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10月1日，《我不閱讀》專頁上載了銅鑼灣街頭一個男人手持黃色氣球，小孩伸手想觸碰的相片。「在Great George Street，近句鐘，封鎖線前黃色大氣球高掛，市民都認得這是媒體報道的『警察看見都害怕』的黃氣球。一個氣球，大家不謀而合想像成月亮。月亮，中秋，團圓，漂浮，12這數字。只有警方覺得是『挑釁』，如臨大敵。」描述文字如是寫道。
「一人媒體／獨立採訪／流動二手書攤攤主，認真拍攝、採訪、寫作和記錄」，這是《我不閱讀》的自我介紹。自去年開始，這個專頁不時上載抗爭現場烽煙四起的相片，配上富有情感的文字。與傳統媒體不同，讀者總會在《我不閱讀》的文字窺見作者身影，還有對運動的所思所感。
「這不是新聞報導，只是作為一個香港人，把前線的二三事記錄起來。」獨力經營《我不閱讀》的90後女生Erica.T，在最新出版的記錄結集《在浪裏》這樣說。
走上記錄者的路
Erica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記錄者。去年6月反送中運動爆發，當時25歲的Erica也與許多香港人一樣走上了街頭。但投身運動以後，她漸漸發覺，抗爭中有些真相和細節容易被忽略，「需要用文字去令更多人知道」，於是決定成為一個記錄者，將相片和文字發表在自己經營的二手書攤《我不閱讀》專頁。
此前一直用手機拍攝的Erica，從朋友處買來二手單反相機，還未完全學懂如何操作，便走上前線。她記得第一次較為正式記錄是7月21日的上環，那時她被催淚煙燻得幾乎暈去，臨急臨忙在急救站領來一個「豬嘴」，站在記者堆之中望着警方與示威者的激烈衝突、橡膠子彈連珠炮發，「覺得四面都唔安全，驚到手震」。
2019年7月21日，上環。（受訪者提供圖片）
那次經歷令Erica非常震撼，訝異香港竟有一日變成戰場。但她沒有因此退縮，反欲走得更前：「覺得我已經衝到咁前，其實以後可以更加前。」自此之後，她更積極投身採訪，周末的大型示威遊行，能夠抽空的都會去，平日遇上重大的事件，便會請假出席。從沒正式接受過媒體訓練，就請教現場結識的「行家」，學習攝影和採訪的技巧。
但運動裏的連場衝突，令同時全職任文化工作的Erica不勝負荷。有好些日子，她晚上採訪完，睡幾個小時便要上班，帖文未能即晚寫完，就留待第二天分好幾次刊載。整晚隨示威者和警察奔走，令她體力近乎透支。在旁看着的同事形容，她每日面青口唇白、魂遊太虛，工作到一半會走進廁所嘔吐，只能「頂硬上」。
身體的疲憊尚在其次，更甚的是精神的創傷。多次近距離目擊各種警暴、被捕畫面，令Erica情緒崩潰。有好幾個月，她失眠、發惡夢，夢裏都是催淚彈、警棍敲打的聲音，需要看心理醫生；有時遇到防暴警察突然衝入商場，便要逼自己入廁所冷靜。
如此辛苦，為何仍要繼續採訪？Erica幾乎想也沒想就回答：「唔採訪你會更難受，因為你冇辦法見證、目擊呢啲嘢。」
（受訪者提供圖片）
在槍林彈雨中記被掩蓋的情感
關於採訪，Erica說：「我有樣堅持，就係要企得夠近」。不知哪裏聽來著名戰地攝影師Robert Capa的名言：「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是因為你不夠近）」，一開始走到示威現場，Erica便堅持站在示威者的第一排。
第一排，即示威者的傘陣之下，警方的「人群控制設備」射來自是首當其衝，有時後排示威者發動「攻勢」，也會不慎受傷。如此危險，Erica卻從沒想過退後——「因為你企到最前，你影嘅嘢先會同人哋唔一樣」。
Erica曾被水炮車藍色水射中，全身刺痛；也曾被橡膠子彈擊中大腿，差不多一個多月才完全消腫。至於胡椒噴霧和胡椒彈，更是家常便飯。（受訪者提供圖片）
蹲在前線示威者中間、一同承受槍林彈雨，Erica看到的是在後排未必能覺察到，前線「真係條命都可以唔要的神情」。像一下子背負記錄歷史的重任，她總是想，「有咩畫面會係香港人覺得重要的記憶」、「有咩係你記錄唔到，佢哋就一世都唔會知道的moment」？
於是，她記下示威者幫對方戴頭盔、勇武情侶「耍花槍」、「火魔法師」在傳媒鏡頭面前不敢「作法」……當主流媒體對示威者身手敏捷地拾起催淚彈還擊的畫面趨之若鶩，Erica說，她更想留意雨傘之下，前線示威者的對話和情感，一些很容易被掩蓋、瑣碎細微的事情。
2019年11月2日，上環。（受訪者提供圖片）
沒有「中立」 作為社會公器的文字
在Erica筆下，前線勇武總予人善良、純真、可愛的印象。她不諱言，一切都是「主觀記錄」。
「我覺得冇中立呢樣嘢。點解我講主觀記錄係因為，無論你攝影定寫嘢，都係呈現我哋嘅內心、感受、我哋嘅立場喺邊。」Erica說，每一則帖文的內容都是最真誠、最有感而發。比起記者必需作為「全知者」的「客觀報導」，她更傾向以「記錄者」自居，「我係想局部啲去睇件事，再交畀歷史去組織同拼湊。」
對Erica來說，記錄的意義除了「拒絕遺忘」，也是作為「社會公器」回應時代。「我寫完出來嘅嘢，讀者會因為佢嘅情感而去吸收、代入再消化」，當引起的感受夠強烈，便可能轉化為一種實際的行動回應社會——無論是「救手足」，抑或「對抗政權」。
但主觀記錄、拒絕客觀中立，豈不是成為一般「藍絲」和警方口中的「假記者」？Erica承認自己身分模糊，作為「記者」、「公民記者」還是「記錄者」應交由讀者判斷。但她同時清楚，自己是在現場做「記錄」的工作，不會跟隨叫口號，也不會盲目按示威者要求刪除某些「大頭相」。
「我兩邊都係如實記錄」，Erica就曾訪問支持「廿三條」立法的街站，將支持政府和警察的聲音呈現。而當《我不閱讀》獲得更多人關注後，她亦更有意識地審視自己的報導——「因為做嘅嘢有咗影響力，就必須有個承擔，唔可以咁多犯錯、或者意氣用事的說話」。
無後台的一人媒體 遇打壓只能「自己啃」
《港區國安法》落實後，Erica對一些口號的描述和用字更敏感，但影響更深的，是警方上月底收緊「傳媒」的定義。在新修訂的《警察通例》下，警方只認可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NMIS）」及「國際認可及知名」的新聞機構，換言之，像Erica這樣的一人媒體，是重點打擊的對象。她批評警方的做法已不是「收緊」，而是直接剝奪「第四權」，她在專頁寫上：「最有資格定義誰是記者的，只有他本人和讀者群。」
相比起反送中時掛上記者證、穿上反光衣就能採訪，Erica變得更謹慎。10月1日當日，她收起反光衣，一身深色打扮混在人群當中，只用手機拍攝。好幾次她與警方圍封傳媒和市民的橙色膠帶擦身而過，匆忙記下觀察與感受，逗留數小時便離去。
Erica認為，警方對待傳媒的態度越來越不客氣，甚至將之當成敵人，現在「你着反光衣、有記者證，唔代表你受保障。」像她這樣的一人媒體，雖然無傳媒機構的製肘和政治審查，可以不帶前設地獨立採訪，但若不幸被發告票甚至被控暴動罪，沒有公司的支援，也只能獨力承擔。
2020年10月1日，銅鑼灣。（受訪者提供圖片）
報導非主流議題 為弱勢發聲是職責
但Erica沒有想過退下火線。去年理大圍城一役後，街頭抗爭漸漸減少、傳媒拍下的畫面越來越相似，Erica也一度疑惑，該如何記錄下去。可她漸漸發覺，「日常都係抗爭」，經歷完轟烈的社運，還是需把眼光投放回社會長久以來的不公之中——尚有許多無話語權的人，需要記錄者發聲。
於是，自疫情開始，她寫沒有足夠口罩的清潔工，也開始介入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IC）羈留者抗議無限期關押的絕食行動、元朗橫洲收地等議題。CIC的聲援行動，她都盡量抽身參與採訪，也堅持親身探望絕食者；橫洲收地，她不甘只著眼於「大樹菠蘿節」，也密切跟進收地守村的狀況，記下村民的故事。
Erica有關清潔工的報導在社交媒體獲得巨大迴響，事後多人打電話去清潔工人職工會捐物資，也私訊Erica問如何能幫忙。（受訪者提供圖片）
「筆錄是活生生的，每一位羈留者的生活都是真實的。」Erica仍像記錄抗爭一般，走到最前。她以滿有情感的筆觸，寫暴瘦十多公斤、已寫好遺書的絕食者、在生理期無法更換內褲的女尼泊爾裔前羈留者，和從不缺席抗爭的甘浩望神父，也寫被政府強行收地的橫洲內，懷孕的母狗、自給自足的農夫，和失根的老夫婦⋯⋯
這些在主流媒體中篇幅不多的報導，通通成了《我不閱讀》報導的重點。背後原因，對Erica來說自然不過：「作為土生土長香港人，作為一個從小關注人權、關注弱勢的人，你知道你手上可以運用文字時，就會投身呢樣嘢」。畢竟老土那句，為弱者發聲，是記者職責。
Erica在報導CIC絕食者的故事後，收到一名CIC職員的「千字文」回覆，逐一反駁當中的「不是」。Erica笑言，雖然該角度很「藍絲」，但透過與該職員一來一往的溝通，仍喜見公共對話的空間被塑造了出來，促進溝通和公民社會的建立。（受訪者提供圖片）
以女性角度出書 每人都是時代洪流中的波瀾
反送中至今逾一年，Erica最近將去年的記錄整理結集成新書《在浪裏》。新書以唐紅色為主色調，海浪為意象，取名「在浪裏」，是寓意每個香港人共同在大時代的洪流中被推着走，雖似是不由自主、也無法逆流而行，「但你已經參與喺入面，你已經成為一個小的波瀾或者阻力」，他日或能掀起巨浪。
新書強調由女性角度出發，Erica認為，女性的情感較細膩，能觀察到細微的東西，並以相對柔和的方式表達出來。加上大學以來便參與同志平權運動的她，有感在運動中，性／別議題往往落在次要的位置，如「你老婆係水炮車」的口號令她倍感刺耳，故望能透過書寫運動中的同志和女性參與，將這些議題重現公眾眼前，令有關性／別的話題不再流於仇恨和侮辱。
Erica在書中記下，7.27元朗遊行，網民曾討論要不要向祠堂扔染血衞生巾，但最後為表尊重女手足，計劃取消。（受訪者提供圖片）
在「反送中運動」告一段落的今天出書，Erica說，這可算是一個時期的小結。在前線目睹警暴卻無能為力、與示威者相識又失去聯繫，Erica承認，一直都有某種作為記錄者的內疚。但是，「如果有啲事你冇辦法、無能為力，咁你喺日後嘅生命裡面一定會搵啲力量去補償。」以文字記下創傷、記下運動中的重要時刻，對Erica來說就是這樣一種療癒，「我一路寫落去嘅動力係一種治癒，對自己同埋呢個荒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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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爆發距今一年，Erica坦言自己成長了不少。以前二十出頭時有改變世界的宏願，現在她更想專注做好自己，紮根、鑽研本土議題，向深度報導的目標進發。要辭職做全職記者還是繼續做「文化人」，Erica還不敢妄下結論，但她覺得，自己總會是一個行動者，而行動者可以有多種形態。
畢業後曾在東南亞流浪三年，回港後擺流動二手書攤，再輾轉從事文化工作、成為記錄者，Erica笑說，去年最絕望時，曾想過返柬埔寨耕田，「屌，（香港）同軍政府一樣嘅」。但她最後還是沒有離開。「可能係⋯⋯喺危機裡面你會想搵到一啲意義」，眼見運動中港人併發出的創意、能力與意志，還有這小島上她鍾愛的文化底蘊和藝術氣息，Erica微笑：「係鍾意香港嘅，如果唔係唔會留啦。」
在恐懼的籠罩下，每個人都似是身不由己，但記取抑或忘記從來都是選擇。問到Erica堅持下去的理由，她沉思了一會兒，笑着吐出一句：「因為大家，好似你哋咁都冇放棄囉，係咪咁講。即係如果你哋放棄嘅話咪繼續做港豬囉，你哋（記者）都唔係繼續執筆影相啦喺咪。」
「你唔會叫到一個好有社會責任或者社會道德感嘅人去不問世事。已經冇辦法返轉頭。」
Erica說，反送中以來其中一個最深刻的片段，是去年11月中大二號橋衝突，有年輕示威者朝橋下吐露港公路守候多時的家長車大喊，「走啊！你哋走啊！」但遭一眾「家長」拒絕。「我就覺得真係好香港囉，你唔係同一個地方、同根同生，你唔會係咁。」（受訪者提供圖片）
記者：黃蕊獻、湯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