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旨主義分子只關心，他們的敵人打倒了沒有，這個社會變成廢墟從來不是他們的關注議題。

這也是他們最令人看不過眼之處。

廢墟中大：中大認同的(後)殖民解讀

文﹕安徒

[原載 <中大四十年> ]

二零零三年四月，明報一項調查指，中大、港大學生對自己所屬院校的評價，遜於規模遠小的嶺大。中大一名教授受訪回應上述結果，他說「五星級酒店」豪客的要求，與「一星級酒店」客人對「客棧」要求不同，難直接比較跨院校評分。嶺大有部份同學，對於自己的院校被謔稱為「客棧大學」憤憤不平，更電郵該教授投訴。

這件事令我想起我在中大求學的年代，曾在校園傳誦一時的所謂 “AO事件”。事緣建校初期的某年，中大學生無一人能考進政府當AO(政務官)，為報張廣泛報導。當時中大同學還未長出那種「豪客」意識，對報張挖出這個瘡疤深深不忿，除了質疑中大只否只具二流大學的地位，也抱怨殖民政府有意將中大邊緣化，維護港大精英的壟斷。時光流轉，筆者成長於這所昔日的「二流大學」，今日又聞它已榮列「五星級大學」之榜，撫今追昔，對於嶺大同學的反應，可謂別有一番滋味。

舊中國素有「讀書做官」的傳統，大學畢業當不上官，有如上京赴考落弟，可謂奇恥大辱。中大當年的AO事件，雖與今日流行的大學排名遊戲不全一樣，但從中反映的價值觀，即以大學作為求取俸祿之梯階，實在無分今昔。無論舊日科舉封建，還是近世殖民外治，轉變其實不大。香港大學籌設於晚清的斜陽急景，立於民國元年，它是在大英帝國派赴中非印度的老鍊討蠻大將盧押(Lugard)，與本地華人買辦領袖何啟，相互協力下籌備建成。其如意算盤乃是在中國土地上，合力落實「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的「後滿清」殖民大計，它所看準的正就是華人學子根深蒂固的讀書利祿情結，有奶便是娘的德性。及後民國政治長期混亂，使港大「為[治理]中國人而立」的大計夭折，港大遂變為香港本土殖民政權接班人的培訓所，行半世紀而不改。

晚殖民的教育管治工程

中文大學立於六十年代中葉，是時香港實行了超過一世紀的舊式英殖民者與華人精英共享的 “間接管治” 架構，開始不適用於從商貿販運轉變過來的新工業現代秩序。傳統受英人吸納的「高等華人」團體，無法駕馭日趨複雜的香港社會，殖民政府有必要更廣泛的介入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管治，所以，要在專為培養舊式專業及政治管治人才的港大英中教育系統之外另立機構，培植社會管治人才。為了開展這項晚殖民(late-colonial)教育管治工程(pedagogical governmentality)，殖民政府銳意收編私辦大專的力量，統一各零散書院，成立一所新的大學。戰後因 “文化冷戰” 需要而為美國所訓練的新一代回國華人學者，就成為這個管治工程的重要構成部份。

高教精英站在維護殖民政府管治的立場，無分中港大，這點可從中港兩大學生同聲譴責由親共左派策動之六七暴動，可知一二。但中大的成立，畢竟亦動搖了過去英殖民者和「高等華人」階層之間，共同分享利益的既有機制。躍躍欲試的新精英對中大學位的 “利祿等值” 期望欣欣，AO事件的發生，猶如打翻了五味架，顯見新舊系統的交接協調，並不一帆風順。其實由殖民政府來設計及駕馭一個全新的現代管治架構，要在本土世家大族的高等華人之外，平衡新進的精英利益，又談何容易。中大原初採用的聯邦架構成份複雜，社會上華文中小學教育，亦素為左右派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對立所偏擺，各式其他辦學團體，亦陷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大的出現，不但未能及時安撫這些不同的利益，卻更突顯出既有權力體制中華洋有別的矛盾。抱怨英人歧視和壓制華人教育的觀念，主導了很多關於中大的人事及制度爭論：大學年制、授課語言、書院架構…..所有都成為大學文化政治角力的新引爆點，雖然這些教育管理問題，未必全跟華洋有別的問題有關，但不管怎樣，過去殖民統治所成功掩蓋的差異和矛盾，漸次被上綱為文化壓制，溯源到殖民權力。

其中最突出的，莫如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這運動原由一班殖民政府所吸納的「高等華人」精英所提出，目的只為方便政府對華人社會的管治，自己則贏取身為華人領袖的威信。但是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運動引領各方勢力介入，終成為史無前例，成份駁雜的民間連線，一致以「中文」此一文化象徵，宣洩對政府之不滿。因著中文地位而激起的民族主義意識，反超越了左／右派舊式的政治忠誠，突破了香港社會 “非政治化” 的禁忌，成為一面新的旗幟，要求分享殖民體制的管治權力。中文運動亦突顯了中港兩大的矛盾，其中一次中文運動的聯席會議在崇基舉行，港大學生會以害怕有人到場以民族主義煽動，突然退出。中港兩大學生互罵，走上分途。斯時，本來碰巧以 “中文” 為大學校名的中大，就陰差陽錯地從殖民現代化大計的設置，變成一個非殖或甚至反殖意識發展的(想像)空間。

這種以中大作為反殖的想像空間的取態，主導了不少繼後有關中大的歷史陳述，AO事件被逐漸遺忘及邊緣化。它所顯露的那種中大人的殖民地臣民心結、含混情緒被逐漸淡忘，中文大學如何本是脫胎自殖民政府自我調適的計劃，亦一一開始被擱開。在線性歷史記敘底下，港大、中大被整裝為兩個不同的對立系統，被想像成體現不同價值，兩所大學的校風差異，亦被不斷標識為源於不同的文化。以後殖民心理分析的語言去說明，我們可以說 “港大” 已成 “中大” 的他者(other)，既是競爭的對手，也是欽羨和嫉妒的對象。中大對自身認同的確認，亦在於自詡為港大的另別選擇(alternative)。

民族主義：飄泊．陽剛．功利

當時日漸澎湃的 “殖民主義vs民族主義” 論述主導思考，中港兩大的分別也隨之而不斷誇大，中大本質在不知不覺間易容改裝。中大根基中的 “中國性” (尤指新亞書院復興中國文化的自我定位)，被不斷從那種反共的飄泊中華認同(diasporic Chinese identity)置換為親共的紅色中國擁抱。中大人匆匆抹去草創時期中大自身在殖民政權面前的含混反複，自憐自卑，拼盡一切去打造一個 “火紅年代”。在所謂學運高潮的時刻，傳聞中大一名國粹派同學曾寄豪言，要 “將紅旗插遍中大”。

紅色中國的出場，對孤懸 “海外” ，常問鄉關何處的飄泊社群來說，猶如從家鄉傳來消息，謂那裏爆發了一場原教旨主義革命。革命的爐火令人迷惑，卻足可讓那些在異地的失落心靈一洗烏氣。它除迷醉了部份急欲還鄉者，更使如我這類土生土長的英中／港大系統的逃兵與失敗者動容。在新興起的民族主義陽剛面貌底下，中大相互矛盾的歷史回憶及文化政治想像，又那怕被一再混同、互換？部份創校諸君或有南來倦客那股移置的悲情，過客的焦慮，這些落寞心境對新一代土生學子來說，本不必然會產生共鳴。然而在七十年代，在二等心結彌漫的中大， “手空空，無一物” 的淒楚迷離，很快就會接上了 “開了山，闢了地” 的昂然奮進，雖然前一句來自反共冷戰時期的憂慼徬徨，後一句卻是國粹派革命浪漫主義的濫觴。 “打倒牛鬼蛇神” 的囂狂，迅速將 “花果飄零” 的憂患情結，轉化為回歸綺夢。謎樣的中國想像，既可以是落難心境的投射，誰又能說那其實不是人類理想的烏托邦？

七十年代，未大肆擴建前的中大，山清水秀，遺世獨立，具有詩謎氣質的校園，最易讓人萌發那種強說愁情式的故國情懷，以填補那份香港知識份子固有的空虛，以故作孤高的自我形象，給予自己藉口以忘卻在急劇變動中的現實香港。於是，雖然世局紛紛擾擾，但中大人的另類象牙塔心態，反更易將熱情心智投射於千里之外的 ‘祖國’，使中大成為所謂 “國粹派” 的溫床。歸國朝聖，作 “革命” 的觀光客，回來後以取得真經，讀懂人民日報中央指示之道而炫耀人前。縱非個個能真的做到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些偉大口號也至少可以洗滌少年境遇不濟的霉氣。

雖然當時大學校園的國粹派並非中大特有，然而國粹派那種盲從一統，以至派性和霸氣，中大都是首屈一指，而且歷久不衰。雖然這種 ”火紅年代” 的浮躁激進主義，在七十年代末已經潰散，但關於中大的這一系列情緒、慾望、價值及理念的投射，卻以神話化的方式縈繞不散。八十年代初關於 “中大理想” 的話語，雖以民主信念盡量洗滌國粹派傳統之偏執浮誇，仍逃不出將中大孤懸於水晶化的民族想像，在時代交替的關節口上，不但未能收拾理想主義解體後的價值衰頹殘局，更淪為為日後回歸過渡期靠攏轉軑的功利民族主義者作嫁衣裳。

浪漫化的民族主義，使得中大人在回歸問題上恐居人後，義不容辭地一馬當先，帶頭打倒 ”不平等條約”。但中大人民族主義的迅速徹底質變，出現在八十年代回歸過渡期一窩蜂的 “朝北望” 。一方面，在日子倒數著的殖民地，自號秉承傳揚國家民族文化的大業，發揚中國文化，領世界之先；另一方面，卻以歐風美雨作為中大人的文化資本，磨拳擦掌，準備投入開放中國這個無限的市場。於是，中大的認同和歸屬，迅速揚棄其殘餘的理想主義色彩，轉變成一種獨特的社會關係和人脈網絡。中國關係，特別是前國粹派的中國關係，立即兌現為開拓個人政商前途的敲門磚。

八九十年代之交，因著六四的衝擊，與及中國徹底市場化的巨大動力，一切環繞中大的理想主義頓然崩析，四改三的最終實現，標誌著一個關於教育另類選擇的神話鬼話已徹底破滅。在回歸在即的歲月，大學體制卻給貼服地整編在如殘陽晚照的英式殖民系統中，更可謂晚節不保，亦深刻地反映出中大上下依附殖民權力體制的本質，根本與香港其他院校毫無區別。其 “朝四暮三” 之變，亦正好反映後過渡期香港那種缺乏政治風骨和知識分子遠見的 “朝秦暮楚” 。於今回歸後六年，恢復四年制之議又沸沸揚揚。是歷史開了中大的玩笑？還是中大開了歷史的玩笑？

廢墟中的中大認同

Bill Readings在<廢墟大學>[1]說，大學是現代性體制的一部份，文化是從屬於民族國家的，大學的天生使命就是權充民族國家的公共空間，在其中文化得以維護發展、價值得以保衛堅持。可是，Readings悲觀地斷言，以文化商品化為特徵的全球化，正根本地動搖民族身份的相關性，大學作為民族國家文化發展和傳承基地的功能，日漸被制度化的實利主義(institutionalized pragmatism)所淘空，大學亦因此喪失作為民族社群的公共空間的資格。

可是，中大成長於一個殖民地，原本就不具備一個甚麼偉大的民族國家文化使命，我們亦大可不必重複Readings所述說的那個大學的民族文化功能日漸失落的線性敘事神話，因為從追索香港殖民末期的文化政治糾葛的逆向閱讀中，我們知道的是，它在振興國家民族文化的角色被認同之日，恰好就是它的一些創辦者從飄泊到定居之時，而那亦正是文化理想轉化為文化資本的時刻。可是，在全球化所帶動的文化商品化大潮底下，本難真箇有落地生根、安身立命的定居，有的只是不斷的拓殖和墾伐。中大人咀巴愛說卻又虛應故事的 “文化使命” (cultural mission)，細說亦得從這個內在於墾殖者邏輯的 “文明開化使命” (civilizing mission)談起。它是否是一種殖民主義，或是怎麼樣的一種殖民主義，就是一個有待細辯及見仁見智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種潛意識的展露，上文所述那位中大教授以 “五星級酒店” 及 “客棧” 的對比來談論今日的大學排名，正是一種新殖民的全球化時代癥候，說明中大(與及其他院校)今日如何已是文化理想之廢墟，大學除了提供customer services 之外，已別無甚麼大不了的功用。不過，將大學比擬為廢墟，並不是說它們一無所有，因為廢墟尚非沙漠，它只是一片頹垣斷壁、碎瓦殘樑，但仍可供人一再憑弔、紀念、述說------或者建酒店。

中大作為一個特大的廢墟，可以被回憶、述說、拜祭、招魂的亡靈特多 (本文也只能算是這些喋喋不休的招魂咒語的一部份)。無論是中大的 “鬼古” 還是神話，說起來也還是特別聳然動聽。事實上，這些傳聞故事、片刻回憶、剎那激動，不斷在耳語相傳，流通轉述，偶爾也會傳來一兩聲孤弦黯嘆，低迴半首安魂悲調。然而，不也正就是這些，還在不斷建構延續一種 “中大人” 的特殊身份認同，使中大成為一個名乎其實的想像社群？------上文述說的調查，亦謂中大同學對中大的 “歸屬感” 在所有大學中最強。只是，這個客死殖民異地，急欲還鄉安葬的僵屍社群，從未有回歸一個故土，而是自始至今，仍然飄泊流散在權力、商品、慾望、激情、夢幻的全球網絡------ “廢墟中大” 上已經建成的，與其說像酒店客棧，不如說更像提供給這些離魂過客寄居的 “義庄” 。

然而，鬼影幢幢的又何只中大？如果說今日仍然希望，大學是一些可以用作交流學問、啟發識見、煥發精神意志的公共空間，我們也須明白，這些空間大都已給各類文化掮客所僭奪盤據，各建山頭。他們一身名銜，手挽各式貼滿全球機場及航空公司標記的行李箱，昂首闊步的面朝北方，準備大展拳腳，在一片片新開發的經濟文化屯墾區上開山闢地，完成英國人還未完成的工作。不過，無論是在尋利的商品大海中弄潮，還是在追逐權力的波濤中滑浪，標誌 “中大人” 不可磨滅的身份認同的仍是，他們雖絕非手空空、無一物，但依然會在五星級酒店，唸唸有詞的哼起中大學生會歌：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

[1] Readings, Bill (199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1158&group_id=16

這篇文章除了把支持學生報的人、和覺得學生報有問題的人，簡單的二分了他們的身份 (雖明顯不是真確)，另，也把所有中大學生和中大舊生，簡化為全都覺得要「反抗」，覺得「反思傳統」，「公共領域」被侵犯。

當然絕對明白真的有中大學生/舊生這樣想，不過，在那一「勇於認錯」的聯署上，那些中大學生和舊生(當然還有教職員)，分別是456 和1492 , 到底全都是冒充? 他們的言行不被覺得是中大人? 還是一覺得學生要認錯，你們就覺得他們是搞事份子，就是要「反抗」的對象 ?

網上也流傳一封由一名中大舊生向編委發出的「勸導信」，點出他們的問題，勸他們知錯。不過從行文中，看出她是基督徒，可能大家會因此覺得是故不用當她是中大人吧 (因為她沒覺要「反抗」，覺得「反思傳統」，「公共領域」被侵犯 )

我只是想知道，你們對這些也是中大人的看法怎麼樣。

一代不同一代, 很難說..
在我心目中, 中大會出現許多古古怪怪,離經叛道的同學..
正常情況,我們已習以為常, 不會覺得那些東西有什麼問題, 不過見仁見智,
所以我都猜不透為何現在的中大生對人獸交或亂倫等東西那麼大反應.因為他們編委會並非強逼你去接受,或逼你去做...
這些東西已是共識....中大變化太大,,許多許多同學都不知來自哪裏...抱著什麼去讀書...
你說究竟學生編委會有沒有做錯?..對我個人來說這條問題根本唔make sense......對於我來說, 問題是編委會做得唔夠抵死,唔夠radical..唔夠令人反省.....
我表態支持他們,其實都唔make sense, 因為我從來不覺得他們的問題有什麼侵犯,不道德, 最多我對他們只有以下的評語,,,,"都唔知想做咩!".."問得咁抵死!" ..."有咁既答案..".."邊有人咁得閒答埋呢d問題."...我們的共識現在去了哪裏呢?

將什麼中大人同港大人來比較，然後又generalize出一D唔同既特質，我覺得唔係好大意思，好容易簡化本質化甚至極端化問題，而且會引起無謂既對立，雖然無人會否認，唔同大學一定會有唔同既文化同傳統。

我反而覺得，有個問題，真係值得大家討論，就係成件事入面，中大學生組織既傳統同老鬼，到底發生左幾大作用？係邊方面？有什麼經驗可以總結。

我既感覺，除了不同形式的聯署聲明外，其實好多老鬼都在用唔同方式發生作用，例如寫文，發放訊息，寫Blog，影響傳媒報導，給學生報提供支援等等。由呢度再繼續唸下去，其實呢幾年中大發生咁多事，真係凝聚左好多唔同界別唔同年代既校友，例如校友關注組，保樹立人，等等。怎樣整合呢D力量，以便日後有事發生時可以呼應支援，真係值得大家唸唸。

安徒所講既自由主義傳統，如果真係有呢樣野，而家係中大剩得幾多，其實要秤秤，唔好太過樂觀。學生組織係怎環境，大家心知肚明。中大校方愈來愈多大計，一鑊勁過一鑊，又當學生組織校友係反動人士，有咁黑箱得咁黑箱，真係要抗衡，需要好大力氣至得。而且經過呢次慘敗，校方會痛定思痛，定係變本加厲，大家真係要放長雙眼。唯一肯定既係，佢地一定唔會當班學生係學生。

Our author has written a very interesting article. Even if you do not subscribe to his analysis--if there be any--you will not fail to be entertained by this felicitous feast of descriptions, most insistently offered. Let us review some of his offerings: "東施效顰", "一場子虛烏有的模擬戰事", "一幅聖戰圖像", "向本地輸入道德聖戰的實踐", "他們的環球戰略", "道德聖戰衛士", "道德歇斯底里反應", "聖戰祭禮中的犧牲羔羊", "徹頭徹尾的犬儒主義", "空洞的批判", "民粹主義式操作", "地上的公義", "精神的救贖", "喋喋不休，焦灼、虛怯卻又無能的道德聖戰的喊叫": What a feast indeed! Ev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nnot match its elegancy.

The disciple of Gramsci has a simple story to tell: Bismarckian Kulturkampf, American Culture War, now comes 文化戰爭 HK style. But the last is the most absurd and most unnecessary, according to our author; there would be no culture war, had not the conservative Protestants in this metropolis tried to "mimic"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文化戰爭的出現，" he wrote, "反映着美國社會的獨特問題。香港也有着本身獨特的文化處境和思想淵源，本來就沒有一種合適的土壤和必要，發動一場模擬美國「宗教和世俗」對抗的文化戰爭。然而，因為香港某些人和美國教會的利益和信念上的連繫，在這幾年來，竟也有人想東施效顰，以對抗邪惡的「聖戰」心態，在本地也發動這一場子虛烏有的模擬戰事。在這些試圖自美國橫向移植他們的「宗教Vs 世俗」對抗圖式中，他們以「世俗」為敵，杜撰一個名為「世俗化霸權」的東西，並把自己幻想為受逼害的「宗教人士」，被世俗世界逼迫他們放棄他們的「宗教生活」。" Our author seemed to believe that the war--let us follow him to call it that--is all a unilateral undertaking, driven by a Protestant fancy of the hegemony of secularization, a self-imposed victimhood, a most unthinking paranoia. The description points then clearly to a War Guilt Clause: The Conservative Protestants are to be fully Responsible for the War.

For one who believes strongly that HK "本來就沒有一種合適的土壤和必要，發動一場模擬美國「宗教和世俗」對抗的文化戰爭," the war guilt is of course obvious. But for those who believe otherwise, the cause of the war is not that straightforward. Our author, steeped in his description, cannot help offering something like a conspiracy theory to account for the motives of the conservative Protestants: "香港某些人和美國教會的利益和信念上的連繫" has led them to "東施效顰", to wage a "子虛烏有的模擬戰事." Whether for real or for fantasy, our author even called these Protestants "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 commissioned to implement some so-called "環球戰略."

I do not know whether a disciple of Gramsci must needs look at the world this way. But in going through the felicitous feast of descriptions, we seem to discern a grain of paranoia, not only on the part of the Protestants (according to our author), but also on the part of our author himself. He has been very anxious to prove--by descriptions at least--that the War Guilt Clause stands to reason, that it is they (read: those conservative Protestants) who are the sole trouble-makers here, and it is we (read: these enlightened/progressive/radical people warming towards a cultural-study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who are the good guys, most innocent, yet most compelled to fight against the guilty party. According to this picture, HK society would have developed in a healthy way--had the guilty party not attacked us. Of course, that healthy way--that natural way, or that noraml way, if you will--i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e way most favored by "us," the good enlightened/progressive/radical people. We, our author seemed to suggest, wanted no war; and absent the war, society would go our way healthily. The guilty party, not surprisingly, must beg to dissent.

Our author felt very free to praise us--at least a small group among us--while offering his feast of descriptions: "中大人承繼中國五四運動，思想無禁區的精神，反封建、反禮教約束的警覺系統，對個性自由、表達自由的價值執著"; "最強的進步主義傳統，最持久的反叛精神，學生報更是最具開放、前衛、實驗精神的象徵;" even civil society seems always to be on his--or our--side: "公民社會正是為反對陳腐的道德和宗教獨斷而建立." In brief: we are truly the good guys: only they are the war-mongers!

This straightforward division between "them" and "us" sets us up on very high; so high that our author seemed to have forgotten that on campus at least, if not in society at large, the most enthusiastic advocates of change, the most fierce champions of "new perspectives," the most impatient mongers of the latest theoretical fashion from Paris or Frankfurt or New York or Baltimore, are not the guilty party; the most dexterous speakers of subversion, deconstruction, dislocation, displacement, trace, supplement, hegemony(!), are a diffused but discernable army of writers and academics, who often do not hesitate to use the most belligerent descriptions to articulate what they purpose to teach or to do: they mean to change HK culture in certain concrete ways (read: their ways). They talk in ways that ordinary citizens, let alone the guilty party, find very alien and alienating: they can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jargonizing the world in the High Parisian Manner. Day and night they try to lead people to abandon one set of descriptions in favor of another, and thereby to enter a different cultural universe. The mean, in short, to wage a war, albeit a different war.

This army of writers and academics, being good readers of the Eleventh Thesis, do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When civil society--always a misty face to look at--seems to be furthering their vision, they will the most eagerly embrace it and approve it: "Let it flourish!" But when civil society--again that misty face--seems to be going the other way, they will say: "Hark, there is the guilty party again, destroying all that civil society is meant to bring about! This is no civil society! No!" So when we read that "公民社會正是為反對陳腐的道德和宗教獨斷而建立" (but really? not even Habermas or the Habermasians would accept such a thesis), we ought to take it to mean that civil society is civil society, not when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exhibit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but only when cultural evolution falls in line with a certain view: all else must be deemed "陳腐的." The high moralism behind descriptions such as this is not hard to discern.

In offering the War Guilt Clause, our author seemed genuinely to believe that this culture war HK style defies completely the common suspicion that wars are rarely unilaterally waged. But one cannot understand even the onset of the German War of 1939, let alone the German War of 1914, by looking at Germany alone. Our author has been very reluctant--here as elsewhere, perhaps always and everywhere--to consider a little more carefully, and a little more vicariously, how the guilty party may be thinking--and thinking bona fide--of the cultural condition of present-day HK. The guilty party does not subscribe very much to High Parisian Manner for sure, and it does not accept all talk of subversion, of freedom, of emancipation, of this de- or that post- as necessarily good things. The term "decadent" has no less certain a meaning for the guilty party, than has our author's happy term "陳腐的" for him. But our author would have none of this. For him, the healthy road of civil society (by which he means the desired outcome) is crystal clear, and the assignment of war guilt beyond all doubt. What is left to be done, is to offer more theory (or Theory), more felicitous feasts of descriptions, and more all-out condemnation. But one might wonder, whether this combination of offerings might not in itself--when repeated day and night--be a most clear declaration of war.

We must thank our author for the felicitous feast: it is at least much more elegant than many like feasts offered by the guilty party. But we cannot quite thank him for what he might take to be an analysis. To think about the Germany of 1914 with a War Guilt Clause high up before one's eyes is already half-blind; to offer a gloss on that Claus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Europe of 1914 is blind through and through. But war guilt clauses are, I submit, very marketable on this Forum--so are routine "applications" of certa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satisfying that demand, our author has already done a rather good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