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

特區十年史 - 1.19 兩地的矛盾 (連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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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1.19 兩地的矛盾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英國跟中國簽下《中英聯合聲明》,訂明香港的主權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交回中國,中國元首鄧小平也承諾日後香港將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並享有「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於是在同一國度之內,經濟上分庭抗禮,一邊是社會主義的規劃經濟(儘管中國已在改革開放,惟當年改革仍是農村為主,城中物價依然由官方制定),另一邊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政治上更是南轅北轍,中國大陸由共產黨(中共)獨攬大權,嚴密監控社會,香港則過著自由但未有民主的日子。深圳河兩岸儼如兩個世界,各有各的法制、貨幣、文化,甚至語言和文字。要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安然地共處一國之內,並不容易。九七年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前身為新華社)主任姜恩柱來香港就任時曾說:「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不易讀,要好好學習才能明白通透。」五年後他離任時還說這本書看不完,而且不斷在增添新篇章。如何操作「一國兩制」,在主權移交前已是充滿未知數,難以預測運作起來是什麼模樣,遑論怎樣才算運作順暢。日後大陸與香港之間的衝突,既是一國兩制運作起來的摩擦,更是中國「與世界接軌」時的考驗。

按照北京的盤算,在一國兩制下,中國接收香港的主權只是「換一面旗」而已,一切現有生活和社會制度將保留「五十年不變」。其時英國人治下的香港雖享自由,卻仍是一套殖民地體制,縱有西方現代文明的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但實際上,行政(政府官員)的一方權力獨大,並美其名為「行政主導」。由大眾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立法局議員),權力有限,可做的事不多,猶如花瓶一般。當英國人撤離後,北京打算照板煮碗,藉操控權力較大的行政機關來間接管治香港,把香港由英國殖民地,一夜之間變為「中國殖民地」,只需把國旗換掉便行。

有了上述緊箍咒的安排,再加上為了「垂範台灣」,中共不怕給予香港人言論、集會、出版、宗教自由,並允許司法獨立不受政府影響,以換取香港人的信心。最要緊的是,北京能操控權力最大的行政機關,讓它欽點的人順利當特首,然後由他去管理香港內部一切事宜。至於全民普選,雖然這關乎到北京能否操控心水的人當特首,是能否延續殖民地體制的關鍵,但充滿自信的中共卻認定經歷十年洗禮後,香港人不再抗拒中國,「民心回歸」,而且大局已盡在北京掌握之中。屆時即使香港實行普選,亦只會選出一個「愛國者」來當特首。所以北京能「開明」到在《基本法》內,白紙黑字列明全面普選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過渡安排只寫到接管香港的頭十年,二OO七年起香港有權實行普選。這是北京政府心目中一國兩制運作時的情形。

可是當一國兩制實際運作起來,北京的如意算盤未能完全打響。這主要是因為中共數十年來慣於操控國民生活,加上共產黨教條的影響,其做事方式跟香港的「核心價值」(註:O四年一班學者提出的名詞,泛指多元、開放、自由、法治、理性等普世價值)協調不來,彼此衝突難免。無奈香港跟北京從來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香港屈從在大陸腳下。打從八十年代「前途談判」開始,香港人已被擯除出中、英兩國的談判桌,因為北京警告不要搞「三腳凳」。於是日後「兩制」出現矛盾時,天秤必定向經濟和政治制度皆落後的中共傾斜,讓北京以「一國」的名義,砸爛「兩制」(正確而言,應是北京借一國之名,以大陸的一制扳倒香港的一制)。如此一來,香港人便注定受到歷史的考驗,看看他們會否站出來維護自己的體制和核心價值.以免《基本法》保證的自由和權利,淪為一紙空文。

值得注意的是,八九年中國爆發的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使大陸和香港之間起了變化。這邊廂香港人被血洗場面嚇得爭相移民他鄉,流失數以十萬計的精英。即使三年後中國重新踏上改革開放之路,但花碌碌的金錢始終無法把血腥完全洗擦掉,不少人對北京的恐懼未能完全釋懷,而從政者對六四的立場更是一塊照妖鏡,讓市民辨別忠奸。那邊廂中共亦從此有了心魔,不惜一切代價,甚至背叛共產主義思想,但求政權能千秋萬代苟延下去,對香港也失了去自信。鑑於香港人曾積極參與當年的民主運動,創下過百萬人上街的紀錄(當年香港人口只有五百多萬),還籌集上千萬的金錢支援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鎮壓後則秘密替通緝的民運領袖潛逃外地,這一切一切,氣得中國官員一度公開把香港喊作「顛覆基地」,並慎防外國勢力利用這基地去「和平演變」大陸。為此中共立刻把草擬中的「香港小憲法」(《基本法》)的自由度收緊,留下一條箝制社會的尾巴--廿三條。可誰也沒想到,這竟是後來觸發數十萬人上街的導火線。

與此同時,這次民主運動使司徒華和李柱銘聲名大噪,在香港無人不知,於是他們帶領的「民主派」議員,在往後的選舉中每每得到過半選民支持,刺激北京插手干預,壓抑民主派。例如立法會的組成設計,主要是嚴防民主派坐大,好讓得票過半的民主派,反而在議會中永遠淪為少數,無力否決政府的草案。事實上,六四過後政治改革在大陸成為禁忌,連帶香港亦受影響,中共無人敢把香港當作「民主實驗場」。就是這樣,全民普選雖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但北京卻同時強調要「循序漸進」,藉此無限期拖延下去。

北京對香港的民主普選有多抗拒,可以在他們如何對待彭定康(Chris Patten)中暴露出來。一九九二年,唐寧街(Downing Street)派來的最後一位港督彭定康作風開明,不但大增政府透明度,開啟社會自由風氣,還不惜鑽空子替香港人擴大民主,在設計「新九組」(新增的九個功能組別席位)時,讓所有在職人士也有機會投票。為此北京氣得七孔生煙,不惜抓破臉皮,一邊用「婊子」(妓女)、「千古罪人」等粗鄙言詞羞辱他,叱罵他「三違反」,一邊計劃把按照彭定康「政改方案」下選出的立法局議員,在中國接收香港當天通通「趕下車」,另起爐灶成立一個由「保皇黨」控制的「臨時立法會」。事實上,中共雖承諾香港最終會有普選,卻認定英國人撤退前夕突然加快民主步伐,是「不安好心」。

其時彭定康治下的香港人仍是「經濟動物」,對中、英兩國之間的政制爭拗不大關心,既不瞭解,又覺厭煩。在泡沫經濟下,大多數香港人寧願費神去賺更多的錢,政治上但求一切不變,彭定康力掙回來的民主化選舉,其投票率依舊不過半,市民毫不踴躍(少於一百萬人投票)。然而英國人遠去後,面對中央的壓力,香港人只能靠自己去保護本身獨有的一制。平素視政治為骯髒邋遢的普羅大眾,被逼學習「港人治港」,越來越「政治化」了。

〔年表四 過渡期的主要事件〕
(年表請參考本人的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html

(其他篇章見於本人的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1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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