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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新會崖山,一個漆黑的晚上。

「啊呀!」「靠你怎麼把我們帶溝渠裏去了!」「我也不知道海在哪兒呀……」

一行人在樹叢中不辨方向的東闖西闖,想着時間快到了,都焦急萬分。

同一時間,在南方的一個小島上,數千人安然來到海旁,靜靜等着程序的開始。

在新會的他們,最終還是找到了海,為那個在中國不存在的人獻上了花,舉起了象徵抗爭、自由、希望的三指。這個畫面,翻過了國家的防火長城,即時出現在臉書上。同樣在臉書上,另外一些帳號正在直播維港旁舉起三指的人群。

然後,香港的朋友們,回家的回家,吃飯的吃飯,很快地回到各自的生活。但對新會的他們來說,那天晚上,就是舊生活的終結。

兩日後的深夜,十數名執法人員來到衛小兵於陸豐的住所樓下將其帶走。約兩小時後,另外十數名公安國保突襲何霖於廣州的住所,抄家拘捕。國保很快也找上了卓玉楨的家,僥倖他當時不在。之後幾日,朋友陸續發現曾去過新會的佛山汐顏、秦明新、劉廣曉和李舒嘉都不見了。

那晚去了新會的人立時陷入惶恐之中。他們只是普通人,有着普通的職業和家庭,躲避執法機關的追捕並不是他們的專長。家是不能回了,但能去哪裏呢?火車飛機不能坐,酒店不能住,因為都要用身份證;銀行卡不能用,手機不能開,社交媒體不能上,家人也不能聯絡,以免曝露行蹤。這才發現,天地雖大,卻沒能躲避黨國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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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很會習慣,從應對塞車可見一斑。

習慣早點起身避塞車、習慣邊行邊吸車輛廢氣、習慣幾塞都要揸車……當然大家都想習慣早些放工避開塞車的高峰時段,可惜亦被習慣準時收工,作罷。

早前林鄭整個400蚊交通津貼,大家第一下反應其實幾 BUY,但一計計數,就知道可獲的資助金額其實不多,再想深一層,補助交通費並沒有解決塞車困局。

從無數次塞車的經驗,我們不自覺地將塞車當成生活習慣,亦忽視了這些習慣就是交通成本,這包括了健康及時間成本。只是大家一直有怨無路訴,只能影張塞車相打卡,再上網呻兩句了事。要改變大家的習以為常,必先要認清其實你蝕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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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鄒崇銘、龍子維:「置業主導」置市民於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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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龍子維:「置業主導」置市民於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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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吸納政治」

1970年代,前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研究香港政制時,提出「行政吸納政治」的著名概念,分析港英政府是如何通過諮詢架構,成功地疏導當時的社會政治矛盾,特別是舒緩了民間對政制改革的訴求。經過了最近多年的政治紛紛擾擾後,看來林鄭月娥致力淡化政治衝突,施政報告正好突顯「民生吸納政治」的策略。

這不禁令人聯想到20年前的董建華,正值回歸之初人心穩之際,他同樣把焦點放在房屋、教育和安老等工作上,力求在民生事務上「大有為」,致力淡化一國兩制下的政治張力。他甚至提出七成市民自置居所的雄圖偉略,唯始料不及的卻是,1997金融風暴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盤,最終主要是經濟、並非政治,導至董建華需要「腳痛」下台。

回顧林鄭上任百多日來的情況,處理DQ議員、政治判囚到大學港獨標語等,無一不是極為燙手的政治炸彈。但她一反前朝梁振英的鬥爭作風,幾近以完全置身事外的態度淡然面對,並全力將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民生事務上。在相當程度上,無論政策最終能否發揮預期效果,「民生吸納政治」的策略,確已經局部化解了積累多時的社會怨氣。

野村證券的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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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議員致函陳健波】要求10月20日財務委員會先行討論如何處理「主席指示」及相關程序

香港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主席
陳健波議員

陳主席:

要求10月20日財務委員會先行討論如何處理「主席指示」及相關程序

我們於今天收到財務委員會兩份交予委員的文件,分別為「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47段就縮短點名表決響鐘時間動議的議案的辯論發言時限」(立法會FC23/17號文件)及「有關主席就財務委員會會議編排事宜所作指示的摘要」(立法會FC24/17號文件)。

我們知悉 閣下計劃明天便會實行所謂「主席指示」,對於閣下漠視財務委員會既有的會議程序,因此,我們予以強烈譴責。閣下在未經正當會議程序下,便企圖單方面宣佈於明天實行上述指示。

我們認為處理「主席指示」的正當程序,應為先交付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之後於財務委員會討論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意見及討論實施「主席指示」的利弊,然後再由財務委員會正式決定「主席指示」的下一步去向。

因此,我們強烈反對 閣下濫用主席權力,違反程序公義,強行於明天實施「主席指示」。我們建議明天的會議應先行讓委員討論如何處理「主席指示」及相關程序。

立法會議員
許智峯 黃碧雲 胡志偉 尹兆堅 林卓廷
涂謹申 鄺俊宇 陳淑莊 譚文豪 郭家麒
楊岳橋 郭榮鏗 梁繼昌 莫乃光 葉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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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伍凱欣(左二)

(獨媒特約報導)中西區區議會補選將於11月26日舉行,東華選區其中一名參選人呂錦强為新會商會小學校長,過去多次選舉中,此選區的票站均設於該校。同樣參選東華選區的民主黨伍凱欣認為涉及潛在利益衝突,今日(10月19日)向選舉主任請願,要求更改票站地點。

伍凱欣指新會商會學校校長呂錦強同為參選人,以該校為票站有潛在利益衝突。她又指學校雖為多屆選舉票站,但位置並不方便,需上落樓梯,希望民政處物色另一票站。

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鄭麗琼指,有學生家長可能是當區選民,以該校作票站不當,又稱有街坊向她反映問題。

明晚6時半選管會將會進行候選人抽籤,亦會公佈票站位置。伍凱欣表示,今次選舉程序比想像中慢,報名一星期後才獲確定提名有效。

民主黨另一名中西區區議員甘乃威亦有到場,他們向民政處代表遞交請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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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就《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提出中止待續,以讓路予下週的高鐵一地兩檢議案,民主派在本週立法會大會,積極發言反對,指條例已在議會獲得共識,忽然抽起是不重視民生,讓高鐵一地兩檢無約束議案先行是「本末倒置」。

立法會今早復會,建制派續採取逢45分休息15分鐘的策略,在每小時首45分鐘「坐定定」,之後讓民主派議員點算法定人數以稍息。今早有較多建制派議員發言,反駁民主派議員的言論。

民建聯周浩鼎批評民主派議員「拉布」浪費議會時間,工聯會陸頌雄亦激動回應,諷「釘書機政黨」進行的民調「都係五五波」(一半支持一半反對),他指如政府不提戍一地兩檢議案,民主派亦會批評不諮詢議會,又指交通便利對民生亦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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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十九大:一個巴掌拍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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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一個巴掌拍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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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軻霖

「打鐵還需自身硬」— 這是2012年習近平作為中共總書記首次公開露面時提出的座右銘。今日回首,這句平實的格言其實一直是習近平規劃的核心。

自掌權五年以來,習近平一直沒有偏離該目標。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他巧妙地利用盡得民心的反貪運動,在中國龐大的官僚架構中,井然有序地拿下每一個敵對派係與利益集團。從太子黨到軍隊、從「石油幫」到國有企業、從共青團到姿意妄為的省領導,每一股潛在內部反對勢力都遭到重創,因「違反黨紀」而被捕、降職及秘密拘押。

習近平也先發製人地打擊中國尚在萌芽階段的公民社會,利用強大的國家安全機器,對準每一位異議人士、批評者、律師、作家、非政府組織,或黨對其效忠不予寄望的批判聲音。打壓行動令中國回到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黑暗日子,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東北一所戒備森嚴的醫院逝世達到頂峰。

習近平在剷除任何反對源頭的同時,也用心在國內建立民眾的支持。通過徹底改變宣傳方式,加上傳統的「思想工作」,在意識形態方面加強對媒體(他著名的指示「黨媒姓黨」)與大學(吩咐要抵制所謂的「司法獨立和普世價值等有害思潮」)的管制,配以無可匹敵的網絡審查(中國網民如今戲謔其為「中國內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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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作者按:與大家分享上週我在中西區區議會,就保育中環及市區重建項目發言的內容。雖然會上只有數分鐘的發言時間,但我預先入了信給全體議員,亦cc給特首、發展局局長及市建局。

2017年10月10日

致中西區區議會主席及全體議員 :

全力監察保育中環及市區重建項目
讓舊城中環成為香港保育的典範

中西區關注組自2005年開始一直致力推動區內的良好規劃及文物文化保育工作,透過動員公民社會的參與,以及爭取區議會及當局的支持,逐步看見舊城中環內的重要文物建築一幢一幢的保育下來。我們深信,保育關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絕對需要透過社會全心全意的投入及妥善的監察去達至盡善盡美。

現時,舊城中環仍面對各種過度發展的威脅和其他影響古蹟的問題。就各項保育中環及市區重建項目,本關注組希望向議會及當局表達下列意見:

聖公會主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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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牛:我們的活的文化歷史,中國人的吉祥物!

黃牛是中國人最早的生活夥伴,中國有農耕社會便有黃牛協助耕作的紀錄,三皇五帝時,炎帝(神農氏)挑選了力大又馴良的黃牛,馴養為人類的開荒耕牛,中國農業社會的文化於是出現。南北朝陶牛,漢唐以耕牛為題材的字畫,香港李鄭屋古墓的陶製房屋,印證了農耕社會早於千年前已出現於本土,飼養牲畜如狗、牛等協助生活。牛隻在香港為農耕社會重要的一份子,宋、明、清三朝近一千年間,中原氏族相繼南遷,以農耕為主,耕地面積漸大,耕牛成為本地農村重要的牲畜,並和先民建立密切的生活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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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參選時曾表示,支持落實《資訊自由法》,但早前公布的首份施政報告對法案卻隻字不提。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及民間團體希望林鄭兌現選舉承諾,在中午開記者會促法改會盡快完成研究,政府早日立法保障港人的知情權。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將在明日立法會大會提出口頭質詢,索取2014至2016年間有關《公開資料守則》的數據,要求法改會回應《資訊自由法》的研究進度及林鄭月娥為訂立《資訊自由法》設立時間表。莫乃光提到,就目前的《公開資料守則》,政府各部門的官員都對這方面的認知不足,大多認為是內部資料和需要第三方同意才披露;較常見做法是拖延一輪便打發查詢的一方。

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指出,申訴專員公署已兩度要求政府更新《公開資料守則》,政府卻坐視不理。他引用數據指,在過去八年間,市民索取資料的數字由2,000宗升至5,100多宗;但去年竟多達118宗被拒絕索取,投訴更多達85宗,反映守則方法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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