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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社工,失去了社會性與公共性,只是一個維穩的雜工!——與社工復興運動對談

社工,失去了社會性與公共性,只是一個維穩的雜工!——與社工復興運動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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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曾醒祥(左)和黃信煒。

(獨媒特約報導)在香港風雨飄搖的時刻,每人都在努力尋找回應社會的方法。社工復興運動,是2013年成立的新組織;社會上繼佔領中環、學生罷課後,他們有意承接,發起社工請假罷工,於9月24日、罷課第三天先罷一天,有180人響應,聚集在罷課集會場地添馬公園舉行討論會。罷課第四天,其中一位核心成員曾醒祥在添馬公園草地的台上,一句:「面對冰冷冷的國家機器,我唯一的武器就是勇氣﹗」擦亮台下不少人心。他們有的,當然不止勇氣。

記:記者/醒:曾醒祥/煒:黃信煒

與其觀摩別人 不如牽頭去做

記:在罷工、罷課上,你們的立場是?

醒:我們很想透過罷工表達對人大決定的不滿。當然我們做這個決定(罷工)前,有觀望過業界的一些看法,亦有嘗試與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摸底」,其他機構也曾嘗試了解過。其實社總就著這件事,在9月初,與其他的職員會開過一次會,社工復興運動也有參與。那時其他代表普遍認為現在未成氣候;大家也覺得憤怒,但暫時不會做更進一步的行動。

但社工復興運動內部覺得那種憤怒已非聲明足以表達,我們想再進一步展示這種憤怒。聲明我們過往也出過,立場也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們當時的看法是,與其觀摩別人,不如我們嘗試牽頭去做。藉著學聯推行罷課,藉著這個機會鼓勵業界,攞假一天撐罷課;同時藉著罷課,希望明天我們討論一下實際罷工的可能性。

記:「請假一天支撐罷課」,可否視為你們罷工的起點?

醒:如何說呢……一個起點……你也可以這樣說,但我想罷工不是我們的目標或目的。我們想,稍後可能在業界發起一套不合作運動,而這一個罷工,無論告假撐罷課也好、正式罷工也好,都是一步一步的進程。我們覺得,既然已經沒有一個可以溝通的空間,聲明也沒用;希望透過不合作運動去重新使人大、甚至香港政府真的重視我們這把聲音。

記:剛才提及的不合作運動,具體是什麼?

醒:具體其實真的未有。因為我們希望具體內容是由同工商討出來,由下而上去延展。了解過,原來我們現在的做法叫「政治罷工」,法律是不能保障同工「政治罷工」權利的。這對同工而言有風險,當同工知道這個形勢後,他們會否參與,又是一件事。所以我們暫時回答不到,我們也在想是繼續告假展示我們的立場,到底是一天、三天,還是真的罷工,還是如何……這一切都希望由同工商討決定。我們願意帶頭引起大家討論,所以我們在製造討論會這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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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月24日180名社工請假罷工撐罷課,於添馬公園舉行商討大會。

「社會工作」: 社會先於工作

記:業內社工對社會運動的推動、熱誠不算很高,站在社工的立場,你認為社會工作及社會運動是什麼?

煒:社工與社會運動其實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唸書時,老師經常教我們,「社工」這個term其實是由「社會」與「工作」組成,我們不能只是工作;我們須與社會緊扣,而且是社會先過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應該更關心、了解社會,同時參與社會的不同事項。

社會運動是社會其中一項,我們不應缺席與忽視。我們覺得現在的同工,在業界內工作傾向個案工作,或者傾向「交數」的工作,為了工作而工作;在社會公義及推動社會進步上,參與少了很多。這是令我們有點……失望的。所以我們也期望有一班同工走出來,告訴別人,我們不是這樣的,社工原本就應該與社會有很密切的關係,與社會公義緊扣。

醒:剛才看見Lester(岑敖暉,學聯副秘書長)分享一些社會事件,作為社工……我也幾失望。這些事其實本應由我們發聲、去做,我們去關注社會……做這些事。他們本不是讀社工,但反觀我們社工則不停在避。不知何時開始,機構開始會強調,社工應該要「政治中立」,完全是本末倒置。我明白,可能他們不應該鼓勵別人去佔中、不應該特別鼓勵人罷工罷課,但為何不去做普選的公民教育?其實普選是與弱勢社群的關係是很緊扣的。現在明顯人大「落三閘」這個決定,最受影響的就是我們的服務對象。但機構的管理層,甚至社工竟沒有為這件事出聲。

煒:我有點覺得「政治中立」成了他們的藉口,令許多社工避開了與政治有關的議題;令他們不去討論、參與、了解,變相他們在政治上失去思考。當然我們不應引導服務使用者有任何的政治取態,我們只是與他們討論、分享這件事上的細節。這也是中立;我們中立,但我們也會參與。而不是因為中立,所以不參與。

記:剛才提及,政改對服務使用者的影響是最大的;而社工的服務對象,多是社會邊緣的弱勢社群。學生會自發、自組罷課,但我們又如何能讓弱勢社群發聲呢?他們在社會運動上的角色又是什麼?

醒:我嘗試用無家者、拾荒者作解釋。社工復興運動其實之前一直有接觸無家者及拾荒者,我們嘗試去宣傳普選的影響、重要性。我們鼓勵他們參與622的公投,整個過程,他們其實完全沒有這個(他們有發言權)意識,因為從來未曾享有過。他們去的中心(社福機構)從來不會跟他們說這些,但其實普選與很多政策息息相關,扶貧、房屋、勞工、醫療、安老、退保等政策,基本上說得出的都與他們有關,但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其實即使日後有「一人一票普選」,他們也是無份的,因為他們沒地址可登記成選民,完全沒有人關注他們可否發聲。

所以要他們參與,首要是前期的公民教育工作,使他們覺得這些事情與自己有關,自己是「有SAY」的。當中有一部份,與他們傾過後,開始慢慢覺得與自己有關,香港是自己有份的。當然這是不多的,就像早前,當他們知道有「毅行真普選」,他們又會想參與;這讓他們終於覺得自己是一個被承認的公民。為他們提供資訊,讓他們有參與有貢獻,對他們而就是一種「充權」 (empowerment)。

凝聚業內力量 復興社工價值

記:社工現在的力量很分散,甚至如社工復興運動般,要重提社工本身的宗旨、信念等的人,於業內是少數。如何凝聚社工業內的力量?還是有其他的出路,去復興社工的價值?

醒:所以我們不停舉辦論壇、課程,每個月也嘗試凝聚不同的同事,希望製造一個平台。就如我剛才提及的D-day,當我們重提普選對服務對象的重要性時,反而可以吸引到同事來討論。我們很認同「商討」這個觀念,大家有相近的信念,一起討論、實行。又如為了應付即將的「去飲」,我們組織了三組同工,會有直接參與的團隊、現場社工隊及被捕支援隊。透過這樣的平台,我們招了超過200位社工。又如罷工,我們早前舉辦過講座和討論會,那時合起來也有過百位社工出席。就是借助這些平台,慢慢累積回來。

煒:其實很多社工仍相信社工的價值,但被工作慢慢磨蝕掉;因此我們所舉辦的活動,其實只是重提社工應該是如何的。

記:星期一(9月22日)到中大,看到中大社工系成立了政改關注組;剛才在添馬公園又有見社工學聯,他們認為除了罷課,也應該走進社區,做多點社區的宣傳工作。其實除了與業內社工,有否考慮與學生合作?

醒:我們不只考慮是否社工這個身份,理念相近就可以;當然也很樂意和社工學生合作,我們重視薪火相傳。


(圖片取自社工復興運動Facebook專頁

公義被模糊化, 反抗的意義何在?

記:社工現在不停被強調要「追求公義」,現今香港社會追求公義的困難及願景是什麼?

煒:我們現在爭取的事情,其實背後的信念是平等。平等與公義息息相關,平等的意思是,你與我是一樣的,你有多少權力與權利,我也會有同樣的。現在的社會結構是,權力分佈很不平均;這與我們相信的「公平」是很不同的,社會是每一個人也有份決定的。所以,社會上每人也應該參與,才能得出對社會整體有利的價值觀。

醒:我覺得現在的公義,是愈來愈含糊的。昨天和朋友談起,現在有很多人說,這班學生罷課,與89學運的情況很相似。但我不太認同,因為那時香港也好、中國也好,市民是傾向支持學生的。大家當時也能看到中國政府的腐敗,但現在……有沒有一半人是撐學生呢?有沒有一半人看到那種要反抗的意義呢?我暫時看不到。我常常說,周融、李偲嫣、保皇黨也覺得自己很公義的。

但是我們覺得,公義是很單純的,就如同「真、善、美」。二加二等於四,就是等於四;但現在就是有很多人在玩語言藝術,「甚麼叫等於四?」、「四的定義是什麼?」,背後其實就是一大班犬儒、或是剛才提及的「政治中立」,加上社會傾向功利,輕易就把一些單純的價值模糊化。我很難接受我理想的社會,我土生土長的香港,變得如此含糊、扭曲。

所以我不能接受「袋住先」的原因是,根本這就是扭曲的事。可能降低要求,接受它便不用像現在要經常抗爭般辛苦,但問題就是,我們接受不到啊。為何要抗命不認命,因為公義是黑白分明,沒有太多含糊的地方。

記:你覺得香港社會現在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醒:首要想到的是,是非不分;而那種「不分」的程度,是你愈有學識,愈把是非模糊。第二是貧富懸殊的傾斜,社會權力的不平均。

煒:我想起柏拉圖的一句:「拒絕參與政治的其中一個懲罰,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現在的社會結構是,不是我們拒絕參與;是有時我們連想參與也無法參與。選舉制度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假如我們繼續不參與這個社會、這個政制,我們就只會繼續被糟糕的人「統治」,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醒:另外想補充,就是社會的單一化。單一的生活價值、單一的成功標準。正正因為這樣,才可被經濟發展主導,所以現在學生罷課會被罵阻礙經濟發展、罵他們不好好讀書等……因為整個香港一直灌輸我們的,就是不要有其他的價值觀。每人只須按自己的身份,做自己的本份;學生就是要讀書,不喜歡讀還是要讀。所以人人也像工廠製造出來一樣,缺乏思考。

堅守信念 :用生命活出社工價值

記:社工這個身份是否定要用職業去定義?社工的工作可如何生活化、個人化?

醒:我離開前機構時,想像不到過多十年,假如我仍在這個機構工作會怎樣。我只是想像到,在內一直配合他們的制度;如「大龍鳳」、假倡議、在冷氣房不斷開會,但總是沒有結論……總之就是想著離開。剛巧那時也想佔中,所以決定辭職全心投入參與。但是我一直有一個結,就是回應不到一些質疑說:「你覺得社福界不好,就更應該繼續留下去改變它,沒理由逃避。」

直至有一次,我與邵家臻談起,他「點醒」了我;他令我現在可以很proud of自己,可以跟別人說,為何我要這樣做。他說:「到底甚麼是留,甚麼是走?有些社工表面上好像是留在機構,其實卻不是在做社工該做的事,是他們『走咗』至真。反過來說,雖然你離開了社福界,但你一直實踐社工應做的使命,繼續走在那條路上;這種『走』,其實才是留。」

我覺得現在這種狀態,是在做我心目中的那種社工,而且在我的生活上體現。我進入社工復興運動這個架構,或說組織,才是我心中想要做社工的那種方向。大家有同一個信念,然後就「瞓身」去做。當中,有成員其實仍在機構工作;早上時就要「政治中立」,下班時就和我們一起籌劃這些活動,十分割裂。

記:現今香港社會很多方面也很割裂。社會傾向把政治、經濟、整個大環境等環環相扣的東西死硬劃分,活在其中的人相對也變得割裂。所以會有很多典型化,例如你是一個社工,你就要表現出社會期望你有的行為。

醒:可能我都有典型化的……我也覺得社工是很宏觀、很有公共性,可能這也是在典形化了社工。但我經常覺得,社工,信念很重要。作為社工,失去了社會性與公共性,其實只是一個維穩的雜工。

後記:

曾醒祥笑說自己的工作是「公民抗命」、「街頭社工」。說時雖然語帶輕鬆,我卻更能感受到這份工作的重量。我想,社工是一種身份,每人或許都可以有不同的演繹。但我相信有些信念與價值,絕對經得起時代的衝擊;因為任時間再過,人的慾望與需要,是不會改變的。只是以甚麼形式延續信念,就是我們每一個時代,社工的責任。

編輯: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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