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信報 2009年7月28日
拜讀葉輝先生刊於《信報》的大作《香港文學館：構建雙贏「想像共同體」》，文章認為「文學是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命根，香港沒有人文底蘊的命根而空言人文，才會形成今日社會的百病叢生」，而且香港有百萬「文學人口」，因為「話劇、電影與電視劇向來都以文學為藍本，流行曲的歌詞、廣告的構成、報刊的編撰與標題……莫不與文學相涉」，因此西九應該興建一個文學館，而且「香港正處於後殖民時期......一座富於想像力的「文學繆思館」正是一個雙贏的契機，它一方面可以被打造成數以十萬計的、不同人文社群的『想像的共同體』，另一方面，何嘗不可能被解讀為官民各取所需的「繆思館化的想像」？」筆者認為此說大可商榷，理由如下： （1）文學真是一個社會的人文底蘊？
葉輝文章的立論點是：文學是一個社會的人文底蘊，這是真的嗎？回看西方孕育人文精神的文藝復興時代，繪畫、音樂等藝術媒介的革新，都表現了人文精神。沒有任何質化或量化的數據，可以證明文學對人文精神作出的貢獻，比其他藝術媒介重要。而且，文藝復興時代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學，是大眾流行的通俗文學，而不是香港文學界所代表的小眾嚴肅文學。
葉輝文章顯然明白嚴肅文學界在香港只屬小眾，因而說「話劇、電影與電視劇向來都以文學為藍本，流行曲的歌詞、廣告的構成、報刊的編撰與標題……莫不與文學相涉」，將消費性的通俗文學及文化商品借為己用，壯大聲勢而說香港「文學人口」號稱百萬，可惜這些文化工業的成品，顯然不能被視為社會的人文素養的主要構成元素。
（2）文學真的需要一個館？
一般意義的博物館大致分為三種，一是收藏歷史文物、二是收藏藝術作品、三是保存資料。
收藏歷史文物需要博物館，因為歷史文物是時間的遺物，本身已有設館保護的需要，而它們本身又是歷史的見證，參觀者睹物思古，便能認識歷史。
藝館館收藏的名畫雕塑，本身具有美學上的在場性，具有不可複製的性質，因此有觀賞真跡的必要。而可複製的藝術媒介如電影和照片，根本沒有觀賞真跡的必要，因此電影資料館等設施並沒有任何氛圍相關的意義，純粹是方便找資料的一個地方。
文學，是透過閱讀文字為主的一種時間藝術，讀者不必要欣賞作家的真跡原稿，才能讀到詩歌或小說的原意。另一方面，要閱讀的資料並不難找，也不需要一個特別的新博物館去盛載，因為香港中央圖書館已有相關藏館，虛擬的藏館則有中大圖書館的「香港文學資料庫」網站。筆者不明白為何尚需要疊床架屋的西九文學館。
（3）文學館打造什麼的想像共同體？
安德遜的想像共同體理論的真正意義，旨在說明現代國家民族等共同體概念是如何被人民共同想像出來的，說穿了是一個民族主義的理論。例子如殖民地政府透過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將香港塑造成由小漁村變身轉口港和國際都會的歷史，隱藏了英國殖民者文明化蠻的中心思想，市民透過共同觀賞展覽，一起建構香港的共同體想像，淡化對殖民者的仇恨，並抹去原有民族文化的記憶。
香港不錯是正處於後殖民時期，但香港脫離殖民地之後，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回歸原有的國家民族，強化對中國的國族認同成為了特區政府的任務。因此要政府設立一個歌頌香港本土意識主體性的文學館，宣傳香港小眾的嚴肅文學所包含的地域性、以香港為文化主體的意識形態，不但不會出現雙贏局面，更是天方夜譚。因為這只是一種標榜不同，而不是促進和諧的做法。
（4）其他：可以有劇院，不可以有文學館嗎？
文學是用來閱讀的，或者如古代說書是用來聆聽的，但文學始終不是一項表演藝術，它和古典音樂不同，不需要音樂廳來演奏；也不同於粵劇，不需要一個劇場或戲棚。
但是有人說，現在是後現代了，一切都跨界了。文學已經跨起界，作為一種表演藝術了。但實際的情況呢？筆者耳聞目睹過香港所謂文學界的表演聚會，參觀過不少多媒體詩歌朗誦會，其中有詩人將新詩化成DV短片，有詩人讀詩時配上其他詩人的舞蹈，也有詩人以結他伴奏自彈自唱其詩歌，也有幾個青年詩人朋友將其詩作內容化成短劇，這些跨界表演真的令文學變成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表演藝術？筆者只見其中的詩人們，以為自己懂得寫詩，就是全能的創作人，可以隨時在音樂、舞蹈、電影等專門藝術領域中游刃有餘，生產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粗製濫造的跨媒體作品。
（5）總結
香港文學界的嚴肅文學，從來都是小眾玩意，有數十年歷史的詩刊《秋螢》，到今時今日仍有寫詩的人不買詩不讀詩，詩刊難以生存之歎。為了逼小眾的詩人掏錢購書，對作者實施既不贈刊也不通知刊用與否的政策。文學界汲汲於西九立館，真的就能夠把小眾文學帶到大眾生活？真的就能「文起八代之衰」，將消費主導的香港文化注入所謂的人文底蘊，令官員不再倒行逆施，甚至落實雙普選，繼而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回應
文學在西九中的缺席(舊文重貼)
(http://www.inmediahk.net/node/279170)
昨天参與了嶺南大學人文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香港文學的定位、論題及發展」研討會，期間在「香港文學與文化」的子題中，講者之一中大宗教及文化研究系顧問何慶基便從文化政策的角度，提到文學在香港未來的文化政策發展中的可能性。
本地文化政策中的「文學」
何慶基劈頭便提到文學在現行文化政策中的邊緣化現象，例如近日給討論得熱烘烘的西九文娛區便沒有文學的位置。何指出，本地文化政策所碰到的其中一個問題，便是藝術教育及評論的問題，沒有軟件的中介，要談長遠與深化的文化發展，是很困難的。他指出，對於文化藝術，大眾媒體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不重視，他們也希望刊載有關文化藝術的消息與評論，問題是本地的文字素質欠捧，由此亦可見文學教育的重要性。
何慶基接著指出，文學在本地文化政策中的邊緣化現象，其來有自。原因之一是自六十年代以來，港府對文化藝術的發展，一直偏重表演藝術。由1962年成立的香港大會堂，到1967年暴動後港英殖民政府所推廣的文化活動，一直都以演藝為主。八十年代中期，港府成立的演藝發展局，也是表演藝術的天下。九十年代中期，港府成立的藝術發展局，雖然在一定程序上矯正了上述的傾斜現象，演藝以外的藝術類型也開始被納入政策層面，但文學至今始終無法像演藝、視藝那樣，在政策與文化體制中取得應有的關注。
建立香港文學館？
何慶基認為，本地文學在體制支援的發展之所以疲弱，原因有五﹕(一)這跟創作的模式有關。跟表演藝術對協作的強調、視覺對場地及觀眾認受的關注不同，文學創作更強調創作的個人性；(二) 由於表演藝術強調協作，所以從事演藝的文化工作者亦具有較強的協商能力，相比之下，較為個人化的文學工作者，在協商方面的表現自然較為遜色；(三)如前所述，港府對文化藝術的發展，一直偏重表演藝術，文學是後來者，位置也就沒有那麼有利；(四)世界變了，現在整個社會講求的是奇觀化，演藝、視藝等等本身便有奇觀化的特質與條件，相形之下，文學藝術便顯得無啥睇頭；(五)文學藝術重視思想精神美藝等軟件層面，但今時今日，軟件重要，但硬件同樣重要，要在文化政策上可見，似乎也需要在硬件的層面上的「可見」。故此，何慶基建議，趁著西九這個機遇，文學界應該連結起來，主動出擊，向港府建議設立文學館。事實上，他也曾向港府有關的官員提及過以上的建議，而對方亦認為文學館的構想合情合理。但他指出，以港府一直以來的行事作風，文學界必須主動爭取，成立文學館的構想，才有實現的旨望。
管治的「文化轉向」
何慶基指出，文學館可以担任多方面的功能，由資料搜集、整理、推廣到辦活動，不一而足。他認為，有必要建立本地的文學館，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成事？他指出，西九固然是一個契機，但那是2015年的事，而面對寶貴資料的大量流失，西九是太遲了。作為援急之計，他建議本地文學界應該主動自我組織起來，通過港府剛在施政報中提出的「活化歷史建築」計劃，建立第一間本地的文學館。
正如昨日我在講評中所指出的，由港英殖民到現在的全球化年代，港府的文化發展方針，一直跟它的管治方針有關。1976年暴動之後，為了疏導民間的反殖力量，除了在經濟與民生福利上下功夫外，港英殖民政府也在文化康樂方面，主辦大量的活動，讓年青人的精力與不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發洩與轉移。及至上世紀末，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化的經濟及文化效應終於殺到埋手，像香港這樣一個差不多完全去工業化、以服務業為主的全球城市，也就開始投入以奇觀化增加城市競爭力的全球行列，正式開始其文化轉向。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所謂的文化轉向，並非如一般所言的，只是經濟領域上的文化轉向，「創意經濟」的肇始。事實上，從港府近年在西九、天星皇后運動、藍屋及利東街等城市保育運動中的反應，我們可以看到，港府在管治上也出現相應的「文化轉向」。固然，文化從來都是港府所慣用的管治工具，但跟回歸前化解式的取向不同，在後殖民與全球化的語境中，文化終於開始被「生產性」地吸納與接合到本地體制的不同領域中，「創意經濟」、「文化旅遊」、「奇觀旅遊」固然是當中的熱門領域，讓資本的大手伸進文化這塊尚未高度開發的土地，但與此同時，文化也開始被轉化成為一種生產性的管治工具，讓原本多少有「化外」意味的文化，成為管治體制的一部分。於是，若果現行的管治體制不變，將文學更可見地納入現有的文化政策與體制當中，多少都有強化現有管治體制的危險。
由民間出發又如何?
由是觀之，建立文學館本身的複雜性，也就更加不得不察。要知道，以中國大陸為例，作為文化建制的一部分，文學館往往同時担任了國民教育的意識形態角色。故此，在這一個事事講求政治正確的後殖民年代，如何在通過建立文學館為本地文學發展謀求空間之餘，而不至於淪為管治的意識形態工具，便成為了頭等的文化難題。
所以，正如我在研討會中所提出的，與其建立一所全新的文學館，倒不如開發與接合民間既有資源。其實，只要我們翻一翻香港文學學者小思所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便會發現民間從來不乏跟文學有關的文物建築，甚至文化地標。當然，建立一所全新的文學館，有其策略與實際上的需要，但如何由民間出發，發揮既有的資源，卻似乎同樣重要，因為生機生於自由和多元，而如何在管治以外尋找活力，便成為了本地公民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契機。
2007-12-23 15:48
香港需要文學館：香港書展「文學西九」座談會
膠文慎入
韋文的水平令人擔心信報文化版是否淪陷。平均一段一個邏輯謬誤。
「香港不錯是正處於後殖民時期，但香港脫離殖民地之後，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回歸原有的國家民族，強化對中國的國族認同成為了特區政府的任務。因此要政府設立一個歌頌香港本土意識主體性的文學館，宣傳香港小眾的嚴肅文學所包含的地域性、以香港為文化主體的意識形態，不但不會出現雙贏局面，更是天方夜譚。因為這只是一種標榜不同，而不是促進和諧的做法。」
此段難得坦白。和諧啊！和諧啊！「歌頌」、「天方夜譚」這種誇張修辭，分明撩交打，還好意思談和諧。這也明確呈現了河蟹時代，「和諧」這詞的語意與語用之間的悖反。
關於文學館這麼多文章不轉貼，卻轉貼韋煖這篇，令人費解。
小樺啊！
方便大家啫。唔好激氣。知己知彼嘛~
文學館
文學館是不是像古代的翰林院用來修書用的？還是用來集體創作之用？要一個地方，定要有些東西在那兒發生才是，否則就變成圖書館，而圖書館每區都有 ...
如果不太清楚，起了文學館後就又變成課外活動學校，在搞作家課程～～
推薦往mhkl.wordpress.com讀好一點的文章
梁寶你做不什麼我都不怪你，但我不太明白這樣貼方便了誰，連被回應的葉輝文都不貼，替整個運動反攻為守。如果真是知己知彼（其實我地都有wise news呢）、有所批判，轉貼不妨連按語。以韋文這種觀點陳腐的文章為起點，就會引來樓上的疑問，是故膠文慎入，也不是所有文字都足饗世人。韋文眼光之淺窄，連大公報的報導不是這種層次。見：http://mhkl.wordpress.com/2009/07/28/%E5%A4%A7%E5%85%AC%E5%A0%B1%E6%96%87%E5%8C%96%E7%89%88%EF%BC%9A%E5%80%9F%E9%8F%A1%E5%85%A7%E5%9C%B0%E7%8F%BE%E4%BB%A3%E6%96%87%E5%AD%B8%E9%A4%A8%E7%B6%93%E9%A9%97-%E4%BD%9C%E5%AE%B6%E5%AD%B8/
這裡轉貼一篇李照興的。還有董啟章、潘國靈、葉輝等文章，請見：mhkl.wordpress.com
李照興：香港的（也是中國的）文學館
國內有很多主題博物館，譬如成都有麻將博物館，北京郊區有一所太監博物館。
鬧得最大的新聞當然是被迫搬離上海的性博物館，遲遲未動工的則是文革博物館。打正旗號的國家級文學館反而少去，如果不是董啟章等香港文化有心人倡議要西九建一所香港文學館，就差點忘了拜訪官方大型文學館的經驗——那可不是說自己沒有去國內那些文學相關的紀念館場所，而是說，在國內，一些個別文人主題博物館或故居可能更有看頭。
這當然包括弄得較好的上海魯迅紀念館，多倫路的左聯會址紀念館及多倫路一帶的文化名人街。
董啟章在〈文學是要「館」的！〉倡議到： 「文學館絕不是時間的凝固，文物的防腐，更加不是對過去時代的懷舊。
一所真正有意義的文學館，是現在式的，甚至是未來式的。它通過文學，建構今天的意識，和明天的願景。」這點是最值得琢磨的，如果文學館只用來封存文學殿堂的記憶，它實在有欠文學真正的價值身分。
而這正是國內文學館所給的印象：旨在紀念，選擇性記憶，看不清未來。
如果香港要有一所文學館，它將要擔起怎樣的角色？它跟國內的文學館可有什麼的區別？它為香港可做什麼？
在文字失格文學不被重視的年代，這是必須解答的問題。
位於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博物館，所在地是一整條文學館路。佔地相當大，古典加現代建築，由於已落成超過十年，所以外型風格現看就有點平庸，既不是全古建築（頭頂有部分是中國傳統），又不像近年的浮誇建築般搶眼球。它默默落在不起眼的小區，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大的紀念及保存場所，藏品當然繁多，此館因其天生的任務而變得過於穩重。展現的主要就是大師風采，常設的大師當年生活場景展館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七位，有他們寫作和生活環境的模擬實景（文學館由江澤民題字）。作家資料方面，已建立的有巴金文庫、冰心文庫、唐弢文庫、張天翼文庫、周揚文庫、俞平伯文庫、丁玲文庫、夏衍文庫、阿英文庫、蕭軍文庫、姚雪垠文庫、蕭乾文庫、張光年文庫、劉白羽文庫和李輝英文庫、林海英文庫、卜少夫文庫等等。
總體而言，此現代文學館較像一個資料館，而非一所燃起文學熱情的繆思庵，更不會見到大師於大樹下圍讀的風範。整館由於面積廣，人迹稀疏，間或有組織學習的團體來訪。文庫外有手稿書信、珍本、影視紀錄等多種藏品，算是豐富。
當然，作為現代文學的紀念館，它是沒有古代文學了。它述說的是新中國如何看現代文學的歷史。由此可知，選擇的偏頗是意料之內。因為當中涉及的，不能跨越的難題，就是新中國對某些作家的定性及評價問題的政治正確性。顯然，這裏的林語堂、沈從文沒有相應的重視，就更不用談張愛玲了。這裏甚至沒有太多文革後的文學發展呈現，像在說現代中國文學就始於新文學運動而終於文革前。博物館成為一個已死大師的殿堂，伴隨着文學的埋葬。在這裏，很難感覺文學是一樣活的東西，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它像純粹為紀念過去而建，彷彿沒有對未來的懷抱，像在說，在未來，文學沒有份兒。
所有紀念性質的博物館，都難以擺脫這樣的問題：展品與思想，如何與當下的人發生關聯？在活生生的觀眾面前，文學如何不止流於屍體？
文學館重要的目的是紀念、展示及開拓。「紀念」是政治認可問題，選擇紀念誰，忘記誰？如何紀念，紀念作家的哪一面？ 「展示」則是技術問題，人們將要用什麼技術及方式去展現作家的成就及對文壇的貢獻。「開拓」是詢問紀念館的視野、懷抱及與現代人的當前與未來關係。
在這些問題上，技術問題最不成問題。現國內不少名人紀念館，都用上還原實景的方式，用當事人當時的真實日常用品（如果是故居紀念館更是把起居飲食寫作空間還原），有時甚至有真人般的造像，企圖立體重現名人的生活情况。有些紀念館則用跨媒體的介紹方式，通過視像、當年出版物、模型、聲音圖像去展示。做得比較好的是上海魯迅公園內的魯迅紀念館。連同附近的多倫路文化街，在翻新舊街的同時，有適當的商業元素而又不太過分（最多是變成婚紗照場景），把一條中國文學歷史上重要的街道重新包裝放到國人面前。文學在這裏，起碼是一個說出來不怪的活動（如果在香港，就很難說出口要去一條文學街）。文學是否需要旅遊來拯救？這當然是另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不過把文學的地位普及化，不要把它變得高高在上（或地位卑微），恰如其份，也是應該還文學的一個公道。
不止存放資料的「館」
而所有紀念館的最大問題，都在於上述疑問的第三項——即如何面向未來，如何活化文學？這很大程度要通過對紀念館的操作形式來決定，也就是要重新想像紀念館，或者應該說，要重新界定「館」的概念。它不是一個存放的空間，不是一個紀念碑，而是人與人交往，愛文學者共聚，舉行不同活動，更重要是，它是市民的好去處，它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個平台，它是一個多性能空間，它是靈感泉源，因着前人的文字讓人們得到啟發，它讓人愛上文字，是對生活對城市的感覺呈現，它是文學本身。
補充內地文學地圖
至於在香港辦文學館又有另一重意義，從清末民初到新文學再到解放前後，香港與國內的文學交流互動，作家的出入遷移，形成香港獨特的文學特色，南來作家有些定居，有些以香港作為中途靠站，不但以香港作流徙平台，同時又取材香港作靈感，香港文學史也是構成香港身分及歷史極重要的一部分，同時又多次借電影改編而普及。而且，這歷史並非獨立，從文學當中的中港互動，才看到香港獨特的身分。再準確一點說，中國的流徙作家，許多時變成了香港作家（情况其實同樣出現在電影界甚至商界），文學館據此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它記錄的將不僅是香港文學路線，更補充了中國文學地圖不可抹掉的支流。
更何况，文學館放在香港，對不同文學名師的評價，亦可有別內地主流的大路論述方向，香港的角色，在此尤為突顯，在於它有機會衝破現中國意識形態選擇文學經典的框框，用邊緣的角度去講另一種故事。這是我親身探訪過多個國內文學名人相關紀念館的結論。在官方的管制下，文學很難被公允評價，突出的信息也往往變成樣板與為政治服務，文學的真正藝術意義因此流失。
由是，倡議在香港建文學館，也就不單是對香港自身的文學救贖，而是放到更大的中國文學歷史與發展脈絡。這無疑是大膽的，因為內地也着實沒有太高調的地方性文學館，很少有說專攻上海文學的上海文學館，或成都文學館。於是，在香港建文學館，就同時意味着——也是我常常問到的問題：香港究竟用例外之城的角色，可達到什麼的城市實驗效果？
2009年7月26日刊於明報
小樺：隨你喜！
隨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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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題
梁寶：其實是隨你喜（歡）！
一，文學館相關文章這麼多，你選貼這一篇基本邏輯都有問題的。二，轉貼者不加按語（就像轉貼陳雲〈國老〉那樣不加按語）。三，韋文為回應葉輝的讀者來信，你卻不轉葉輝原文、也不註明是讀者來信。四，引發讀者（如jack so）疑問，你也不回應。
如果你說，我梁寶要轉貼什麼、要怎麼轉貼，我有我的自由！本人絕對同意，也不會在此再辯。但你卻要說，這樣貼是「方便大家」，我就真的很不明白，到底方便了誰？以我自己來說，為了避免讀者的誤會，我要回應、另外轉貼文章、把聯署移來inmedia然後後續跟進，工作不多不少也增加了。
梁寶，近來多次與你講道理都不得要領，但作為朋友我還是要說句不中聽的實話：明明是自己自由行事，為什麼要把它說成是為了他人的好處，並且把自己給人帶來的影響視而不見？要方便大家，先不要這麼自我中心，試試真的從他人的角度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