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盈：
18歲，有書讀了！
對！政府終於改變初衷，撤銷18歲的年齡上限，智障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不再受限，只要有合理原因，便可延長學習年期，直至完成高中階段。
這是一個由悲轉喜的故事，這是一個由家長力量成就的非凡故事。這個故事，得從去年夏天開始說起。
這個夏天特別炎熱，豬流感肆虐，令學校提早停課。然而，像你一樣的智障孩子別無選擇，走上街頭。政府要將18歲的智障孩子攆出校園，想讀書的孩子，只能等候餘額吸納。其實，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政府為智障孩子劃下18歲的界線，始於05年，只是智障孩子從來都是社會最邊緣一群，家長們也習慣了默默承受。眼看離校的孩子無法完成學業，又無成人服務銜接，被迫呆坐家中，身為爸媽的，除了痛心，還可怎樣？更多孩子為趕及接受成人服務，未畢業便得匆匆離校。
普天之下，人人平等，但智障孩子彷彿是個例外。
幾經爭取，政府承諾會在原來只有初中課程的特殊學校加開新高中。智障孩子受惠於新高中學制，應有更充裕的時間學習。於是，你會看到校長和老師都全情投入，希望發展一套有利孩子的新課程，而家長亦對新學制滿有期望，紛紛為18歲的孩子申請留校。不過，官員顯然沒有打算讓孩子完成新高中，18歲的死線，其實基於一個謬誤：智障孩子學習能力低，特殊學校主要提供照顧，孩子18歲後便理應轉到成人服務，繼續接受照料。
政府萬事只懂經濟效益，認為教育是為商賈服務，培訓人力資源，對殘疾孩子是沒有意義的。官員可沒想到，教育的真義其實在於讓每個人，不論傷或健，皆有自我實踐的機會。
有時候，官僚的冷酷真的使人震驚。今年更多家長為他們18歲的智障孩子申請留校，其實正好反映家長從前過早中斷孩子學習的無奈。不過，官員始終拒絕增加學額，儘管只是滿足額外百餘個孩子的需要。沉默的家長終於不再沉默，孩子的需要與官僚的謬論，就像給了他們每人一個大喇叭，急不及待要發聲。
坦白說，5月組織第一次家長大會，我從未想過場面會是如斯震撼。偌大的演講廳坐滿四百多位憤慨的家長，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我感到一個家長運動正在醞釀。翌日，傳媒報導少之又少。這也難怪，反正事不關己，主流社會鮮有同情特殊教育的處境。過去如是，今次大概不例外。
然後，我們約見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官僚樣板的回應，讓家長感到不耐煩。心裡只管盤算開支成本的陳維安，顯然亦有同感。我們很快明白，原來政府是以會計思維辦教育。何秀蘭議員威脅說，若要打官司，政府的贏面很低。副局長不以為然，最後拋出一句：「法庭見！」
我們不打算放棄任何申訴渠道，於是到平機會投訴。同時，家長開始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聯盟，核心成員幾乎天天相見，討論各式行動的策略和細節。
得到何秀蘭及其他議員協助，我們的關注終於擠進立法會議程。我們一邊對議員展開遊說，一邊呼籲家長參加立法會會議前的門外示威。社工和義工幫忙動員，家長一呼百應，百多人擠滿示威區。天正下著滂沱大雨，但我們士氣高昂。
立法會先後四次討論智障孩子的離校問題，幾乎每次都是淋漓雨下，但每次示威人數總比前次更多。你知道，智障及肢體傷殘孩子行動不易，每次外出不免勞師動眾，但孩子不畏苦，爸媽自然也全情投入。每次數百人的行動，向社會展示我們不一樣的決心。
在網絡世界，人人擁有同等發言權，一班面臨失學的智障孩子，開始引發網上討論。很多本無參與行動的家長，也透過Youtube片段，感到彼此憂戚與共。
開學日子漸近，但政府寸步不讓。協商之路無法走下去，剩下只有司法途徑。副局長一句意氣話，竟成了我們的唯一出路。
等候聆訊期間，我們的行動沒有停下來。7至8月的盛夏，我們到過禮賓府請願，辦過家長大會，出席城市論壇。在攝氏30多度的高溫下，我推著你走上街頭，還有很多其他家長和孩子。看！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連智障和傷殘的孩子也被迫上街，為的只是爭取一個讀書機會。這算是什麼大都會？！
還記得我們在胡忠大廈要求教育局放下屠刀。當天正是局方要求特殊學校交出誰被叮走名單的期限，這是名副其實借刀殺人。我們拿著鼓和道具刀，準備上樓找局方理論，管理員當即落閘，大批保安和警察擋著去路，場面突然緊張起來。但看清楚，其實很吊詭：大批雄糾糾的男子漢，與ー群智障和坐輪椅的孩子和師奶對壘。政府面對的只是一班婦孺，內心卻是虛怯如此。我們索性在大堂靜坐，毛孟靜即場教英文：Shame on the government！
做了這麽多行動，議會內外說了道理這麽多，似乎未能引起社會很大迴響。除了港台吳志森及商台黃永一直關注，並讓家長在大氣電波發聲，有關我們的報導仍不算多。於是，我們籌款刊登報章聯署廣告，個多星期便籌得數萬元，聯署者包括陳日君樞機和司徒華。
我們的司法覆核最終敗訴，家長和孩子在法院門外按捺不住內心悲痛，淚如雨下。翌日傳媒終於大幅報導，輿論幾乎一面倒支持我們，連林大輝議員和親政府報章也提出質疑。官司雖然輸了，卻贏得社會關注。我們無法理解政府為何扼殺孩子的讀書權利，但法庭卻沒有為孩子伸張正義。有家長在記者會上控訴：難道我們孩子真的會讓社會蒙羞？
我們別無他法。就在孩子正式告別校園、學校開課前，我們在遮打花園舉行「最後一課」。這場運動似乎走到了盡頭。當天，司徒華來教中文、毛孟靜繼續教英文、關信基講政治、余若薇、長毛、黃永說通識、梁耀忠教數學。同學們都上了寶貴一課。我們一廂情願地說，這是「新高中的第一課」。
傳媒鏡頭以外，我們仍爭取與局方繼續磋商。9月10日，通過余若薇安排，我們終於首次見到局長孫明揚，對方態度尚算正面。到了11月，除了有視已率先播出有關這次運動的特輯，亞視時事追擊和港台鏗鏘集於同一晚上播出，翌日剛好要與孫明揚會面，局長態度變得更為積極。
這場不大不小的家長運動走到今天，政府終於全面讓步，不但同意增加學額，更撤銷18歲離校的規定。日後學校可基於個別情況，延長孩子的學習年期，孩子亦可完成新高中課程。
盈盈，今天的局面得來不易。就在動筆寫信給你之時，立法會剛通過了669億元的高鐵撥款，但這可不是反高鐵運動的挫敗。相反，你可看到一場民間運動正在興起，新一代比前人更願意站出來對抗社會不公，這是一股潮流，不可逆轉。正如你和我參與的這場就學權運動，起步時困難重重，被認為成功機會很低，但家長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將一點一滴的微弱力量匯聚成流。
我對幾位特殊學校校長和教育工作者的投入感受至深，他們勇敢抵住局方壓力，不但感染學校上下，家長也由此變得堅毅和團結。平日連發夢也不敢面對公眾的家庭主婦，為了孩子不顧一切拋頭露面，做了很多第一次。還有律師們的志願參與，不同法律觀點的鋪陳，論據的反覆辯證，工作會議密集進行，幾乎沒有間斷。他們不計回報的付出，賦予我們無限力量。傳媒朋友的作用是關鍵的，當中部份人特別有心，無數篇感人至深的文章、電台節目中正反意見的對役，還有一個接一個的電視專輯，我知道他們看待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份差事，而是要專心致志揭露社會不公。這一切，成就了一件不可能任務，讓所有智障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都能受益。
一場社會運動，師奶都變成了巨人，在鏡頭面前，人人都能理正氣壯把道理說清，堅決維護孩子的學習權利。但願家長求變的心永恆不滅，就如反高鐵青年的雄心壯志，因為需要改變的事情實在太多。路，仍是要挺著胸膛走下去。
最疼你的爸爸
《明報．世紀．給女兒的信》 2010年2月3日 張超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