下午舉行社區講座,邀請路政署官員出席。多名居民在講座上問到「超級天橋」造價,負責項目的路政署高級工程師陳偉杰依然拒絕回答,推搪稱天橋的設計會再改善,並會有更詳細的設計,要在再諮詢區議會及刊憲後,屆時才會有實際的工程造價:「要等優化方案後,先會有造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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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項目的路政署高級工程師陳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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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約翰福音2章16節)

香港佑寧堂擁有68年歷史,屬於三級歷史建築,見証本地歷史的轉變,從戰前古典建築,過渡至戰後現代主義風格的典範。

香港佑寧堂於10月中,聯合地產商恆基開始清拆教堂的工程,重建為45個住宅單位,當中有19單位供教會出租和使用,餘下26個單位歸地產商。地產商與教會管理層關係密切,而於教友反對下,並無交代如何運用住宅單位及收益,依然強拆聖殿。

佑寧堂教友公開信道︰「我們再三催促底下,至今(教會)仍未代最終地產商共同合作發展項目的條款內容,以及日後成功重建、獲利後的巨額資產將如何分配和使用等等問題;在沒有透明度底下,你卻選擇說要『合一』,那麼真理何在?」

中西區關注組成員羅雅寧指︰「地產商和教會利用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GIC) 政策漏洞,濫用GIC,令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變成豪宅,扭曲規劃原意。再者,保育和評級制度軟弱無力,無助保護古蹟。」

教會的重建方案於1997年在城規會通過,20年前的計劃有違目前社區環境和「保育中環」方針。再者,地段屬GIC,目前改建成豪宅計劃,不但加重交通負擔,亦對地區毫無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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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食者將「集體談判權」放上天秤,寓意有集體談判權,勞方才可與資方達致平衡。

(獨媒特約報導)臨時立法會在20年前廢除保障勞工權益的集體談判權法例。職工盟、工黨、街工、左翼21及多個工會共25人,於今日(10月28日)上午10時起,於舊立法會外露宿絕食30小時,明日下午4時發起遊行,爭取盡快恢復集體談判權。

李卓人:廢法如斷臂

1997年6月26日,立法局在最後一次會議上通過《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確立工會代表工人與資方協商的權利,而資方如果改變工作條件,亦需要諮詢工會。不過,數日後主權移交,臨時立法會隨即於7月16日通過凍結該法,並於10月29日正式廢除。當時提交法案的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於天星碼頭絕食5天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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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Him Chow

不想大量增建公屋,其實應該推行租管,並抽取有阻嚇性的空置稅和資產增值稅,壓抑炒風,改革租務巿場,務求租客的居住權利受到足夠保障。市民除了申請公屋和置業,還有租屋住這個另外的選擇,對公屋的倚賴自然有望減少。

把公屋單位改為綠置居,是迫人買樓的做法,背後棖據的是比過往更為激進的大市場小政府思想。可以預見,未來有更多威迫利誘的措施出台,迫公屋居民出走,要麼不自量力地勉強上車做樓奴,要麼被迫遷,要重新租樓住,飽受高地價政策之苦。

日後有人向林鄭追數,要求增建公屋,她不單不會感理虧,還可理直氣壯地表示,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不值得再討論。因為公屋數目已封頂,政府未來的施政方針和重心將是重建置業階梯,期望有更多人透過買樓致富。這也是領展非執行董事,經濟學者兼政府顧問的王于漸一直鼓吹的事。

無奈不少公屋居民因為有機會做業主,對林鄭的改弦更張投以贊成票。相信這也是她有恃無恐的地方。這樣做的危險之處,在於政府半放棄了本身應有的角色。

公共資產(包括公屋)之所以存在,之所以不應該私有化、市場化,是要發揮平衡和緩衝的作用:一方面照顧弱勢社群,避免社會弱肉強食得太過分(這是文明的意思吧);一方面未雨綢繆,確立具抗壓力的安全網,防止有經濟危機或其他災害發生時,出現失控的亂局,做成不必要的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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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2014年七一遊行後,警方拘捕5名民陣成員,並沒收他們的手機,駕駛遊行領頭車的司機岑永根更被扣查3部手機,他入稟司法覆核指警方侵犯私隱。高等法院今日(10月27日)下午頒下判詞,指警方必須在緊急情況下,才可在未獲得搜查令時查看被捕人士的手機內容。

法官區慶祥在判詞中指,因為警方已將手機歸還予各人,而且沒有查看內容,所以不就警方的做法作任何命令。由於岑永根獲判部分勝訴,可獲免去三分之二訟費。

民陣:保障人權重要一步 促警務處修例

當日被捕人之一、前民陣召集人楊政賢表示,今次判決是保障香港人權的重要一步,市民的私隱權避免因警察濫權而受損。他重申,司法覆核的重點是要法庭判斷《警察條例》第50(6)條,即是沒有搜查令都能搜查市民的手機內容及電子通訊紀錄。

楊政賢呼籲市民必須留意,警方在沒有搜查令下,並沒有權力搜查手機和平板電腦等流動通訊器材的內容。他表示,觀察到在雨傘運動期間,越來越多警員侵犯人權的情況,例如把市民拉到一角,要求查看手機內容。楊政賢要求警務處就判決更改指引,停止不合法行為,將市民的私隱置之不理。

楊政賢警告,如果警察不修改指引,民陣會在明年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作跟進和要求警務處遵從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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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黨副主席郭永健

二十年前,政府在主權移交後的第二次(1997年7月9日),便在臨時立法會提交《1997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把7條在立法局時代通過的法例涷結,當中包括《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及《1997年香港人權法案(修訂)條例》。當初政府企圖在一次會議上完成條例草案的三讀程序,及後放棄,亦逼使臨時立法會在7月16日便通過凍結有關條例。

政府強硬的做法,除了用來否定及削弱立法局的權力及威嚴外,也顯示出其蔑視勞工權益的態度。除《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外,凍結的法例亦包括了容許工會有更大職權範圍和工作範圍的《1997年職工會(修訂)(第2號)條例》,以及防止歧視職工會會員的《1997年僱傭(修訂)(第4號)條例》。當時在臨立會的工聯會自稱代表工人利益,但竟沒有反抗政府當時的做法,以致香港的打工仔女至今仍缺乏集體談判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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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不只是習近平個人的勝利,也是專制時代血統論的全面倒退。[1]

紅色血脈

習的報告強調「黨要領導一切」,特別是槍桿子,所以他說要「加強軍隊黨的建設,開展『傳承紅色基因、擔當強軍重任』主題教育」。

早在七月底,黨報便推崇習近平擁有「先天基因」、「紅色血脈」,所以有資格稱為新世代「黨核心」。這樣公開弘揚「紅色基因」,不只為封建主義全面招魂,而且宣布紅二代要全面奪權 – 首先從共青團系統開刀。共青團從來都是那些沒有大官爸爸的幹部的上位渠道。現在習近平卻一掃掃清所謂團派 – 不久前公開指責共青團中央不作為,再將其預算大幅減半;到了昨日,團派李源潮出局,則團派在習總之下暫時必無運行矣。這個新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唯才是用還是唯血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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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日(10月29日),就是集體談判權廢法二十年的日子。1997年6月26日,當年李卓人以私人法案作武器,於立法局提出「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並成功獲通過。但回歸後僅僅16日,臨時立法會就通過凍結條例,直至10月29日廢法,法定集體談判權在香港只存在了約四個月便告夭折。

回首過去20年,香港工人所失落的,遠遠不止是一條法例,更加是法例所賦予我們應得的「尊嚴」、「尊重」和「公平」。今時今日香港工人所承受的種種禍害,可以說,就是源於當年廢法惹的禍:

老闆改合約當「食生菜」

九七以後,香港工人先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潮及金融海嘯等衝撃,每次都慘成「代罪羔羊」。老闆要更改僱傭合約,不論是減人工、削福利、加工時等,僱員為保飯碗,往往都不敢Say No,只好揸頸就命。但如果有集體談判權,工會與老闆簽訂的是「集體協議」(Collective Agreement),而不是「個人合約」(Individual contract),資方未經工會同意而單方面違反協議,屬於違法行為,工會可訴諸法庭尋求仲裁。

人工一路無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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