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高鐵財委會後立法會現場,論記者與警方

廣告

廣告

是次以香港獨立媒體特約記者身分,跟足兩日,但因同事眾多,我個人不想再費力去報導反高鐵那邊,才第一晚去了撐高鐵那邊,第二晚留守立法會,豈料一留守就留至00:51,跟一眾記者困在立法會記者室。

正好就是跟記者行家一起被困立法會記者室(因立法會北閘下閘,南邊警方不讓出去),聽到有記者(我確認到有《星島》、《大公》、TVB)不斷叫「快點衝突啦!無野拍呀!」跟以前做明報的朋友同老師談起此種情況, 他說「總有人係期望出事交Assigment,見怪不怪」。有人認為記者渴望見血交功課,製造輿論,但這個新聞的生產過程又何如?

下了北閘的立法會
(圖:下了北閘的立法會)

集體被困的官員
(圖:集體被困的官員)

記者的角色是甚麼?
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在內外面記者對很多事件詳情都不盡了解,包括了噴射胡椒噴霧一事,往往是我們在人群中的同事先回報,他們才知道;亦因我們較清楚高鐵的資料及菜園村始末,會主動來過料予他們。

記者往往是身在一個資訊高速流動、事件不斷變化、身邊官員及議員也不斷流動的空間中,要找出一個稱之「中立」的落腳點,誠不可行,亦難以顧全所有細節,必須要靠一些預早編好的「天書」或Guidebook或Factbook,才能生產報導。

我記得有記者在記者室大叫:「到底是何時政府提出395億的數字?快點給我查公司的高鐵Guidebook!」,我說:「不用了,是06年8月,但我很可能記錯,請你們查證。」後來我再翻查資料,果然我是弄錯日子,實是08年4月22日(見:香港政府. (2008年4月22日) 廣深港鐵路明年動工 涉資395億. );另一次是同一個記者問其同事:「Eva(鄭汝樺洋名)說甚麼延長菜園村登記期至二月底,登記甚麼?」她的同事答:「登記賠償...」我即時回應:「不是,是一如市區重建時凍結人口,計算受影響人數及戶數及單位大少,方計算賠償。」她們又說:「你看,有資料性問題就問他們吧,他們比較清楚。」

沒有中立,只有合理
另一種看法是,記者始終不能中立也要寫得中立,只是緣木求魚,不如索性挑明立場。這次事件我們很明顯見到傳媒各自歸邊,亦有人批評《明報》搖擺不定,自相矛盾,卻忽視了《明報》以至其他報紙中人在撰寫報導時的掙扎。

在鳳凰衛視工作的同學曾告訴我一個小故事:在其公司,來自內地、台灣、香港的記者,經常互相明爭暗鬥,爭持要放多少篇幅在三地的新聞、用甚麼角度、甚麼取態、甚麼方式剪輯,由此單批評鳳凰衛視是暗地裡親共,她不反對,但那只是老闆的取向,一個新聞播放之前,背後的事情從來不到老闆說了算,於是有人認為鳳凰經常搖擺不定,天天試底線,其實是看不透Press Room的實況。當我們見到內地傳媒努力在框框下嘗試尋找底線,有否想過這種事情天天在香港的傳媒中發生?

至於因為一個新城記者Iris Hui發惡引起記者在Facebook討論,更大的爭議點實是她有否看到在衝突背後更多的東西。一如徐岱靈言,「但我總覺得,記者要先反省自己有否做好社會公器的角色,有沒有心思在那幾十秒內將非主流的東西說明。」現場的情況沒錯是實在混亂得可以,太多事情在發生,但如果不視之為一份assigment,嘗試花多點時間理解,或是示威者、反高鐵、撐高鐵、甚麼人...肯理解多點記者要在一晚時間(電子傳媒更短,剪片比處理文字更難)完成一份清晰、有條理、又要「中立」,噢,那沒可能,記者只能報導他/她所了解的、見到的、理解的事情此。可能大家也要回想一下中小學時老師的說法:多看幾份報紙。

在立法會內我跟同事曾經就報導的字眼斟酌(皆因編輯們都身在運動中間,有多少時間可以批稿?),有同事想寫「保皇...竄走」,我說應該用回比較中性字眼,當下我們的角色跟記者一樣,是報導立法會內的情況,不是要製造一個建制派議員很差勁(雖然,這是事實)的形象,只要如實報導他們的行為,公眾及讀者自會判斷。我們一定有價值判斷、有立場、有偏見,但只能合理地陳述事實,如何同學言:「如何力求不讓自己的立場discredit報導。新社會運動尊重個人自主,重視自發,抗拒組織和標籤,以後行家們更要適應沒有組織發言人讓你打電話攞料的情況。」一如我走訪撐高鐵大聯盟及陣線,每人都可以是發言人,每人也代表自己,但你總不能把他們「被代表」

借用明報記者覃純健的說法:「我們做這行,應該接受,而且理所當然地認為,世界是復雜,多元,而不是黑白二分的。」

或是如法國哲學家Jean Baudrillard言:波斯灣戰爭沒發生。一切都是我們從自己視野出發,只有representation,經過再建構及重組的「再現」,沒有reality,以事實構成的「真相」。

社運,或認識社運媒體角色
前輩陳曉蕾在文章《社運的傳媒策略》提到一個老問題:傳統傳媒跟社運人士幾近沒有溝通,獨立媒體也是評論多於報導。

為甚麼這一次傳媒要聚焦「暴力」,而非上次世質會議,探討韓農抗爭背後的意義?是因為我們都在香港,他們在韓國,所以我們不理解?或是因為我們在香港,卻連本地傳媒也搞不清楚問題的核心?為甚麼反高鐵會變成「八十後」問題,連曾特首也會說「功能組別跟高鐵是兩碼子的事情」?


(攝影:South Ho)

1/16之後,有人可能明白了問題源於對本土文化和議會民主的反省,但社會浪費時間去談甚麼叫衝撃;或是我們持有政府及議員沒有的文件,為何要擔心被人discredit?

想想,為什麼陳曉蕾要說狠話?

「記者傳統上,都是左傾,新聞系比教育學院難進超過一百倍,起薪點卻少一半甚至三分一二,敢說沒有抱著丁點理想的,不會入行.現在社運界理所當然地把傳媒視為政府走狗,地產商幫兇,是錯的.」

高鐵服務預測
西九龍站
區域快線舊方案
(圖:有些一早已存在的文件,何解最後關頭才拿出來?)

一些小話,也可能是大話(Grand Narrative)
Iris Hui提到1/15晚,「陳朗昇高呼一句:「yeah! 收工!」是我全晚聽到最開心的說話......」- 1/16晚,《成報》行家陳朗昇繼續一直做到立法會關記者室,我們0051離開,他大抵於0052才離開。原因見:基於保安需要,立法會的大門隨時會關閉,記者一旦外出,未必可以再返回大樓。

但必須要提,記者室並非斷水斷糧,實是九點時謝志峰問全部記者有沒有人需要食物,他們會去叫麥當勞;另外之後十點亦有記者買翠華外賣回來(還要是香得要命的咖哩!),只是部分記者太勤力沒有出去。水機到凌晨十二點後方將近無水(我還記得《明報》攝影師說最底的水污濁不要喝!),但一樣有水,不過汽水機在下午五時多已賣清光,林鍵鋒走入來甚麼都買不到。

再多說一件,立法會記者室沒有安裝有線電視,小弟找朋友直播讓記者收看,RTHK同事不停有來觀看外邊情況更新。到0040時,記者已經在談星期日放假能否補回精力,罵的卻不是示威者,是老世仍然要佢地返去交稿。希望大家明白,做記者真的不簡單,我選擇讀完不當正因為身體太差。

因我留在記者室,真的要多謝South Ho幫忙做攝影,自走炮地幫手拍下情況。至少我可以肯定是,警方今次是違反守則,在沒有任何警告情況下就噴射胡椒噴霧。我頗同意他的說法,當他在遮打道影相,有位防暴警察是其同學,影相時大家互相笑一笑;

另外在九點多時,我走出立法會,在警察佈防內跟他取CF Card放相,警方態度亦不甚佳,我挑明是「你已經包圍左我地記者係入邊,係咪搵同事係出邊影相,拿返張卡交assigment都唔得先?」,警方之後亦叫我快點做完走回立法會;之後還卡,他又在遮打花園見到做警察的同學,大家也是那句經典對白:「做野之麻,畀大家方便啦。」

大家也是人,警察在如此環境很多時亦按捺不住,當示威變得輕鬆後,我感覺警察反而沒有那麼緊張,係立法會入面聽到亦只係:當對方無任何行動,警方亦無必要作任何行動刺激示威者。

小結
我很感謝吳靄儀跟我們說:希望你們不要沮喪,你們要改變這個制度。
她當年了議員多年,這次我們深深明白到,她真的很在意、很肉緊這件事, 才會不停質問政府。

另 一樣我很無奈是記者只問議員及卿姐如何評價自己,反而我問卿姐日後會否修訂或解釋財委會會議程序第37a條及議事規則,記者有少少呆了。拜託你們,連卿姐也很不耐煩評價論,認真問問議事規則的問題吧。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