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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戰爭與道德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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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風波,發展至最近有人集體向影視處投訴,認為《聖經》亦應被評審為不雅刊物。爭論的激烈,遠超一般人當初想像之外,亦象徵性地說明了,一場不宣而戰的香港本地「文化戰爭」(Culture War),已踏入一個重要的關鍵時刻。

「文化戰爭」這個詞,原本來自卑斯麥時期德意志帝國與天主教教廷的對抗,後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亦認為無產階級如要取得勝利,關鍵在乎打破原來統治階層的文化霸權,更要在傳媒、教育、群眾組織上,贏取一場文化戰爭。

九十年代,美國學者James D. Hunter 以「文化戰爭」為名著述一本書,分析美國在新保守主義急速冒升的時代,文化政治上不同力量之間,重新結盟整合和相互對抗的情况。他將這場對抗名為「正統派」和「進步主義者」之爭,也有人把這場對抗,形容為「世俗進步主義」和「傳統主義」之間的對抗。對立雙方分別在墮胎、槍械管制、同性戀、刊物及影視品審查、毒品、性教育、死刑、獨用英語教學、及一系列種族、移民權利問題上拉開戰幔。

東施效顰打一場子虛烏有的戰爭

美國是一個以基督教為主流信仰體系的國家,有着它本身錯綜複雜的宗教歷史,自己獨特的傳媒生態、知識傳統和校園政治。文化戰爭的出現,反映着美國社會的獨特問題。香港也有着本身獨特的文化處境和思想淵源,本來就沒有一種合適的土壤和必要,發動一場模擬美國「宗教和世俗」對抗的文化戰爭。然而,因為香港某些人和美國教會的利益和信念上的連繫,在這幾年來,竟也有人想東施效顰,以對抗邪惡的「聖戰」心態,在本地也發動這一場子虛烏有的模擬戰事。在這些試圖自美國橫向移植他們的「宗教Vs 世俗」對抗圖式中,他們以「世俗」為敵,杜撰一個名為「世俗化霸權」的東西,並把自己幻想為受逼害的「宗教人士」,被世俗世界逼迫他們放棄他們的「宗教生活」。

他們為了構作一幅聖戰圖像,自然要以樹敵的修辭策略,為自己打造一個敵人,這些幻想出來的敵人,名為「極端自由主義者」。他們的罪名是在公共領域「去基督教化」、鼓吹墮胎和把同性戀變成人權,他們甚至設想,當今世界的孩子們是被「極端自由主義者」們逼着灌輸了「同性戀意識形態」。所以,他們要起來反抗,抵抗世俗主義者的侵襲。

不過,這種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為了證明香港社會也存在這種所謂「世俗化霸權」,以向本地輸入道德聖戰的實踐,卻為他們的環球戰略,作了本色化(本地化)的改造。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譁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喧染道德恐慌。過去一兩年來,除了例如反對立法保護同性戀不受歧視的主戰場外,這股道德聖戰衛士超強的製造議題的能力,早已鑽了不少空子,使社會大眾疲於奔命。

正如一些學者曾經計算,過去一兩年間,香港發生與性問題有關的道德爭議,可說無月無之。問題並不是什麼社會風氣突然急速變壞,而是香港的既有社會體制,在這段短時間內,被這些熱中於挑起「文化戰爭」的衛道之士騎劫。最明顯的莫過於《秋天的童話》這種聲譽本已甚高的陳年電影,都會被「翻炒」指控,頭頂破壞青少年道德心智的罪名。

如果說,包括電影導演、報紙編輯、大學生們在內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在他們眼中都是在衝擊和瓦解着社會的道德底線,那他們持續不斷、譁眾取寵式的誘發香港的道德歇斯底里反應,也可以被視為不斷在測試香港公民社會、公民文化和基本權利的底線。香港人曾引以自豪的公民文化,又是否經得起考驗呢?

正如任何宗教都不應被還原為一些所謂基本教義的簡單原則,而要對應具體歷史的脈絡,宗教方不會成為獨斷偏執的禍源,一個成熟的現代公民社會,也不能避免社會道德爭議,因為公民社會正是為反對陳腐的道德和宗教獨斷而建立。公民社會之為公民社會,正在於它具備包容差異、促進溝通、不斷反思的機制,在爭議中為社會謀取共識,而不是以隨意的公權力、單一的長官意志、獨斷的教條和民粹式的多數壓力,強行為社會訂定道德準則。

傳媒和大學本來就是現代公民社會中公共領域的兩大支柱,讓反思、溝通和探索可以以持續、合理的方式進行。但是,正如德國大哲哈巴馬斯(Habermas)所指,理想的公共領域已隨商品化邏輯的侵進而陷入衰退、扭曲的危機。

民粹式的傳媒運作,公關(PR)化的政治、品牌機器式的治理大學理念,正是上述這種公共領域衰微的表徵。而《中大學生報》事件所揭示的,正是近年香港遭不斷削弱的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危機的一場小爆發。

無意中挑動中大數代「集體回憶」

不斷追逐聳動新聞的大眾傳媒,只顧建立公關形象而忘卻教育本義、大學應有角色的大學當局,做就了《中大學生報》事件中衛道聖戰者騎劫了傳媒,而傳媒又騎劫了大學的一場鬧劇。

不過,道德聖戰者以為可以以幾個中大小子作為聖戰祭禮中的犧牲羔羊,卻沒料到中大當局的過度反應,卻做就機會使被宰殺的一方作出強力反彈。原因在於,他們沒有真正了解香港的思想傳統,香港的文化地貌,他們更不了解中大。

在美國,文化戰爭往往以校園為主戰場,各派在大學為了課程、收生、聘任等問題,持久爭戰,反覆辯論。香港的大學校園,卻沒有這種讓多元文化相互角力的學院環境和傳統。然而大學(特別是中大)卻積累了香港最強的進步主義傳統,最持久的反叛精神,學生報更是最具開放、前衛、實驗精神的象徵。

道德聖戰者意圖走進校園高舉道德大纛,卻無意中挑動了跨越數代整個中大社群的「集體回憶」,觸動了中大人承繼中國五四運動,思想無禁區的精神,反封建、反禮教約束的警覺系統,對個性自由、表達自由的價值執著。連日來,新新舊舊的中大人,相互奔走,連繫聯署,以致爭相辯論,都是爭取修復被原教旨獨斷思維所踐踏破壞的前衛探索、理性反思的傳統,捍衛大學繼續作為公共領域,使理性辯論與反思,可以無畏無懼地進行的空間。

中大人的這種「集體回憶」,正好就是香港過去數代年輕人,反對冷戰年代黨國操控的制式教育,抵制殖民地的愚民教育,所積累而來的自由主義精神財富。從保護這份現代中國青年,珍貴的自由主義精神遺產的角度看,中大人是受得起考驗的。

對於公共領域的「沉淪」,香港版本的道德聖戰者的反應,其實是徹頭徹尾的犬儒主義(cynical):他們對之一方面進行空洞的批判,一方面卻又利用這種傳媒的民粹主義式操作,以千倍放大鏡去揭示大學生的道德醜聞。

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傳媒引導的輿論,可以在數日之內,翻雲覆雨。這些聖戰者們不明白,譁眾取寵的傳媒運作,所依循的是民粹主義邏輯,它是一把雙面利刃:它的核心原則是「反精英主義」。所以,它可以無限放大性醜聞,以詆譭「精英」大學生的形像,也可以急速放大大學當局的笨拙反應,以令庶民享受揶揄更大的大學精英體制所帶來的快感。箇中雖然弔詭,但並無什麼精神分裂,可笑的只是有人「搬起了石頭打自己的腳」。

在中國數百年綱常禮教、黨國道德禁制的歷史,和在道德偽善充斥的現實陰影下,香港的可貴,正在於這裏那怕是半吊子的自由主義俗世活命空間。這是地上的公義,也是精神的救贖。香港人的社會道德前提和底線,正建基在如何維護這個空間,而非如何建立一個克己復禮的清教烏托邦。

任何教育工作者都應知道,道德能力的培養,在乎聆聽與關懷,不在乎行使權力的淫威。香港的基督信仰者,有身體力行,致力普世價值的實現,有玆玆不倦,致力傳揚福音。香港人希望聽見的是仁愛、寬恕和正義的福音,卻非那種喋喋不休,焦灼、虛怯卻又無能的道德聖戰的喊叫。救救孩子!哈利路亞!

2007-05-20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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