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底下的城市秘訣 [中大學生報先試先行一月號預覽]

[自按：元旦大遊行前港人的情緒一定非常複雜，定必滿腦都是功能組別、高鐵與劉曉波。當我們發現高鐵的問題同時是政改的議題時，香港人亦是時候了解一下政改問題也是一個城市發展的議題。]

　城市發展的新價值觀彷彿正在交纏內捲。從天星、及近日高鐵事件中，我們看清功能組別再度成為阻礙民主規劃的雷池。回顧近年民主規劃的爭議，民間在論述上其實已將固有香港人一套最原始的發展主義信仰打得落花流水，不過在十二月三日工務小組就高鐵撥款，單計直選議員的投票意向，明明是八票反對七票贊成的局面，恰恰就是功能組別這五張鐵票逆轉了形勢，令強調由下而上的規劃自主力量難以發揮。功能組別的廢存，除了是政改的問題，彷彿也暗示著一個「城市發展」的問題。

城市發展與政治空間

　我們往往欠缺大量的想像力將城市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空間的勾連起來：過往，關注城市規劃的一群看似與推動政治改革的一群老死不相往來，有時會心怕在傳媒上議題蓋過對方；近年才開始發現，不少城市發展的議題，包括市區重建、未來規劃、文化保育等議程，原來都暗地裡受這群平時甚少參與討論，但投票時刻能及時出現的利益組群決定。我們開始理解，狹窄的政治空間是引致建制內對城市發展討論嚴重落後於民間的主因。

　然而，到目前為至，我們似乎仍未發現一種具時空深度的觀點足以超越當下有關功能組別問題的失語。為何我們不倒過來想想，究竟過往城市發展過程如何形塑了今昔香港的政治空間？與其說政治空間不容納新城市發展價值觀，有沒有想過諸如立法會的議席分佈、政府架構的設計是如何「發展」出來的？這種認識其實普遍不過，老嫗能解。沿著《香港地產業百年》一書的思路，我們已能察視地產利益如何在本地發展過程中一步步向港英／特區政府滲透，導致我城當下許許多多委任制的存留和還魂，並設立了有利地產商發展的相關法規及機構（如市區重建局、發展局這部統領規劃地政重建工務基建的龐大機器），以及用以粉飾地產利益的機關（如經常強調「環保建築」的可持續發展科）。這是我們認識城市發展的過程如何局限當今政府城市政策的入門。

　城市發展過程不只是地產業的歷史，我們需要探索比以上「官商勾結」複雜一點的本土沿革。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提出過用以分析城市發展中資本累積空間流動過程的資本循環線路(circuits of capital)概念，城市資本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是一個複雜的線路原理，涉及的角色不僅是馬克思所提這套「M-C-C-M」(即資本家投資、賺錢、再投資)的累積過程這般簡單。實體城市內的累積並不只是耳熟能詳的工業、土地資本累積，我們還可見到本地工業及土地發展以下孕育的工程、建築、測量、規劃等形形色色的協助發展的技術資本，構成了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既得利益團體，同時形成了不可或缺的潛在政治勢力。

　在英國殖民管治傳統下，這些技術資本所衍生的官僚極為備受推崇，他們不僅擁有比起其他國家更為專業的名份 （具有「師」之名譽），每年政府更會獲取龐大的公帑，邀請他們當顧問、攪工程、做研究。源於18世紀查爾斯鎮(Charles Town)英式殖民過程而成形的「偉大模型」(Grand Modell)管理，四種職業是需要列席在談論殖民地發展的會議的，包括1) 測量師； 2) 工程師； 3) 規劃師； 4) 醫師；而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再下一城，指出現代管治學中的分類，社工、律師、教師亦是實現有效現代管治不可多得的構成部份。他們一方面協助搜羅殖民地資料數據、生產技術知識推動發展、更要維持殖民地的空間及衛生秩序與安全。就此．他們成為了港英時代權利雙收的特別階層，既享有獨立及專業之名，又是協作殖民管治的班底。

　在一九八四年發表的代議政制綠皮書，就是英國人將民主「分配」予這群技術資本及旗手，將他們的利益及權力建制化的過程。最早提出的功能界別十二席的議席分佈裡，除了城市發展過程中衍生的資本（如工業界、商界、金融界）得到權位外，技術資本（工程、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醫學界）也雞犬升天，以專業之名涉足立法會，而教學界、法律界、社會服務界這些現代管治的接駁點也當然各有一席。這些植根本地城市發展過程，並且得到港英扶植的資本，在政改中被帶入立法會，完完整整將議會的政治空間瓜分。

統戰的空間策略

　城市發展形塑及改造政治空間的壺底秘訣，中央政府應該比起所有人都要敏感 —— 當九五年彭定康嘗試透過「新九組」方案擴闊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藉以減低中央在回歸後藉著操控城市發展來籠絡政治力量，京官們的「毒蛇」、「小偷」、「娼妓」論述都按耐不住要連珠炮轟，魯平痛罵「千古罪人」更猶言在耳。這種反應，更加反映城市發展的確可以是一種為香港重新營造新政治空間的手段。加上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以來用經濟發展延續政治壽命的管治經驗，染指回歸後香港政治空間的城市方略已經準備就緒。

　統戰工作在回歸之前其實已經進行，中央透過大量開放國土給香港資本修橋搭路、建設廠房，使本地資本不再「本地」，從而親和了工商界別資本的政治勢力。將香港資本的去本地化及再固定，成為增強自己干預香港政治能力的第一步。回歸後特區政府將「新九組」打回原形後，功能組別再度成為政治缺口，讓「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城市發展規劃暢通無阻侵占本地的政府生態。這道秘訣其實並不陌生，正以一種「區域融合」之姿及「粵港合作」的榥子，透過委任不同專業界別的代表為國家政協(如法律界)，透過最新近的「六大產業」，全面將還能固定在本地的勢力 （如教育、醫療、文化及服務業） 統合過來，透過高鐵及其他。大家想像一下，當八所大學都可北上建校、私人補習社在那些「先試先行粵港合作實驗區」建設教育產業，利益當前，張文光的議席會否仍然留得住﹖統戰的空間策略，即藉著粵港合作區域城市發展向一個個功能組別議席統戰的手法，已顯得相當直截了當。

　長篇大論，只求「壺底抽薪」，希望帶出城市發展問題的終結未必是政改問題，因為政改問題同時也源自城市發展問題本身。當我們在思考未來城市該如何發展時，必先要釐清本地政治與城市發展過程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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